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秀区攀桂坊

梅花山人

                                                   叶清贤 林文君

　　这里，让我们撩开她尘封的面纱，为世人解读这一身边的文化瑰宝，相信，如能认真地加以规划和整合，完全有希望打造成提升梅州城区文化、旅游事业乃至改善江北人居环境的又一个新的亮点。
　　很久以前，位于梅州城区东门城墙外至梅江河边、周溪河沿岸的小溪唇、下市角、杨桃墩、张家围、东街、月梅一带，又称之为攀桂坊，是古时梅江河水运的一个重要码头和人、货集散重地。很多漂洋过海的客家人从这里的“水打伯公”码头登船途经潮州出海；梅城生产的或者需要的许多物资又从这里上落，是当时梅城比较繁华的地段。因此，历史上这一带曾经成长出、遗留下许多名人墨客和精美建筑。据粗略统计，其中就有进士9名、举人46名；另有将军、教授、学者、艺术家等一大批。比较著名的除了人们熟知的晚清改革先锋、诗人、外交家黄遵宪以外，还有黄药眠、黄伯韬、杨幼敏、杨雪如、杨绍穆、张简荪、张资平、张棣昌、李黼平、李国豪、谢发等。颇具特色的古民居除了“人境庐”之外，尚有“椿荫堂”、“留馀堂”、“中将第”等几十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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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遵宪故居德赞楼与书斋人境庐     德赞楼

　　一直以来，人们仅把位于小溪唇的“人境庐”称为“黄遵宪故居”。但据考证，在人境庐侧后边的“德赞楼”才是黄遵宪出生并生活了30多年的“故居”。而“人境庐”只是黄遵宪的“书斋”。黄遵宪曾任出使日本大臣，戊戌政变失败后，黄遵宪被清政府列为“从严惩办”的维新乱党，但由于外国驻华公使等干预，清政府允许黄遵宪辞职还乡。黄遵宪回家乡后仍热心推进立宪、革命等工作，并潜心新体诗创作。为便于读书和作诗，1884年春，黄遵宪在“德赞楼”后面的一口池塘边，亲自设计建造了这座小楼，取楼名为“人境庐”。人境庐取意于东晋大诗人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名句。门楣上的“人境庐”三个字，为日本书法家大域成濑温所书。人境庐占地面积500平方米，是一座砖木结构园林式的书斋建筑。

                                                   黄药眠故居椿荫堂

　　位于下市角的“椿荫堂”，建于清光绪年间（1875～1909年），建筑面积4470平方米,是一座罕见的五堂两横两围殿堂式布局的客家围龙屋。我国著名文学家、诗人、文艺理论家、教育家、美学家、新闻工作者黄药眠就诞生于此。黄药眠早年就读于广东省立第五中学（今梅州中学），1921年秋考入广东高等师范英语系，后赴日本留学。1927年在上海参加创造社，任该社出版部主力编辑。此后，潜心研习马列主义理论，宣传马克思主义。建国后，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培养了一批博士、硕士、研究生。历任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常委，中国作协常委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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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伯韬祖居地巷内黄屋5号

　　位于下市角的“巷内黄屋5号”，是解放战争时期著名的“淮海战役”的主角之一——原国民党第七兵团司令黄伯韬的祖居地，是一座走马楼式布局的古民居。此屋建于1730年，占地约380平方米，土木结构，分上下两堂两天井，房屋10间。黄伯韬1948年在淮海战役中所率12万人的军队被解放军包围于徐州以东的碾庄地区，全军覆没，黄本人开枪自杀身亡，后被国民党追赠为上将军衔。黄伯韬父辈早年移居天津，其虽然在天津出生，但对祖居地仍然念念不忘，时常对人说自己是梅县（今梅江区）人。但凡有梅县人找他，只要能见到，他都有求必应。


