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讲义：文 字 学

梅花山人

国学讲义：文  字  学

万 献初

  
      所谓“文字学”，是指“汉语文字学”，是研究汉字的形体构造以及字形与字音、字义之间关系的学科。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符号，汉语的“文字”古本称“名”，《周礼·春官·外史》“掌达书名于四方”郑玄注“古曰名今曰字”；又称“书”，《韩非子·五蠹》“古之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厶-公）。后称“文”称“字”，《左传·宣公二年》“夫文止戈为武”，战国秦吕不韦聚门客著《吕氏春秋》而悬咸阳之市曰“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到秦始皇时《琅琊刻石》中的“同书文字”才“文字”连用。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谓“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浸多也”。《说文》“文，错画也，象交文”，是用线条笔画交错描摹物象的单独形状，是独体的；《说文》“字，乳也，从子在宀下”，房子（宀）内有婴儿（子），本义是生孩子，“字”是由两个以上的“文”合并孳生出来的，是合体的。故宋郑樵《通志·六书略》归纳曰“独体为文，合体为字”。
      汉语文字学古称“小学”，班固《汉书·艺文志》：“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六书”是汉字的六种构型、应用方法，用以代指文字，小孩在初入学阶段必先学习文字，故后人连带把研究文字的学问称为“小学”，研究文字必须形、音、义兼顾，故又将“文字、音韵、训诂”三门学问统称为“小学”。民国初年，章太炎及其弟子钱玄同等重视学科形态的建设，把小学从经学附庸的地位中独立出来，并改称“小学”为“语言文字之学”或“文字学”。后因“音韵学、训诂学”各自形成独立的学科，唐兰1949年撰《中国文字学》，明确地把“文字学”独立为研究汉字形体的学科。
      研究汉字的构造及其形音义关系，当以古文字为主要对象。“古文字”主要指先秦以前的汉字，秦统一后的小篆字系的线条化还保存着汉字的造字意图（笔意），也属于古文字，秦及汉初的简牍、帛书所用的隶书也还保留较多篆书的特点，也可归入古文字的范围。因此，文字学（汉语文字学）实际上是“古文字学”，研究的是隶书成熟以前的汉字。广义的“古文字学”既研究古文字本身，又研究各种古文字资料。狭义的“古文字学”主要研究各种古文字资料，以出土、遗存器物上的文字为主，如陶文、甲骨卜辞、铜器铭文、简帛、碑刻等。则可把传世文献所载汉字的研究称为“文献文字学”或“传统文字学”，往往以《说文解字》的研究文主体，或称为“《说文》学”。

