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好诗的必备素质----毛　翰 - 梅州市诗词学会（原名嘉应诗社）

　　这首《击壤歌》（15）相传是唐尧时代的民歌。作息的自由自在，饮食的自给自足，天、地、人三者和谐统一，山高皇帝远，帝王的威力和影响似有若无，这充满诗意的田园生活令人神往。作为中国上古的诗歌，历经数千年，至今仍然脍炙人口，其热爱生活、崇尚自由、藐视皇权的主题，应该是一个首要因素。此歌为后世乐道，传诵不已，则是由于社会生活的非理想化，王权帝力的专制统治和苛捐杂税的残酷剥削给人民带来的无尽的哀怨，造成的强烈反差。
　　诗的主题大致有三种，即社会主题、自然主题、人生主题。诗是关怀人的。人有社会本质，也有自然本质。当诗关怀社会、关怀社会人的时候，即具有社会主题；当诗关怀自然、关怀自然人的时候，即具有自然主题。社会主题与自然主题叠印时，即为人生主题。真善美融会于这三种主题中，都可能成为诗的永恒的主题。
　　社会主题的诗为社会抒情诗，即通常所谓政治抒情诗。诗在关注社会时，应该是人类良知和社会正义的化身，关切民生疾苦，政治清浊，忧国忧民，愤世疾俗，表现对美好的社会理想的讴歌和呼唤，对社会现实非理想化的焦虑和不满。从先秦屈原，盛唐李、杜，直至近代龚自珍、秋瑾，中国诗歌的这一主题源远流长。
　　政治抒情诗要想传世，要想避免速朽的命运，先得弄清诗与政治的关系。在政治看来，诗以及一切文学艺术，都应该匍匐在其大旗之下，事君事父般无条件地为其服务。在诗看来，诗有自己的尊严和使命，既不能一概拒绝为政治服务，也不能盲目为政治服务。诗在关注社会时，必须独立自主地审视政治，审视时代，善则扬之，恶则刺之。诗人应该有这样的自信：政治是变幻的，诗则可望是永恒的；政治是世俗的，诗则是不乏神性的；政治可能是肮脏的，诗则必须是圣洁的。诗不可不假思索地为政治鼓吹，更不可昧着良心，阿谀权贵，粉饰太平，欺世愚民。诗人们应该了解，传诵至今的历代诗歌名篇，没有一篇是以阿谀粉饰见称之作。谀上、邀宠、饰非、愚民者或可得逞于一时，决不能得计于永远。
　　最有时代特色的东西，有时恰恰是最有时代局限的东西，速朽的东西。改革开放前出版的文学教程，在评述中国古代文学或外国文学作品时往往有这么一句套话，“由于阶级的和时代的局限……”当代的人们总是自以为正确，自以为是历史的裁判者，却忘了自己也可能不正确，也将被历史所裁判。而曾经充斥媒体的当代许多政治抒情诗的表现是令人遗憾的。作为某种时代精神的传声筒，作为某种流行的政治话语的分行转述，它们往往乘时而作，其兴也勃焉，待事过境迁，其亡也忽焉。试想，上一世纪五六十年代独领风骚的政治抒情诗，如今还有几首可传可诵？改革开放前那些喧嚣一时的颂歌和战歌，如今还有几首可堪卒读？反胡风、反右、大跃进、反右倾、文革……当那些政治运动被逐一否定之后，当“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被重新命名为“十年浩劫”之后，作为那些运动中“写中心唱中心”的产物，不成为殉葬品入土为安岂不怪哉！例如，在乍暖还寒的1957年，郭沫若这样“用鲁迅韵”：“右派猖狂蠢动时，温情那许一丝丝！已将率土成公物，竟有幺魔倒大旗。毒草必须成粪壤，争鸣方好咏新诗……”在天真烂漫的1958年，有这样一首“民歌”：“单干好比独木桥，走一步来摇三摇；互助组好比石板桥，风吹雨打不坚牢；合作社铁桥虽然好，人多车稠挤不了；人民公社是金桥，通向天堂路一条。”在饿殍遍野的1959-1961年，贺敬之这样放声歌唱：“桂林的山啊漓江的水，祖国的笑容这样美！”在十年浩劫中，有这样一首响彻云霄的颂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来就是好……”其真伪善恶美丑，是非曲直，还须留待后人评说吗？由于其主题经不起历史的检验，其作品注定速朽，即便其艺术上不无可取之处，如有句无篇的《桂林山水歌》。
　　诗的主题要有永恒性，面对政治，美刺两端应该侧重于刺。因为在其位谋其政，对于为政者，为政有方是其本分，失职渎职是其罪过。为政者受雇于社会公众，其地位原本是社会公仆，岂有仆人完成了（甚至根本没有完成）本职工作，便要受用许多肉麻的赞歌颂歌谀歌之理？孔夫子关于诗的社会功能的兴观群怨说（16），有一条“可以怨”，却并没有与之对应的“可以颂”，这是意味深长的。纵观诗史，传世者多《离骚》一脉怨刺之歌，却绝少颂圣之作。