黄百韬（1900—1948），字焕然，号寒玉，国民党军将领。初在江苏省防部队任排长、连长。被奉系军阀张宗昌俘虏后，投靠奉系，升任旅长。张宗昌被蒋介石消灭后，投靠蒋介石，任国民政府军第41师师长、国民党冀察战区参谋长、国民党政府军司令部高参、国民党第三战区参谋长、陆军中将、国民党陆军第二十五军军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国民党第七兵团司令。1948年11月22日在淮海战役中身亡。
国军陆军上将，兵团司令官。祖籍广东梅州市梅县区，汉族客家人。直隶省立工业专门学校中学部毕业后，投北洋军阀李纯部从军，1920年10月，在江苏省防部队任职。后投靠张宗昌，历任营长、团副、参谋、团长、旅长等职。1928年随张宗昌部第六军军长徐源泉加入国民革命军，任第八师参谋长，同年12月任第四十八师第二八四团团副。1929年任团长。1930年任第一四二旅副旅长。1931年5月任第四十一师第一二三旅旅长。1932年2月任第一四四旅旅长。1935年6月升任第四十一师师长。旋入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三期学习。1936年1月30日任少将。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处长、冀察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长、军事委员会高参、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长等职。1943年4月26日任中将，同年10月5日调任第二十五军军长。1947年任第一兵团第四纵队司令，率部进攻山东解放区。1948年8月任第七兵团司令官，率部参加淮海战役。11月11日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包围于碾庄地区，22日全军覆灭，本人阵亡。1949年1月被追赠为陆军上将。







　　                                                     谢发故居宝树堂

　　下市角的“宝树堂”建于清康熙初年，迄今已有300多年历史，为三堂两横一围龙结构，建筑面积约4000平方米，是一座典型的客家围龙屋。梅县“乐尧天”木偶线戏班的创始人、中国现代著名提线木偶表演艺术家谢发就诞生于此。谢发出生于梨园世家，民间大众昵称其为谢阿发。

                                       客家木偶戏大师谢发的艺术之路：刻苦勤奋大胆创新

　   中新社梅州3月4日电(作者 杨草原 蔡欣欣 周涛) “刻木牵线作老翁，鸡皮鹤发与真同”是对木偶戏逼真与传神的描述。中国木偶戏，古称傀儡戏，是中国艺苑中一枝奇葩，历史悠久、品种繁多、技艺精湛。
　　客家木偶戏是中国木偶戏一大分支，明朝时随客家人的迁徙从福建传入梅州。在改革与发展中，客家木偶艺术融汇了客家方言、山歌、民间小调等，富有浓郁的客家韵味，也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艺术工作者。已故的中国现代著名提线木偶表演艺术家、梅县木偶剧团创始人谢发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位。
　　近日，记者探访了谢发故居“宝树堂”，探寻大师当年的艺术之路。
　　宝树堂位于广东梅州下市角，建于清康熙初年，迄今已有300多年历史，为三堂两横一围龙结构，是一座典型的客家围龙屋。据谢发的儿子谢永昌介绍，谢发就在此屋随其祖父练习木偶戏，一步步成为大师。