梅花山人

  一、汉字的起源    关于汉字的起源，主要有如下几种说法。
      1、八卦说。《周易·系辞》：“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八卦是一套用来占卜吉凶的象征性符号，基本符号是：“    乾（天）、   坤（地）、   震（雷）、   艮（山）、   离（火）、   坎（水）、   兑（泽）、   巽（风）”。八卦显示了符号的象征意义在古代得到了广泛应用。从汉代开始，有人认为八卦是早期文字现象，《易·系辞》有此隐含，许慎《说文解字·叙》“于是始作八卦，以垂宪象”也略含此意。郑樵《通志·六书略》：“文字便從不便衡。坎、离、坤，衡卦也，以之为字则必從。故   從而后成‘水’，  必從而后成‘火’，  必從而后成‘川’。”罗君惕《说文解字探原》（1973）“六书说”认为：“八卦的阳爻作─，即演化为‘一’字，两个阳爻作═，即演化为‘二’字，乾卦作≡，即演化为‘三’字，坎卦作  ，即演化为（水）字。”刘师培《小学发微》（《国粹学报》乙巳七期）说：“大约《易经》六十四卦，为文字之祖矣。”注意到八卦用象征手法来描述人所认识的事物，已有符号刻画的意味。考古资料表明，早在史前的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中，陶器上就有了表示数字和事物线条的刻画符号，且存在一些规律，说明在文字产生之前确有一个把图画抽象化、符号化的表意阶段，后来逐步演进，才形成后世的文字。
      2、结绳记事说。《周易·系辞》：“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郑玄注：“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李鼎作《周易集解》引《九家易》：“古者无文字，其有约誓之事，事大，大其绳；事小，小其绳。结之多少，随物众寡，各执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老子》第八十章：“小国寡民，……使民复结绳而用之。”《庄子·胠箧》：“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许慎《说文解字·叙》：“及神农氏，结绳而治，而统其事。”可见古时先民确有过结绳记事的阶段，但不好认定结绳对汉字起源到底有多大的影响。
      3、仓颉造字说。《韩非子·五蠹》：“古者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厶），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仓颉固以知之矣。”《吕氏春秋·审分览·君守》：“奚仲作车，仓颉作书，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鲧作城，此六人者所作当矣，然而非主道者。”《淮南子·修务训》说仓颉“生而见鸟迹，知著书”，“书”即文字，故《世本》作“仓颉作文字”。可见“仓颉造字”在汉代前后一度成为共识。然而，文字是社会约定俗成的符号体系，其发生、发展的初始阶段只可能是渐进的、积累的、缓慢的，不可能由一个人一次性造出来，仓颉只是汉字成熟后进行系统整理时期的一个代表，所以《苟子·解弊》说：“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好稼者众矣，而后稷独传者，壹也。”是说仓颉专一于文字的整理和规范，成为集体智慧的代表者。也有人认为“仓颉”谐音“创契”，并无此人，是后人对“创造书契”的古代史官的追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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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汉字形成及其形体演变的阶段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图画是文字的前驱，图画可以记事，但只有当图画用于记录语言或构成语言的单词时才是文字（图画文字）。文字由图画发展演变而成，是普世性的通则，如古埃及的圣书字、苏美尔楔形字等，其原始形式与初期汉字一样，是图画性的。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古籍2001）提出“文字本于图画，最初的文字是可以读出来的图画”，是有一定道理的。
      一般认为汉字的形成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图画阶段，形成了汉字表意的“象形”意识。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彩陶绘画中单独的鱼、羊、草木等，还只是图画。五六千年前的贺兰山岩画狩猎图、连云港岩画等，主要是按照自然形态的生活样态进行描绘的，也不能看做文字。距今四千五百年的山东大汶口文化晚期出土了四个涂红陶符，有人认为是图画记事，有人认为是早期汉字，如认为象钺形的与“戉”字极为相近、象斧形的与族名徽号所从的“斤”极为相近。先民氏族有自己的“图腾”，被视为本族的象征和保护神，在器物或人身上刻画图腾以为族名或徽号，指号呼名，在语言与实物间建立起牢固的联系，这些图腾徽号就有了形音义，具备文字的基本要素，成为徽号文字（图形文字），如“虎、能（熊）”等象形字的甲骨文、金文就与徽号文字是一脉相承的。二是意合阶段（指事、会意），从现实物象中抽取一些特征来进行刻画，用概括性的线条来描述，意合的意味很浓。描绘的图象多了，就有了抽象的“上下、左右、高低、前后”等空间感，就可用指事的方法来示意。三是形声阶段，声音是语言最早的交际工具，音与义约定俗成，就成为最初的固定话语。话语中词汇的音与义有图像化的结合形式，出于记声的需要，字形就有了半表义类半表读音的组合体，就出现了形声字，“形声”是汉字体系中较后出的最能产的构形方法。
      图画、意合、形声，汉字的形体构造方式得以完备，汉字体系得以完成。汉字形成之后，其字体系统在应用中不断发生形体上的历时性演变，才逐渐稳定下来，成为汉民族语言交际的符号系统。汉字的发展演变，大体可分为“古文字”与“今文字”两大阶段：甲骨文至小篆属古文字范畴，为“笔意”阶段，一笔一画都含有构字意图；隶书到楷书则属于今文字范畴，为“笔势”阶段，强调笔画的规范走势而失去表意蕴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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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文字阶段     
      殷商甲骨卜辞所用的甲骨文是迄今所见最早的成熟的汉字系统，一般认为，由商代后期至秦代（约前14世纪—前3世纪）为古文字阶段，唐兰按照时代先后和字形特点，分古文字阶段的文字为四类：商代文字、西周春秋文字、六国文字和秦系文字。
      殷商文字，主要有殷商甲骨文和商代青铜器文字。甲骨文也叫契文，多契刻在龟甲兽骨上，也叫龟甲文字，其内容以占卜为主，也称甲骨卜辞，多出土于安阳殷墟，故又称叫殷墟文字。自1899年甲骨文被学者发现至今，已发掘出十多万片，已释读的字形有两千多个。甲骨文的特点：在甲骨上刻画，注重形象可感性，象形字、会意字居多，笔画较细且方笔居多，笔画的多少、正反、向背还未能完全统一，形体多变，繁简不一，还带有较浓的图象意味。尽管如此，甲骨文总体上用笔讲究、章法统一、结字整齐，已具备较好的实用价值和交际功能，是成熟的文字形态。商代青铜器文字，一般通称为金文，也称钟鼎文、彝文、吉金文等，主要刻铸在钟鼎彝器之上，内容多记载商周时期的铭文、诏令、颂词、勋功等。铭文长短不一，少者几个字，多者几十个字，西周后期的毛公鼎长达479个字。北宋时就已开始钟鼎文字的收集著录，至今已发现的青铜器文字有四千多个字，释读出来的一千多个。与甲骨文比较，金文明显趋于成熟：字形结构与甲骨文相近，但形声字明显增多，异体字相对较少，即规范性增强。金文铸模而成，笔画粗而较圆润，多呈块面状。西周后期和春秋时期，铸模工艺不断提高，金文渐趋线条化。
    西周春秋文字，是殷商文字的继承和发展。该时期主要的文字资料是金文，还有部分甲骨文和盟书文字。西周文字上承殷商下启春秋，春秋文字在西周金文基础上进一步完成块面笔画的线条化、诘诎笔画的平直化，春秋后期诸国文字开始出现长条化、整齐化的趋势，形体构造大体相似，不同地域出现了不同的书写风格。江淮流域诸国文字呈现出明显的美术化倾向，如在字形上加鸟虫形文饰的“鸟虫书”颇引人注目，许慎《说文解字·叙》“秦书有八体，四曰虫书”指的就是鸟虫书。
       六国文字，战国七雄除秦以外为“六国”，六国文字与春秋文字相比，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说文解字·叙》描述道：“其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途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最突出的是俗体流行，出现了很多简体字，书写的随意性较大，不同侯国、地区有不同的异体，一国、一地乃至一人所书也会有不同的写法。虽然各行其是，六国文字之间还是相互影响的，并非每一个字在各国都有不同形体，这就使六国文字虽然异体繁多而仍能认读。据研究，《说文》所引“古文”多为六国文字。
      秦系文字，是指春秋战国时代的秦国文字和小篆，其资料大体包括出土文物和传世文献两大类。文物资料主要有石刻文字、金文、玺印、陶文、漆器与简帛文字等，其中石鼓文、诅楚文和秦刻石最著名。传世文献文字主要是《说文解字》所收录的小篆字系。秦系文字有“籀文”，也称籀书或大篆，因载于《史籀篇》而得名。籀文刻在石头或青铜器上，隋末于陕西凤翔县西南发现十几块形如石鼓的刻石，被称为“石鼓文”，石鼓今存北京故宫博物院。历代文人都对石鼓文很感兴趣，不断有拓片留存，唐代韩愈《石鼓歌》说它“辞严义密读难晓，字体不类隶与蝌”。石鼓文久经风化，今已很难辨认，从早期拓片看，刻有十首四言诗，今能认清的约有三百多字。近几十年来，考古学者又发现了一些与石鼓文相似的文字，认定是秦统一以前的大篆，其字体与《说文解字》列出的“籀文”很相近。学界认为籀文与石鼓文是同一时代、同一地区的文字。籀文（大篆）比甲骨文、金文繁难，也比小篆繁杂。一般认为石鼓文集大篆之大成而开小篆之先河，是大篆向小篆演变的过渡性字体。现代出土于陕西的《秦公簋》上刻有铭文121字，是比石鼓文更好的大篆标本，其字形大方雅正，兼备甲骨文、金文的方正与圆转之美，起笔止笔均为藏锋，圆融遒劲，匀称有度，反映了小篆之前文字的真实形态。
      小篆，是在大篆和六国文字基础上，经过秦代“书同文”后通行的规范字系。《说文解字·叙》：“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省”是省并繁复的笔画，即大篆的简化；“改”是以通用字替代各种异体字。李斯编成《仓颉篇》作为文字的统一标准加以推广，就形成了小篆。对比看来，小篆是汉字发展史上最早的规范化、标准化的文字系统，它逐渐摒弃早期汉字的图像化和随意性，开始向符号化和规定性迈进。《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都是秦代教育学童的字书，共55章3300字，汉初合编总称为《仓颉篇》。小篆经官方统一并通行全国，是一次自觉的文字全面规范化行动，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小篆规范化的成果，后来集中反映在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说文解字》是汉字传世文献的代表，它以小篆为基准，兼收古文、籀文，正文共收9353字，重文1163字，全书共14篇，分析并建立540部首，同偏旁的字列为一部，同条共贯，据形系联，系统而有理据。字形解说中，兼顾字的形、音、义，“博采通人”，保存了大量的古音、古义以及前人的说解，提供了丰富的汉字构形理据的历史线索。许慎还界定“六书”为“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用作分析字形结构的理论依据，建立起汉字研究的系统方法。在汉字发展史上，《说文解字》无疑是最重要的著作，既是认字的入门书，又是研究汉字的基础，是认识先秦古文字的阶梯，又是研究秦后隶书、楷书发展的必然途径。《说文解字》的出现，标志着汉字系统的完善和中国文字学的正式建立。