　　自然主题，有时是生命主题。这类诗关注的是人的自然存在，其思绪常萦绕于人的生命存在的目的和意义，即所谓“生命意识”，萦回于宇宙时空以及人与它的关系，即所谓“宇宙意识”。表现的常常是生命个体存在的困惑：我从哪里来？我为何而来？我往哪里去？谁与我同去？由于天地悠悠过客匆匆，由于生命个体存在的终极悲剧的阴影笼罩，及宇宙时空的渺不可知，这类诗的情调大都是悲凉的：

　　天也空，地也空，人生渺渺在其中。
　　日也空，月也空，东升西坠为谁功？
　　金也空，银也空，死后何曾在手中！
　　妻也空，子也空，黄泉路上不相逢。
　　权也空，名也空，转眼荒郊土一封。
　　　　　　　　　　　　──[明]僧悟空《万空歌》（17）

　　这一类主题，没有必要回避，也没有必要沉湎其中。没有必要指斥为“腐朽没落的剥削阶级世界观的表现”，也不必因为它是对生命的“终极关怀”，就认为它是诗歌的唯一有价值的主题。生命如此短暂，终点隐约可见，此种悲凉，是人生的悲凉，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无论是皇亲国戚还是草芥小民，只要是人，谁都无法逃脱这种悲凉，死神并不对某一阶级某一种姓格外关照。而既然人有自然的和社会的双重本质，诗就应该有对人的双重关怀，终极关怀和世俗关怀，终极关怀并不能取代世俗关怀。
　　自然主题，有时是自然理趣、自然情怀。如曹操《观沧海》：“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如李白《望庐山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当诗人面对浩浩大海巍巍高山，面对某种让人怦然心动的自然景观，发出由衷的赞叹，这其中可能有着某种社会隐喻或人生感慨，也可能纯粹是对大自然的歌咏，别无寄托。咏叹自然的诗篇，其中有无人生或社会的寄托，并非判别其立意高下的标准。强求寄托，实际上是否定了自然主题的诗。这里的一种令人向往的艺术境界是，“寄意在有无之间，慷慨之中自多蕴藉”（18）。
　　人生主题的诗，或表现人生志趣，如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如杜荀鹤“宁为宇宙闲吟客，怕作乾坤窃禄人”，如黄宗羲“死犹未肯输心去，贫亦其能奈我何？”或表现人生哲思，如刘大白的《旧梦之群（三十六）》：

　　三个排比，精警洗练，道尽人生要谛。也许诗人的原意只是抒写一种人生体验，怡然自得于紧张奋斗后的宁静澹泊境界。我们却不妨把它理解为人生格言，言人生各个阶段当如是行：少年当早立宏志，自我设计，草绘人生蓝图；壮年当坚实施工，抓紧自我实现，构筑理想大厦；这样待到晚年，检阅人生履历，才不至于“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人生主题的诗，更多地表现的是人生情怀，包括亲情、友情、爱情和家国之情等。
　　为什么说自然情怀与社会情怀相叠加，即为人生情怀呢？这是因为人生情怀既有自然属性，也有社会属性。我们大致可以这样说：爱情＝性吸引＋社交的需要，友情＝克服孤独感＋社交的需要，亲情＝血缘＋社交的需要，乡情＝亲情以及爱情友情的延伸，爱国之情＝乡情的放大。性吸引是异性相爱的自然基础，但纯粹由于性吸引而导致的宿娼、恋尸行为，就不能说是爱情了，爱情还有它的出于情感交流、心心相悦需要的社会属性。纯粹表现性心理、性体验的诗，也不属于爱情诗，以主题分类，与其归入人生主题，不如归入自然主题（生命主题）。友情的自然基础在于克服孤独的需要，有实验表明，人在与世隔绝的持续的绝对孤独的状态下甚至难以生存下去。亲情基于天伦，基于血缘，也基于社交，亲人之间，也有一种社交的需要。人是自然的人，也是社会的人，社交是社会人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情感需要，这正是爱情、友情、亲情的社会属性。而思乡之情、爱国之情可以合称家国之情，家国之情是亲情以及爱情、友情的延伸和放大。没有亲人以及爱人、友人（即便他们已经故去）的地方，怕是很难勾起我们的故乡故国之思的。