　　谢发7岁学艺，9岁登台，13岁即得师名，而后一直被人们称为“发师”。 “当时由于年龄小，登台表演时每次都要垫个小板凳来提线表演。”已经73岁的谢永昌说。
　　谢发，1908年出生于梅州梅江区东山下市角的普通家庭，其父谢瑞庭是当时梅县提线木偶戏班“乐尧天”的班主，以擅唱小生与红净而闻名。在谢瑞庭的艺术薰陶下，谢发从小就热爱戏曲，尤其爱玩木偶。谢发7岁即开始学习八音弹唱和木偶艺术。他终日木偶不离手，练至唇焦口燥、手指磨破仍不停歇，苦练至13岁已有了师名。但他仍未止步，继续拜师学艺，改进客家木偶表演形式。上世纪30年代，谢发开始对梅县木偶戏进行创新，研制出许多新的人物造型，并把当时只有10根控线的木偶增至十七八根控线，丰富木了偶的动作与表情。1951年春，当地政府大力支持艺术发展，以谢发的“乐尧天”为主体组建梅县民艺线剧团，成为新中国最早成立的木偶表演艺术专业剧团，谢发担任团长。1978年该团复办并改名为梅县木偶剧团。
　　谢发演艺精湛，名气不胫而走，曾受到中外艺术家的盛赞。1952年春，谢发与来华进行艺术交流的苏联功勋艺术家奥布拉茨多夫同台表演，谢发表演了提线木偶《化子进城》中的“弄蛇”、“舞狮”等绝活，让奥布拉茨多夫叹为观止，表演结束后，他称赞“中国的艺术家真了不起，谢发控线的10个指头灵巧得堪与钢琴家媲美”。同年4月，谢发还代表木偶演艺界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全国木偶戏、皮影戏艺术交流大会，其精湛的表演博得了在场观众及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多国艺术家的赞赏。
　　谢永昌告诉记者，谢发不仅精于木偶艺术和八音演奏，而且在曲艺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为使客家地区的观众在欣赏木偶艺术中获得更多的乐趣，谢发对木偶表演艺术做了大胆的改革，在木偶戏的唱词和唱腔中使用客家方言，融入了客家山歌、民间小调等各种歌唱形式的精华，创造出一种独特的唱腔“傀儡腔”。“傀儡腔”又叫“谢发腔”，它包括“猜调”和“拆字歌”等，全是用客家话演唱，咬词吐字清晰，在声音的变化中喜怒哀乐驾驭自如，深受客家民众喜爱。1963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将谢发的“猜调”录制成唱片发行。
　　1966年12月谢发在梅城病逝，终年59岁。“他在艺术道路上的刻苦勤奋和大胆创新的精神是留给子孙后代的宝贵财富。”谢永昌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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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资平故居留馀堂

　　张家围的建筑风格与众不同，其建筑形制到现在仍能窥见其当时开基祖凝聚族人的能力——十八栋屋均以同一空地（中心花园）为圆心设计建造，使用统一的后花园。这种独特的建筑形式反映了古代客家人聚族而居的生活形态。其后裔于三坑口另建有一座殿堂式围龙屋叫“留馀堂”，始建于清道光七年（1827年），建筑面积4702平方米。其背靠周溪苏姑寨，三堂四横结构，屋前有半月形池塘，宽大禾坪上立有七座楣杆，代表这里曾涌现出7位举人。在“留馀堂”的后裔中，最能体现张家围文化影响力的莫过于张资平。他与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共同创建了创造社。张资平不仅是现代言情小说的开山鼻祖，也是“创造社”中最多产的作家。同时他对家乡梅州的文化事业发展也作出了贡献，他与李度旷、钟贯鲁共同创办了学艺中学。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居于张家围凉亭塘边的张简荪和居于敦本堂的张棣昌。张简荪在抗战期间为六十二军中将高级参谋，1947年中将军衔退役后任梅县县长。其上任伊始则厉行新政，稳定市场，并以增产救荒为目标，使民生得到极大改善，群众均以“清如水，明如镜”称之；原中国文联副主席、著名音乐家张棣昌1918年生于张家围“敦本堂”。其早年投奔延安，后被分配在刘伯承麾下的三八五旅，期间他本着对革命的热情和对生活的热爱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革命歌曲，在社会上广为传唱，深受群众喜爱。其代表作《解放军进行曲》、《中国儿童团团歌》、《人说山西好风光》、《樱桃好吃树难栽》等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