    2、今文字阶段
     “今文字”是指隶楷文字阶段，从汉代延续到现代。两汉主要通行隶书，草书只是当时的辅助性字体。约于东汉中期，从日常使用的隶书中演变出一种较为简易便捷的俗体。东汉晚期，在草书和隶书便用俗体基础上发展形成了行书。约在汉魏之交时，又在行书基础上形成了楷书。经魏晋二百多年的沉淀，方正典雅的楷书最终发展成为占统治地位的主要字体，至今犹然。
      隶书，又称“佐书、八分、分隶”。秦孝公后，文字使用越来越频繁，小篆笔划繁多而园转，写起来很不方便，官吏们在忙于书写时就把一些圆笔画写成直笔画，逐渐推进隶化的过程。《说文解字·叙》：“是时，秦烧灭经书，涤荡旧典，大发吏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趋约易。”隶书分“秦隶（古隶）”和“汉隶（今隶）”两个阶段，经过秦汉两朝漫长的实践，才形成了成熟规范的隶书。与篆书相比，隶书有五点主要变化：（1）象形意味减弱而符号化倾向显著；（2）偏旁的合并、分化、变形，如“奉、秦、奏”等字上半部在小篆中为含义不同的笔画而到隶书就合而为一了，“灸、烈、尉”下部在小篆中都从“火”而隶书分作“火、灬、小”三形，“阜邑、人、犬”变为“阝、亻、犭”等。（3）结构简化、笔画减少，隶化时将部分笔画省去，如“屈”字小篆作“𡲶”，隶化后把上部“尾”中的“毛”去掉；“香”字小篆上部作“黍”下部为“舌”，隶书简省了很多笔；“靁、曐”省为“雷、星”等；（4）笔画形状的改变，改曲为直、改圆为方、改连为断等，去掉篆体尚存的绘画意味，用点、横、竖、撇、捺代替小篆的曲线型笔画，形成了汉字便于书写的笔画体系；（5）以“横画蚕头燕尾”为特征的八分体形成，张怀瓘《书断》说“八分”笔形“若八字分散”。
      草书，约与隶书同时兴起，最初只是隶书的草率写法，《说文解字·叙》谓“汉兴，有艸书”，庾肩吾《书品论》谓“草势起于汉时，解散隶法，用以赴急”。草书分章草、今草和狂草。汉魏通行章草，是“章程书”的简称，保留隶书笔势而有明显的波势挑法，每字内笔画相连，字间笔画则不相连。晋代以后，楷书、行书出现，书法家利用两者的笔法改造章草而成今草，取消章草所保留的隶书“波折之势”，字间笔势多相牵连。狂草是今草的简化，随意增减笔画，笔势连绵回绕，颇难辨认，狂草是写意性的书法艺术，不是交际用的字体。
      楷书，唐以前称“正书、真书”或“今隶”。宋代《宣和书谱》谓“汉建初有王次仲者，始以隶字作楷法”，魏钟繇《宣示表》《荐季直表》、晋王羲之《乐毅论》《黄庭经》等，已改变隶书波挑之势为点、横、撇、捺、勾等规范笔画，除捺笔较重外，笔画明显没有隶书蚕头雁尾的风格，形成结体方正、笔画平直的字体。唐朝以后称此书体为楷书，成为常用字体。
      行书，是介于楷书和草书之间的书写方式，它保留楷书的字体结构，特点是笔画连绵、书写快速，虽有连笔而不失原形，书写便捷而易于辨认，写得规整一些就接近楷书而称“行楷”，写得放纵一些就靠近草书而称“行草”。行书是使用最广泛的一种字体，它与其它书体主要不是字形结构上的差异，而是书写方法方面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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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汉字字形结构的分析方法   