　　人生主题的诗，其魅力在于志趣高远，哲思隽永，情怀真挚高洁，艺术表达别致而得体。

　　真正的诗人都是一身傲骨遗世独立的。“我也不登天子船，我也不上长安眠（23），姑苏城外一茅屋，万树桃花月满天。”唐寅何其潇洒！而将诗“倒在酒杯里”以阿谀权贵，将诗“插在花瓶里”以粉饰太平，这是真正的诗人所不屑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阿谀粉饰最是诗家大忌，是诗人及其作品最不该具有的品质。或者说，阿谀粉饰者根本就不配称为诗人，阿谀粉饰之作根本就不配称之为诗。奴颜媚骨原本与诗无缘，高贵的诗神一旦拜倒在世俗权贵面前，一切耀眼的光环顿时都会黯然失色。“你该高傲，如一面旗，／你该锐利，像一把剑”，“你要知道，世世代代／荆棘编就诗人的冠冕。（24）” 以名节尊严为代价，以诗事主，充当佞臣，或可换取一时封赏，分得一杯残羹，但纵观诗史，从来就没有瓶中花、杯中酒式的粉饰阿谀之作成为传世之作。而一个时代如果对阿谀粉饰一类的东西大加倡导，对忧国忧民的真诚歌哭大加伐挞，那一定是一个虚弱的病态的时代，一个没有希望的行将就木的时代。
　　诗人贵有人格。世人推重人格。人格即诗格。人格卑劣者难有好诗，纵有好诗亦难传世。不因人废言是不大可能的。汪精卫早年投身革命，谋刺清朝摄政王载沣，失败后被捕下狱，曾赋诗明志：“慷慨过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作为一首“就义诗”，何等英武豪迈！比起谭嗣同《狱中题壁》：“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也并不逊色。然而，待他做了中国的头号汉奸，在南京大屠杀的坟场上做了日寇傀儡政权的头目，谁还记得他曾经也是诗人呢？本世纪西方文本主义批评，将作品看作是一个与作者、读者、社会无关的独立自足体，无疑是十分偏颇的，是信奉“知人论世”的中国人所难以接受的。
　　上述好诗的三种必备素质，就是诗的“三要素”情思、意象、语言的最佳组合，加上诗人的人格风范。这也正合于诗品与人品相印证相统一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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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歌德《诗与真》第二部分第七卷。
　　（2）刘小枫主编《人类困境中的审美精神──哲人、诗人论美文选》，上海：东方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560、561页。
　　（3）反过来，闻一多要求诗应当具有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他的“三美论”是从这里逆推出来的吗？
　　 (4)[唐]李白《夜宿山寺》。
　　(5)《老子》第四十章。
　　(6)《老子》第二十五章。但《老子》第七章也有与之相悖的说法：“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
　　(7)[清]马注《清真指南》卷之三。
　　(8)《吉尔伽美什》共3000多行，于公元前19世纪用楔形文字刻写在泥板上。其原型更可追溯到此前约1000年的苏米尔文明。《吉尔伽美什》的影响曾经遍及欧亚，可能是东西方文学的一个共同源头。中国上古关于后羿的神话，就与吉尔伽美什的生平故事相似。
　　(9)参见吴思敬《诗歌的基本原理》，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
　　(10) 王蒙认为，文学研究的诸种方式有如盲人摸象：强调反映、再现的如摸到了象腿，强调表现、感觉的如摸到了象鼻，强调结构、模式的如摸到了脊骨，强调弗洛伊德宣泄功能的如摸到了下体。