张资平（1883—1959），广东梅州市梅县区人，出身破落世家。1906年进美国教会办的广益中西学堂。1910年春入广东高等巡警学堂。1912年夏，被广东国民政府选派为留日学生。1922年4月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理学院地质系。
1913年开始创作。1920年1月发表小说《约檀河之水》。1921年参与组织创造社。这一时期的作品，或控诉宗教的虚伪，或描写日本下层人民的生活，体现了五四时代精神的某些侧面。代表作品为长篇小说《冲积期化石》。
1922年6月回广州，任焦岭铅矿经理兼技师，1924年秋，被聘为武昌师范大学教授。1928年3月，到创造社出版部工作，不久又脱离，9月开办乐群书店后创《乐群》半月刊（后改为月刊》。1930年应邓演达之邀加入第三党。.后因邓演达被国民党杀害而脱离该党。1934年出任民族主义文学刊物《国民文学》主编。他创作了数量极多的恋爱小说，有反封建的倾向，化为单纯表现男女间的三角关系或多角关系，并在恋爱上面贴上“革命”等标签。
1938年11月沦为汉奸。1940年3月出任汪伪政权农矿部任技正，7月人中日文化协会出版组主任，主编《中日文化》月刊。抗战胜利后曾因汉奸罪被捕。
全国解放前夕，居上海写作。1953年9月，进振民补习学校当代课教师。1955年6月被公安部逮捕，以汉奸罪判刑。后病死于安徽南部劳改农场。 [1]