       对汉字形体结构的分析，很早就见诸传世文献，如《左传》有“止戈为武”、“反正为乏”、“皿蟲为蠱”，《韩非子》有“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等，较为零散。系统的汉字结构分析，是“六书”理论的形成。
      所谓“六书”，是指六种按不同构形体式来书写汉字的方法，也就是分析汉字形体结构的六种基本规则。成书于战国时代的《周礼·地官·保氏》载：“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则周代已用“六书”分析法来教贵族子弟识字。“六书”的具体内容是什么？班固《汉书·艺文志》说：“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刘歆再传弟子郑众注《周礼》则说是“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许慎《说文解字·叙》说是“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且逐一进行理论阐释并应用于字形说解之中。传统的“六书说”，一般都取班固所列的次序和许慎的名称及其解释。
      虽然班固说六书是“造字之本”，但后世文字研究者多数认为六书不完全是六种造字法（字形结构法则），需要区别对待和解释。明杨慎《六书索隐》说：“六书，象形居其一，象事居其二，象意居其三，象声居其四。假借者，借此四者也；转注者，注此四者也。四象以为经，假借转注以为纬。”清戴震在此基础上提出具体的“四体二用说”，其《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书》云：“大致造字之始，无所凭依，宇宙间事与形两大端而已。指其事之实曰指事，一、二、上、下是也；象其形之大体曰象形，日、月、水、火是也。文字既立，则声寄于字，而字有可调之声；意寄于字，而字有可通之意，是又文字之两大端也。因而博衍之，取乎声谐曰谐声，声不谐而会合其意曰会意。四者，书之体止于此矣。由是之于用，数字共一用者，如初、哉、首、基之皆为始，卬、吾、台、予之皆为我，其义转相为注，曰转注。一字具数用者，依于义以引申，依于声而旁寄，假此以施于彼，曰假借。所以用文字者，斯其两大端也。六书之次第出于自然，立法归于易简。”其弟子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申述：“戴先生曰，指事、象形、形声、会意四者，字之体也；转注、假借二者，字之用也。圣人复起，不易斯言也。”谓前四书是造字法的本体，转注、假借二书不直接造字而是调节性的用字法。
      六书不是同一平面的概念，对六书的解释历来多有不同且不够严密，六书理论的应用也存在问题，尤其是转注的应用分歧尤多。因此，近代以来的文字学家试图突破六书理论框架，提出新的汉字结构分析方法。唐兰《古文字学导论》（1935）首次提出“三书说”，把汉字结构分成“象形、象意、象声”三类。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文字章》（1956）提出新“三书说”，定为“象形、假借、形声”。之后，刘又辛发展陈氏观点，把汉字发展历史分为三个阶段：形意字阶段（象形、指事、会意）、假借字阶段、形声字阶段。裘锡圭《文字学概要》（1998）在前人基础上构建自己的三书体系：表意字、假借字、形声字。这些探索，使得汉字结构分析的方法更为丰富而且渐浓趋严密。