　　(11)参见石天河《广场诗学》，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12)转引自以群《文学的基本原理》上海文艺出版社1963年版。
　　(13)吕进《新诗的创作和鉴赏》重庆出版社1982年版第20页。
　　(14)[唐]白居易《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
　　(15)《击壤歌》最初见于东汉王充《论衡》。据《群书治要》记载：“天下太和，百姓无事，有五十老人击壤于道。观者叹曰：‘大哉，尧之德也！\'老人曰：‘吾日出而作……\'”
　　(16)《论语·阳货》：“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17)听罢一首《万空歌》，我们能说什么？说僧人的人生观太过消极，歌中所唱的却句句是实情：人生短促，渺茫虚无，黄金白银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权势地位炙手可热，至多能化作墓碑上一行冰冷的文字。但如果信奉僧人所说的这一套，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还活个什么劲儿，还努力奋斗个什么劲儿呢？其实，何止世俗的权势地位利禄金银是空？僧人们所幻想所皈依的来世、天堂、正果等，又何尝不是空？这首《万空歌》我们不妨再续上几句：神也空，仙也空，超脱尘世又何从？佛也空，道也空，画个烧饼把我蒙！宗教，说到底只是人类寻求解脱的精神鸦片，它可以让人们产生片刻的幻觉，却只能让人们陷入更深的迷茫。那么，我们还能否找到些许生命的慰藉呢？应该还是能的。我们可以把生命理解为个体生命和群体生命两部分作为生命个体，其存在是悲剧性的，无目的的，短短几十度寒暑，生命即告终结，无论生前怎样辉煌，终不免化作一抔黄土冷灰。但作为生命群体，生命的存在却是有意义的，我们的个体生命是人类群体生命延续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链环，是人类生命接力跑中不可缺少的一棒，我们一生奋斗的成果，都将汇入人类发展进步的长流中而获得永恒的意义，我们一生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在未来的人类那里都不会完全灰飞烟灭。有了这样的观念，我们为人做事，就应想到上无负于祖宗先人，下无愧于子孙后代，纵不能垂范千古，亦不可遗臭万年。回头再看出家人的《万空歌》，就不免觉得它是过于空虚了，不足为训。
　　(18) [明清]王夫之《古诗评选》卷五江淹《效阮公体》评语。
　　(19)[清]袁枚《随园诗话》卷一：“常州赵仁叔有一联云：蝶来风有致，人去月无聊。仁叔一生，只传此二句。”
　　(20)《孟子·万章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
　　(21)至于李白《与韩荆州书》：“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于此。”此又另当别论。以李白的怀抱志向,不会是仰慕荆州刺使的权势，欲行攀附,而应是敬重荆州刺使的为人，引为知己。或许，因为入世的急切，一时失态，也未可知。
　　(22)此后，我们也见过另类诗人：“有奴才诗人／他唱为奴的得意／他用歌献媚／他的诗是草标／公然插在灵魂里／／有打手诗人／他唱行凶的乐趣／他用歌邀宠／他的诗是棍子／不能栽在春天里”；“有魔道诗人／他念莫名的咒语／他用歌玩世／他的诗是鬼火／不能点在人家里／／有痞子诗人／他写无聊的情绪／他用歌泄欲／他的诗是马尿／不能倒在茶壶里”──拙作《另类诗人》，用绿原原韵。
　　(23)此处化用杜甫诗句。杜甫《饮中八仙歌》：“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实际上是写李白不甘于御用文人的角色，借豪饮狂醉来排遣内心的痛苦与失落。
　　(24)[俄]勃留索夫（1873-1924）《致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