张资平，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就是出自他的手。
他是20世纪30年代初我国红极一时的作家之一，是“创造社”中最多产的一位作家，他的作品有众多的读者，在文坛上影响深远。著名作家张爱玲自己就曾明确说过，她曾迷恋于张资平的小说并深受其影响。在当时上海滩，贵妇人在闲聊时以手捧张资平的恋爱小说和张爱玲反映市民生活的散文为时髦。
张资平，1893年5月24日出生在广东梅州市梅县区。1910年考入广东高等巡警学校，1912年到日本留学，1919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读地质科，1921年和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成立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宗旨的文学团体创造社。1922年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冲积期化石》。1922年回国后，任武昌师范大学岩石矿物学教授，1926年担任武昌“第四中山大学”地质学系主任。1928年到上海任暨南大学文学教授，兼教大夏大学的“小说学”，开办乐群书店。1928年10月16日至30日他参加以陈文祥为代表的学术团体访问日本，回国后写了篇日记体小说《群犬》，形容日本侦探之多。随着他的《梅岭之春》《晒禾滩畔的月夜》《约伯之泪》《苔莉》《最后的幸福》《明珠与黑炭》《爱力圈外》《青春》《糜烂》《爱之涡流》《上帝的女儿们》《群星乱飞》《跳跃着的人们》《时代与爱的歧路》《爱的交流》《恋爱错综》等恋爱小说一版再版，便专门从事小说创作了，并用稿费在上海真茹建了一幢“望岁小农居”的精致别墅。张资平所写的都是恋爱小说，他的二十几部中长篇小说，都是描写恋爱的作品。由此，张资平成为公认的“恋爱小说家”。鲁迅曾辛辣地嘲讽张资平小说学的全部精华，是一个“△”。
张资平的小说创作反对日本侵略者的题材，长篇有《天孙之女》，短篇有《红海棠》。1930年出版的长篇《天孙之女》既揭露日本帝国主义鄙视、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又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糟蹋、蹂躏日本女性的罪行。小说以日本军人铃木牛三郎的女儿花子被遗弃骗卖，沦为妓女的故事，戳穿了日本人自吹是“天孙之族”的神话。该书1930年7月出版后，9月再版，1931年2月三版，8月四版，1932年6月五版，总共印行一万一千册，被翻译到日本去。由此，张资平也惹来了麻烦。1931年4月10日出版的第一期卷一的《现代文学评论》中“现代中国文坛逸话”一栏里，刊登了《张资平怕走北四川路》的一则消息：“张资平自写了《天孙之女》后，被日人译成和文，在和文的《上海日报》上按日发表，而引起了日本人剧烈的反感。现在，张先生竟因此而不敢走上那北四川路了。《天孙之女》是一本极端暴露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罪恶的小说，他里面叙述日人的蛮横，可谓淋漓尽致。日人本来都褊狭异常，而有高度的爱国热，于是便认为莫大的耻辱。一方面译成日文，并刊登张先生的照片，使他的国人都对张先生有不好的认识；一方面则拔剑张弓，大有向张先生下哀的美敦书之势了。据张先生自己说：‘我最痛心的是在自己的国土内，居然任日人如此蛮横的不讲道理。这真是我们的耻辱。我之所以不去走北四川路，并非真正怕日本人，但他们酗酒滋闹的水兵，一向视中国人如鱼肉，倘使一旦狭路相逢，给你一个伤害，或竟把你一刀结果，那又有什么办法呢！’这段话，使我们感喟到著作家没有保障，怕将来连说话的自由也要受外国人的干涉了。”
张资平于1933年初夏写作的短篇小说《红海棠》，描写了1932年12月8日上海闸北被日机轰炸的悲惨情形，揭露了日本侵略者野蛮的罪行。小说主人公被称为“红海棠”的吉弟在上海先后给穆蔚英、海沼猪三郎、小桥当仆人，并且还当了三四个日本商人的情妇。“一.二八”的战火使吉弟的孩子下落不明，吉弟的父母也被炸死。在一片瓦砾中，吉弟跟着丈夫终二过着乞丐般的生活。
1937年抗战爆发后，张资平参加了日本驻上海领事馆为后台的“兴亚建国会”，这是一个以文化为幌子的特务组织，从此他走上了一条人生不归路。
1940年3月29日南京汪精卫伪政府成立，张资平任农矿部技正，这实际上是个闲职。同年7月，汉奸文化组织中日文化协会在南京成立，张资平当选为第一届理事会候补理事，任出版组主任，主编1941年1月创刊的《中日文化》月刊。这是一份宣传“中日亲善共荣”的综合性汉奸杂志。一年后，他又辞去出版组主任之职，担任中央研究院博物委员会委员，保存整理岩矿标本。
最早指责张资平被敌人收买之事的，是新加坡的《星洲日报.晨星》，于1940年4月19日刊登了郁达夫的文章《文人》，文中指出：“从这一张同人合写成的信中看来，我们可以知道，张资平在上海被敌人收买的事情，确是事实了。本来，我们是最不愿意听到认识的旧日友人，有这一种丧尽天良的行为的：譬如周作人的附逆，我们在初期，也每以为是不确，是敌人故意放造的谣言。但日久见人心，实在是中国人千古洗不掉的羞耻事，以春秋的笔法来下评语，他们该比被收买的土匪和政客，都应罪加一等。”
1947年5月，张资平因“汉奸罪”被国民党司法机关逮捕，后经交保获释。1948年3月20日张资平连去两封信给胡适，并附上他的辩明书，要求胡适为他辩白，请求胡适将他的《我之辩明》转送给陈立夫。
胡适并没有为他申辩，所以1948年4月国民党上海法院判处张资平有期徒刑一年零三个月。张资平不服，提出上诉。1949年1月，国民党上海最高法院特种刑事庭裁决：撤销原判，发还上海高等法院重新审理。
张资平最后虽未被国民党上海高等法院判为“汉奸罪”，但在上海无业可从，只好靠翻译一些东西来维持生活。
1949年10月后，张资平因“汉奸文人”的臭名声，难于寻觅一份工作。1953年他找到当时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潘汉年曾是创造社成员，由潘汉年介绍到上海市振民补习学校（现上海市成都二中前身）教书。1955年6月，因潘汉年的“反革命事件”，被上海市公安局逮捕。在审查他的“汉奸文人”罪行后，1958年9月，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张资平有期徒刑二十年。1959年7月送安徽省公安厅，12月2日病死在劳改农场。[2][url=]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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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幼敏故居纯厚楼