      下面以许慎《说文解字》的解释和应用为主线，介绍传统“六书”理论的内容和用法。
      1、象形，描画形状来表示物体。《说文解字·叙》：“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诘诎即弯曲，随着实物的形状曲线描出它的轮廓以成字，就是象形。《说文》“马，怒也，武也。象马头、鬃、尾、四足之形”，即画出马头、鬃、尾、四足之形。独体象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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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会意，合并两个以上事类来表示新的意义。独体为“文”，合体为“字”，会意字由两个以上象形（指事）字合并而成。《说文解字·叙》：“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㧑，武信是也。”会合“止、戈”即为“武”，儒家认为武是用于制止战争的；会合“人、言”即为“信”，人说话要讲诚信。这类会意很多，“采”是爪在木上摘果或叶，“休”训“止息也，从人依木”，“章”训“乐竟为一章，从音从十，十，数之终也”，“祭”由“肉、又、示”组合表示以手持肉献祭等。还有字符重叠而成的同体会意，如“晶”训“精光也，从三日”，“从”训“相听也，从二人”，二人相随是“从”，二人并排是“比”，二人相背是“北”（后加肉作“背”），一人头向上另一人头向下是“化”。双木为“林”，三木为“森”；一草为“屮”,二草为“艸”，三草为“卉”，四草为“茻（莽）”。   

