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中华诗词自身有着无比的魅力郑欣淼 - 梅州市诗词学会（原名嘉应诗社）

中华诗词的力量，首先是由其自身特点所决定的。从汉语言文字的特征着眼，大小一致的方块字决定了汉语诗歌在视觉上的“整齐美”，汉语单音节的特点觉得了其在听觉上的“整齐美”，汉语音具有的四声现象构成了最基本的音调声律，汉字没有以辅音收尾的现象决定了汉语适合作诗。这些都充分反映在诗词创作上，具有了严格的体例和规范，例如：押韵是中华诗词的一个重要特点，因此就有音韵回环、铿锵悦耳的感染力；对仗是语言形式整齐美的最集中体现，因此具有体例严谨、对仗工稳的创造力；其声调讲究平仄交替、四声相间，从而产生语言的错综美和顿挫美，进而穿透人心，感人肺俯，因此具有平仄交替、抑扬顿挫的穿透力。

今年是中华诗词学会成立30周年，最近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同志专门写了一篇《美哉，中华诗词》的文章以为祝贺，这篇文章对中华诗词的“美”作了极为深刻、全面、准确也是十分精彩的的论述。这篇文章将在《中华诗词》杂志今年第5期刊登，我这里向各位提前披露，让我们共同学习与分享。马凯同志在文章中说：以格律诗为代表的中华诗词，从起源看，它与舞蹈、音乐同源；从功能看，它是心灵的“窗口”，诗言志、诗缘情，大凡好诗好词，无论是婉约还是豪放，都能给人以内心深处的触动；从形式看，它以汉字为载体，把汉字“独体、方块、单音、四声”的独特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历经数千年先贤的千锤百炼，成为同时兼有“五美”的诗体，即其不仅具有其他诗体共有的“节奏美”、“音乐美”，而且具有其他诗体中只有个别诗作可以做到的“简洁美”，还具有以拼音文字为载体的诗体难以具备的“均齐美”、“对称美”；从内容看，大凡好诗好词，都是真情的流淌，并记录着中华文明的历史足迹，承载着中华文化的根和魂，它如乐，天籁悦耳；它如画，璀璨夺目；它如酒，沁人心脾；它如友，灵犀相通。格律诗是中华民族诗歌百花园中经古常新的一枝，在人类总是要追求美的规律作用下，只要汉字不灭，格律诗这一大美诗体就不会亡。

中国有着丰富的古代诗歌遗产。3000多年前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和战国时期的《楚辞》，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两大源头。唐诗、宋词、元曲是中国诗歌艺术成就的三座高峰。唐朝将近300年诗歌的普及和繁荣，更加诗化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为中华文化增添了诗的意兴和诗的美。宋词以其高度的繁荣与唐诗并称。经过宋代300多年上自朝廷下至市井的歌唱，中国文学有了更为细腻的感觉和表现，中国文化也呈现出更加丰富多彩的面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诗歌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诸多的诗体，如四言诗、五言诗、七言诗、乐府诗、楚辞体诗以及词、曲等等。但有意思的是，新的诗体产生了，以往的诗体却并没有消失，而仍然存留了下来，不断丰富了诗歌的形式。这就出现了中国诗歌体式独特的运行方式，即各种诗体同时存在于某一时代。因此，一个诗人，他可能既写诗填词，又会写曲，或者尝试其他不同的体式；这也为诗人创作提供了更多的表现方式。

人们常说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这不仅是指中国诗歌传统的源远流长，是一条流淌了数千年的诗歌长河，诗歌遗产相当丰厚，且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鲜明象征；也可以认为，诗歌已成为中国人生活的一种方式，是中国文化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中国诗歌不仅是生活的记录、情感的抒发，还包括了中国人对于宇宙和人生的诗意的审美式把握，具有深刻的哲学内容。

正因为如此，中华诗词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从清末、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20世纪是中国历史上天翻地覆的剧变时期。从五四以来，作为传统文化精华的旧体诗词，虽然遭受厄运，但不同于任何一种古典文学样式的是，她仍然在坚守中有所发展，表现出惊人的生命力，在承担现代使命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旧体诗创作三中全会以来得到复苏，现在正逐步复兴，并出现了发展的热潮。这首先与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有关，它使人们理智地回顾过去，其中包括长期以来对旧体诗人为的简单、粗暴的否定。思想解放了，禁区打破了，人们可以自由地、理直气壮地去创作。 “诗为心声”。许多诗人为了在新的社会环境下表达心声而选择了旧体诗。几十年来的创作实践，证明这一文学体裁也可随历史前进获得新的生机，它不是凝固的、僵化的，仍然活在中国人的心里，而且能够表达新的社会内容，适应新的读者需要。在信息爆炸的当代，她又伴随着短信、飞信、微信、微博、QQ等等现代传播方式，有了更多的知音和用武之地。这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力量。也充分表明中华诗词所具有的穿越千年、凤凰涅槃的生命力。