　　位于小溪唇的客家公园内，有一座中西合璧式古建筑叫“纯厚楼”，建于1946年，占地面积110平方米，现已被辟为客家博物馆的副馆“将军馆”，是曾任梅县县长杨幼敏的故居。杨幼敏曾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革命队伍，南征北讨，26岁被授予少将军衔，后历任虎门要塞司令等军职。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进行长征前夕，时任广东陈济棠部第一参谋长杨幼敏等人与朱德派出的中央红军代表何长工、潘汉年在寻乌进行秘密谈判，双方达成五项协议，从而使红军长征初期顺利通过湘粤边境进入广西。抗日战争爆发后，杨幼敏辞去参谋长职，1938年3月出任梅县县长。

　　                                                 杨雪如故居双魁第

　　位于杨桃墩的古民居 “双魁第”，建于1809年，建筑面积3043平方米，三堂四横结构，是早期中共梅县地方组织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杨雪如的故居。1927年5月12日，梅县举行武装暴动，杨雪如为暴动领导人之一。1928年夏，东江特委派他往江西中央局汇报请示工作。回途时，引带朱德率领的红四军来梅，于是年10月25日进占梅城。1931年冬，由于叛徒告密而被捕，后被国民党反动当局杀害于梅城北门岗刑场。杨绍穆故居中将第
　　在小溪唇5号与客家博物馆遥遥相对有一座古色古香的民居建筑叫“中将第”，原名“拔元第”，是300年前杨姓十五世祖所建。其后裔杨绍穆早年留学日本，毕业后回国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北伐军，任过段祺瑞政府中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梅县抽壮丁频繁，该屋村民为起到威慑的作用，从大门上取下“拔元第”的横匾，让人凿上“中将第”的屋名。此后，“拔元第”就被称为“中将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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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国豪祖居地下断李屋

　　位于月梅嘉应学院旁边的下断李屋，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10位著名桥梁专家之一的李国豪故居。他曾就读于梅县县立中学、上海同济大学、德国达姆斯塔工业大学等，历任上海同济大学校长、上海市政协主席、武汉长江大桥和南京长江大桥技术顾问主任委员等。
　　史料记载显示，从攀桂坊孕育而出的名媛俊彦数量众多，有如繁星灿烂。由于篇幅所限，在此就不一一细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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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永昌：研究客方言让他走上国际讲坛                                                     
                                           李金富　曾仕谦　叶志明　钟兴明