      4、形声，《说文解字·叙》：“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以事类作为形符名称，取相近（譬）的读音为声符，合成形声字，“江、河”属水类，就以“水”为形符以“工、可”为声符合成。郑樵《通志·六书》：“六书也者，象形为本；形不可象，则属诸事；事不可指，则属诸意；意不可会，则属诸声，声则无不谐矣。”是说象形是汉字最根本的造字法（字根），抽象的事理不便象形就用指事，更复杂些的就用会意。象形、指事、会意局限于图象，只能表达最基本的字义，更多更深更细致更复杂的意义需要更为优化的造字法。人类语言交际的基本单位是词，词义是交际的内容，语音是交际的形式，故词是音义的结合体，口语词很早很早就产生了，记录词的文字很晚很晚才出现，如果字形既表示词的义类又表示词的读音，就是最优化的，形声字的形符表义声符表音，所以是“无不谐矣”的最佳造字法。形声造字法最能产，《说文解字》9353字中有形声字7697个，占80%以上，之后历代所造新字也都是形声字。《说文》分析形声字一般是“从某，某声”，如“妹，女弟也，从女，未声”。
       形声字的结构灵活多样，主要有：左形右声如“江、柏、语、锤”、左声右形“鸠、期、攻、放”、上形下声“草、字、空、景”、上声下形“婆、忘、贡、架”、内形外声“闻、哀、衔、辩”、外形内声“圆、阁、衷、匾”等。为求方块字的匀称美观，隶书楷书形成一些结构特殊的形声字：《说文》“颖，禾末也，从禾顷声”，形符在左下；“碧，石之青美者，从玉、石白声”，声符在右上；“寶，珍也，从宀从玉从貝，缶声”，声符在右中。还有“省形”和“省声”，就是在组字时把形符、声符的一部分省掉了，如《说文》“考，老也。从老省，丂声”，是说以“老”为形符而省去其下半部分；“疫，民皆疾也，从疒，役省声”，省了声符“役”左部分。为了字形美观，声符、形符在隶书楷书中有些会变形，如：“心”在左作“忄”（情、惕），在下作“心”（想、念），在半包围中作“?”（慕、恭）等。形声字最能产，如：“父—甫—尃—溥—薄—礡”，前者作后者的声符，递转产生了五代形声字。一般说来，形声字形符表义类声符表读音，实际上声符与其所构的形声字多是音义同源的，即声符兼表义。如“甫、尃、溥、薄、礡”都含“铺开”义，由“小、少、肖”作声符的都含“小”义，以“叚”作声符的多含“红色”义，以“工”作声符的多含“人工”义等。

      5、转注，《说文解字·叙》：“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关于什么是转注，一千多年来争论不休，主要有：形转说，唐裴务齐《切韵序》“考字左回，老字右回”，是说字形稍变而义训相同；音转说，宋张有《复古篇》“转注者，展转其声，注释它字之用也”，是说由声音相近转化它形而意义互通；义转说，明赵宦光《说文长笺》“转注者，声义共同也，取其字就其声，注以它字，而义始显”，清戴震《答江慎修论小学书》“转注犹曰互训，转相为注，互相为训，古今语也”，主要是说义上的通转带及音形相近变化。各家解释多所不同。《说文·老部》“老，考也，七十曰老，从人、毛、匕”，“考，老也，从老省，丂声”，，古字形是长发白胡子佝偻背的老者拄着拐杖之形，只是“老”的拐杖向内而“考”的拐杖外而已，本是同一词的派生分化，生者称老而死者称考，由字义的增加导致字形的分化，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造字法，而是用字法。除许慎举例的“考-老”外，各家列举的转注字都未能得到大家的公认。