建立在审美基础上的诗歌艺术，其最终的功能，就是传达出诗人的审美情趣，进而潜移默化地影响读者的审美观。优秀的古典诗词，不管是写景诗、抒情诗，还是喻理诗、田园诗，都是用高度凝练的语言塑造形象，创设情景，表达感情，具有突出的美感特征，使我们从中感受到回环往复、一唱三叹的音乐美、凝练含蓄的语言美、强烈真挚的情感美以及鲜明生动的形象美、悠远深邃的意境美等。例如，“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星随平野阔月涌大江流”、“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 ”“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等，反映在其中的音乐美、语言美、情感美、形象美、意境美，我们都会有所体会。我这次来到南京，也想起了一些与南京有关的诗词，其中印象最深的有两首，一是唐人杜牧的《江南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辽阔的江南，到处莺歌燕舞，绿树映衬红花，第一句就概括了江南春景的美好。另一首是唐人刘禹锡的《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作者寄物咏怀，通过乌衣巷的沧桑之变，抒发了世事多变、荣辱无常的感叹，读起来却有一种蕴藉含蓄之美，使人余味无穷。这就是诗词的艺术感染力。

中国诗歌有着“言志”与“载道”的优秀传统。中国人重视诗歌的审美价值，更注重诗歌的社会功能。从诗骚以来，中国诗歌就形成了“言志”与“载道”的优秀传统。中华民族是一个不屈不挠、历经磨难而生生不息的民族。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视人的意志品质的磨练和培育。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曹操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王之涣的“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李白的“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等反映传统知识分子向往理想人格、追求大丈夫浩然之气的名言佳句，洋溢着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正是“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生动写照。

民族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即对乡土、国家执著的热爱。热爱祖国壮丽山河，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为了国家可以“杀身成仁”。曹植的“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杜甫的“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陆游的“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等，其爱国情怀感人至深。尽管那时的爱国主义带有某种历史局限性，但在 “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思想浸润下，涌现了众多民族英雄，创造了无数惊天地动鬼神的爱国主义业绩，并将这种爱国热忱升华为崇高的道德责任。浩如烟海的古诗词一向以爱国主义、民本主义为主旋律，她是中国人的心灵史，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发展史。

诗教的作用，是由诗词本身的性质、特点和教育功能所决定的。诗词教育重形象、意境、含蓄，易诵易记，以其艺术感染力使人们从阅读、吟诵、鉴赏中，收到震撼心灵、陶冶情操的效果，而且是持久的长远的效果。“诗教”传统由来已久，是中华民族持续时间最悠久的教育方式和教育内容。中国传统的儒家诗教观，强调通过”诗“的学习来提升人的内在精神，以达到礼义教化和塑造君子高尚人格的目的。“诗教”传统也是不断发展的。除过以儒家为主导的君子人格“诗教”外，还有一条以《诗经》和以后各时代以诗歌为内容的一切教育和美育方式的“诗教”长河，不仅包括“诗教”，也还包括教诗、学诗、写诗、欣赏诗；这是以诗人、诗论家、普通爱好者和民众为主体的“诗教”，是以诗歌、情感、自然、人生和美为内容的广义“诗教”。“诗教”，培养了知书达理又才华横溢的博雅君子，也熏陶出日常生活的风雅情意，更使人们通过诵读、体认、创造，绵延对华夏悠久文明的传承与光大。

在中华诗词创作复兴的同时，一定要重视持续地认真地学习古典诗词、传承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这方面情况不容乐观。当下，一些人对学习古典诗词怀抱抵拒心态，甚至认为古典诗词诞生于传统社会，不具备现代价值。2014年9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师范大学看望师生时指出，很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生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

人类生活并不只是求新，还需要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不只是追求物质生活的丰富和变化，更需要精神的持守。在精神层面，人类以往许多的文化和智慧都具有永恒的意义和价值，不会被时间切割，不会被空间阻隔，闪耀着道义和智慧的中华古典诗词文化即属此类。中国历史上曾涌现出许多志士仁人，当后人缅怀这些光辉人物时，诗歌往往成为最为耀眼的闪光点。

中国的诗歌具有非常强大的功能，已成为深入人心的文化形态。今天，作为古代文学中最灿烂的经典，中华诗词在培养审美感受、塑造艺术趣味、陶冶生命情怀等方面仍发挥着巨大的影响，通过古典诗词的兴发感动，今人仍能获得精神上的提升与慰藉。古典诗词给我们提供着多方面的重要的精神力量，如凝聚人心、振奋民族精神的力量，抵御外侵、渴望国家统一的力量，陶冶情操、塑造品格的力量，寄情山水、崇尚自然的力量、热爱家乡、报效祖国的力量，鞭挞丑恶、歌颂正义的力量，也具有遇难而上、体现人间大爱的力量，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