　　他对客家方言情有独钟，有颇深的造诣，曾经是《梅州市志》、《梅县志》等书“方言篇”的作者。他的著作使大学教授专门致信购买；先后应邀参加新加坡、吉隆坡国际客家学研讨会，并宣讲论文；1998年，他还被评为“世界客属杰出文化人士”。他就是梅江区金山街道下市角人、客方言研究专家谢永昌。
　　作为广东中国语言学会会员、梅州客家研究会副会长，谢永昌每当说起自己的成就，总是谦虚地说:“是对客家方言的研究使我获得了诸多荣誉，在以后的日子里，我还要潜心研究，使它发扬光大。”
　　文艺世家，在客家文化的浸润中成长
　　现年75岁的谢永昌从小就在客家文化的浸润中成长。他的祖父谢荣祥是梅县提线木偶戏班“乐尧天”的创始人；父亲谢发是梅县木偶剧团的创始人，曾应文化部邀请，到北京参加过全国木偶戏、皮影戏艺术交流大会。在这样得天独厚的环境中，受父辈们的艺术熏陶，谢永昌从小就接触到了木偶演艺、汉剧表演等客家文化，特别是父亲用客家话创造出的“傀儡腔”，更是受到谢永昌的喜爱。每当父亲排练节目，他都要认真观看，客家方言唱出的唱词琅琅上口，声音悦耳动听，富有浓郁的客家韵味令他如痴如醉。
　　“小时候，每当寒暑假，我总喜欢跟着父亲到各地看演出，总感觉父亲的表演有无穷的魅力……”说起童年，谢永昌觉得并不孤独，反而认为那是快乐的童年。“用客家方言说出来的童谣，我比同龄人知道得要多；小学六年级，我对父亲的表演、唱词就已经很熟悉。到初中，我已经能跟着父亲修改、创作一些简单的剧本了。”
　　勇担重任，完成《梅县志》方言篇撰写工作
　　1984年，梅县县委、县政府决定编写《梅县志》。相比起政治、经济等领域的编写，方言这一块却难得多。它不但要广泛搜集当地的风俗民情，还要从语音、词汇、语法系统等角度来记录方言。而当时能胜任此项工作的人并不多，领导把这一番重担交给了谢永昌。
　　虽然以前从事文艺创作积累了一定的基础，但真正投入到这个工作后，严谨、客观、全面、权威的要求使谢永昌面临不小的压力。为圆满完成任务，他被派到省方言研讨班培训；对父辈留下来的方言读本仔细研读，遇到不懂的除向当地的老先生请教外，还翻阅大量史料。“那时条件差，遇到难题，只好写信向大学专家求教。”谢永昌告诉笔者，有一次，他收到一封信，原来因赶时间出现笔误，结果受到专家的批评。谢永昌后来特意去信，感谢专家的批评指正。他说，修志就要发扬有错就改、闻过则喜的精神，因为今天的志书是明天的史料，要经得起检验。
　　日积月累，他走上国际讲坛
　　通过多年的积累，在成功编撰完4多万字的《梅县县志·方言》以后，谢永昌还撰写了《梅州市志·方言》、《锦绣梅州·梅州客家方言》等专著。1997年，南京大学鲁国尧教授专门致信给谢永昌，认为他撰写的《梅县客家方言志》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并要求购买10本；台湾清华大学张光宇教授2008年来嘉应学院，特意邀请谢永昌。他带着《梅县客家方言志》赠送给张教授，对方高兴地说，由于过去没有此书，他不得不借朋友的复印以作讲义，从今天开始就不用这么麻烦了。
　　1996年，世界客属第13届恳亲大会在新加坡举行，谢永昌宣讲了题为《独特的客家方言重叠式形容词》的论文；次年，他远赴吉隆坡参加客家学研讨会；在1998年台北举行的世界客属第十四届恳亲大会上，他和程贤章、黄火兴三人被评为世界客属杰出文化人士。
　　回首自己取得的成就，谢永昌坦言，自己很幸运是一个地道的客家人，是客家文化成就了自己，特别是博大精深的客家方言，使自己有机会走上国际讲坛。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要大力发展客家文化，以及重点抓好攀桂坊、凌风路等古巷老街的保护性开发，这让谢永昌感到由衷地高兴。他说，自己将一如既往、不遗余力地做好客家文化的研究、保护、传播工作，让更多的人认识、了解客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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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声叠韵下市话奥 妙含蓄意韵藏                                                             梅州网   10:36:56   来源： 梅州日报