      6、假借，《说文解字·叙》：“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是说语言中有这个词而不能依义造出字来，就借已有的同音（音近）字来表达此词义，即把已有的表意字借作音标来使用。许慎的定义很好，但所举例子“令、长”不确。以人称代词为例，第一人称代词有音有义不好造字，就借同音的“我”代替，“我”字从“戈”本是兵器刑具类字；第二人称代词，借同音的“女”代替，“女”本的女人形；自己借“自”代替，“自”本是鼻子的象形字。这类借形表词是“本无其字”的假借，借后就固定了，“久假不归”，这就需要用字上的调整：“我”本字的刑具义就消失不再用；“女”的女人义常用而迫使第二人称代词转借使用率极低的河流名“汝”；“自”的鼻子义只好加声符而造后出字“鼻”。再如方位词抽象而难依义构形，东方借袋子形的“東”，南方借悬钟形的“南”，西方借鸟在巢上宿的“西”而本字另造形声字“栖（棲）”，北方借二人相背的“北”而本字加形符成“背”。还有一类“假借”是“本有其字”的假借，也称为“通假”，如：酒杯形的“爵”同音借用作麻雀的“雀”，虫子的“蚤”借作日出草上的“早”等，本来各自依自己的词义构造了各自的字形，使用中因同音而借用，一度形成上古字用的混乱局面。本无其字的“假借”与本有其子字的“通假”，都没有造新字，都是调整字用的用字法。

      六书中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是造字法，转注和假借是用字法。汉字是具有表意性质的文字体系，回应前述汉字构造的“图画、意合、形声”三阶段，综合看其“造字、用字”的发展，大体也可分为三大阶段：首先是象形阶段，也就是纯表意阶段，象形、指事、会意约属于此阶段，以一个字形描写一个词义，形象而明晰，区别率高。但这类形象的造字法表达率不够高，《说文》这三类字只有1600多个，远不够用。社会交际的需要不断产生新词新义，很多抽象的、虚化的词义无法用形象描画的方法造出字来，需要另寻表达方式，于是就产生了假借用字法，这就是汉字借音表义的假借阶段。假借实际上是借已有字形作音标来表示同音词，一个字形表示多个词，如“丁”表示“木钉、天干名、人口、伐木声”等，这就大大提高已有汉字的表达率，以少量的字形表示大量的词义。然矫枉过正，假借法一度泛用，不但本无其字用假借，本有其字也随意通假，汉字系统的表达率是大大提高了，但区别率却大大降低，一字形兼表词义过多，难于准确理解。为了解决表达律与区别率的矛盾，汉字进入形声阶段。形声阶段是汉字表意兼表音的阶段，形符表义类（绘形表意），声符表读音（借作音标），兼顾了汉字的表达率和区别率。无所不可以形声，故形声成为最能产的造字法，形声字占汉字总量的80%以上，而且越来越稳定。世界上的几种古老文字，如苏美尔楔形字、古埃及圣书字等，都起于象形，但都没有沿用下来，汉字体系一直沿用至今而无断裂，应该说与汉字找到了形声这种优化而能产的造字法不无关系。
      就汉字的学习和应用而言，应从《说文解字》入手，《说文》的540部首实际上是汉字系统中的字根，也就是基本的构字部件，熟稔地掌握和运用这些字根，就可以成系统地掌握由它们构成的大量形声字。历代研究《说文》的著述很多，以清代“四大家”最有成就，即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桂馥《说文解字义证》、王筠《说文句读》和《说文释例》，尤其要细读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许慎时在东汉，博采前人所传而编成《说文》，所得甚多，贡献巨大，但也有他的局限性，因此要结合出土文字的研究和学习，使对字形的说解更为科学更为准确。以《说文》的学习为基础，再去认读和考释甲骨文、金文、大篆以及简帛文字，也是学习古文字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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