中国诗学之精神 - 梅州市诗词学会（原名嘉应诗社）

刘若愚在论中国传统的诗歌观时，先就诗歌本身提出两个问题：诗歌是甚么？及诗歌应该如何写：此实二而为一的有机命题。探讨这些问题除了从文学观点去作解释外，其实也不可昧于传统的文化。或者说，将创作行为或文学作品放到文化的层次里去考察是有必要的，因为诗歌除了是一种艺术实践，它还应该是说明了一个民族的文化特质，表征一个民族的智能；所以诗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是息息相关的。也因此上面的两个问题便不单纯是缘情言志，押韵制作，或体裁格律等答案可以解释得完满。胡晓明的《中国诗学之精神》提供给我们一个较广阔的视角，从文化精神的脉络探寻诗学的发展，以期找出一包涵丰富的诗心。

　　作者先从比兴、意境、弘道、养气和尚意等五个范围论中国诗学的精神方向。就历时性的一面说，始于比兴终于尚意的诗观标示着中国诗学自先秦至两宋的历史进程，就共时性的一面说，这五个部分同时表达一种具中国文化特质的诗学思维。两轴的整体叙述显示了中国人在源远流长的诗史中，对创作问题尽管有多方面不同的考虑，却是源于相同的文化共感，并且缔结成一种共存的特质。除此之外，作者又提出中国诗学之精神原型，包括乡关之恋、佳人之咏、空间体验、时间感悟及吾道自足等各项，意在通过诗歌中这些?久的题材与母题，探讨中国诗人共通的文化情怀。全书颇见系统，虽详略未尽得宜，宋代以前只拈出比兴和意境两项立说，但读者透过此书当可更进一步体认中国诗论之价值与意义。

　　从诗歌的研究中可见文化精神之显现，例如比兴，研究者从汉代经学家的讽谕意图一直论到美学上的情景交融，意义纷繁，旨趣深远，蔡英俊在《比兴物色与情景交融》一书中就曾详细阐述。而此书中作者则指出比兴说诗其实可追溯一种农业文化心态的心理根源，即人与自然的亲切认同；人与自然为一相关相通的整体，共有一份生命，这是中国人的一种仁的情感。用比兴之说解诗，将鸟兽草木作为说理喻意的工具，便是基础于这种仁的情感，晚周人文思想重人间、重俗世的精神亦自其中流露。中国文化的一种特质乃在于天人合一之道；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情与理等要融和相通。从文学的创作实践探寻这种境界，可引述王生平在《「天人合一」与「神人合一」?中西美学的宏观比较》一书中的简单说明，他说文学艺术要达天人合一的境界，有几个要点：

（5）要使创作出来的诗篇得到欣赏者的同感；不仅作者，而且欣赏者也感到诗中所传达的自然情致与自己感到的一致，有感染力。这也就是本书作者自意境的研究中所要探取的境界。无论如何，在这些文学批评的术语当中，我们不只是从文学本身去理解，还更延伸到哲学的层次里去。

　　自先秦至两宋，中国诗学沿着一条以教化感物吟志说诗的道路，发展到体现心性内在的境地，由情感想象而思想直觉；在宋代，诗学重心移入光芒蕴藉的诗心内核，知性美是被体认的一个重要部分，道艺融凝，成为诗歌创作的精诣，及批评的鹄的。唐诗高华浪漫，宋人为在唐诗的艺术成就外另辟新境，在创作上多方思量，然而提出的观点都不离人文根柢，如强调学的重要性。所谓学，除了学诗的本身，及学古人之诗外，还有学问的层次；从经典之中汲取滋养，是成就一个诗人的要素。至于以故为新，夺胎换骨等手法，亦不外是重视思想之出新，传统的掌握是先决前提。作者在此指出新与旧相对，与原有智力水平（胎）比较，诗不再只是抒情，而是一种思想方面的智力活动了。所以宋诗尚理，尚艺术深度，风格之美与人文涵养挂?，刚健拗峭既是诗学上重要风格特征，也是人文精神特征；宋诗人是「借诗挺立士人精神主体」。士人主体之挺立是宋代诗道观的人文特质。作者在通论宋人的诗道观时，举出黄庭坚为文苑、儒林、理学三大传统的人物，在他的身上融和了学术诗艺与理学，这其实也就是宋诗反求诸内的归宿明证，即挺立之所以然。至于吕本中提出的活法主张，南宋以后凡论诗者几乎无不拿出来谈一谈，作者说：「诗人之艺术创造活动，因活法而可与天地生命宇宙之气息息相通」。以诗心接通天地之心，又体合了天人合一之道。要之本书论宋诗学所含之人文精神甚详，除了因为中国诗学之发展始于宋代外，正如作者说，宋也是中国传统诗学之集大成时代。元明清各代所关心的诗道诸端，其因子都缘于宋及以前。此大抵为详略不均之背后根据。

　　中国诗人在写诗时，往往不离乡愁、时间之咏叹，刘若愚在《中国诗学》中列举中国诗歌之基调及主题时，亦大致涉及此等范围，生命有限是古来诗人最是无奈的，故时间的敏感无时无刻不被惹起，由嗟叹牵引的是对生命限度生命价值的沉思与追求，诗人的人格精神也就是在这些作品的基调中透现出来的。本书的后半部分外篇的叙述其实可以更加明晰，语言的刻意有时使简单的道理显得曲折高深，例如谈到诗歌的时间主题，它说：「时间感受，乃是中国诗歌艺术思维的一支极敏感极深细的触角，深深探入生命的底蕴」。作者在「导言」中说，此书是在中国诗之幽深处作出艰难而愉悦的探寻。「幽深」也可能是初读者的一个印象，这是美中不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