      “壳格嘀咕美改挤姑溪小”……这一连串基于客家方言说出的话语是什么意思？经过梅江区下市话代表性传承人杨伟煊的一番解释，记者才明白，原来这是下市话，讲的是“客都梅州好”的意思。为什么简单的5个字用下市话表述要10个字？下市话是如何演变而来的？它在历史上发挥过怎样的作用？随着他的介绍，我们走进了下市话的世界，畅游于这融客家方言而衍生发展的独特的梅州古城区域文化中。　　“说起下市话的渊源，可离不开黄遵宪先生 ！”随着杨伟煊的娓娓道来，记者了解到，“下市话”又称“叶(ea)话”，按古书籍《客话本字》书中有双音反切“叶话”方法记载证明，下市话从清光绪三十一乙巳年（1905年）至今，其流传可考历史至少有105年。它是梅州古城区东郊“攀桂坊”（今梅江区金山街道办下市角及周边范围）客家人特有的一种民间文学语言。最初，由于黄遵宪祖辈经营典肆业，渐渐地典当行内形成了一种行业专用语言。黄遵宪先生从小接触这种行业语言，加上学识渊博，于是便深加研究，将《康熙字典》字母、字韵切音法识字方式与祖辈的行业专用语言结合起来，采用梅州城区客家方言加以双音反切衍变而成了极具古梅州城区地域标志的客家独特方言，因而形成了初始形态的下市话。
　　下市话是采用梅州城区客家话切音的一种特殊方言。在1956年之前，我国还未推行汉语拼音，都采用以两个音切成一个字的切音识字法，原本5个字的一句话就成了10个字的一句话，比如说，“嘀咕”两字可切音成为“都”。黄遵宪将40个字作为字母，24个字作为字韵，同时，根据梅州城区客家话的特色，将字转读6音，让下市话成为比较系统的体系。由于其语言生动并含蓄隐蔽，而语言韵律独具梅州古城区文化特色，并可用客家方言读音文字代替书写，用其读书、唱歌、与人交流，因此口传心授流传至今。它曾主要作用于重要场合、重要事项的隐蔽交流，也在梅州古城区东郊“攀桂坊”民间交流。
　　“黄遵宪先生作为驻日参赞时，使馆里潜伏有许多中国通的间谍，而身边同僚又多属客家人。那时正值清政府日渐衰退，出于形势需要，并为了防止泄密，他创造并教会了身边同僚使用下市话讨论要事。”说起这段典故，杨伟煊兴奋不已，他说下市话语言流传至今，被杨恭桓、杨檀儒、杨雪儒、杨幼敏等历史名人广泛运用。尤其是黄遵宪归隐故里时经常使用它谈论国家时政，让人觉得十分隐蔽、十分时尚。因其有规律的反切方法，客家人易学且外人难于听懂，因而在当地很快流传，特别在上世纪初至70年代初，从梅州城区、东山中学到文化公园周边的文化单位如梅县山歌剧团都十分盛行，当时，梅州城里有许多人都以会讲下市话为时尚。
　　随着时代发展，聚集交流的场景在渐渐退出人们的视听，今天城区使用下市话的人也日渐减少，但在下市“攀桂坊”及周边范围仍有好些60岁以上的老人热衷用其对话交流感情，“攀桂坊”在外经商的成功之人如黄华、李贵辉（上世纪50年代梅县山歌剧团演员）等仍然十分常用“下市话”交流感情。在文化大省、客家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建设下，下市话作为区域特色文化，得到梅江区政府的重视和保护并重点宣传，目前，该区有关文化部门正在加紧对其收集、挖掘、整理申报，加以保护。
　　（严海苑 叶志明 曾仕谦 梁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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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市话”源自商业暗语添新证

   

     “下市话”是梅江区致力于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之一。近日，致力于挖掘保护工作的传承人杨伟煊在他的家乡下市攀桂坊发现一批华侨信函，其中有关海外向梅州汇款的内容，频频使用“下市话”来传递信息，避免汇款数目和分配情况外泄，为下市话发源于商业暗语增添证据。

杨伟煊发现的这批华侨信件属于下市杨桃墩原居民丘和德的家信。据他介绍，丘和德老人现年八十多岁，收藏的信件是他在印尼经商的父亲和哥哥当年向家乡汇款后写的家信。

记者看到，这些信函寄发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其中一封丘和德父亲发出的信内提到：”和德儿：知悉，昨日接来九月寄的信，所云清旋伯到家各事……“杨伟煊解释，信中写到的”清旋伯“在下市话中就是钱的意思，”清旋“是下市话里”钱“的发音。丘和德的父亲从印尼寄回钱款准备购买河唇店铺，为了保守秘密用下市话覆盖了信中涉及资金的内容。

      在杨伟煊出示的另外两封信中，丘和德的弟弟用部分下市话写道：“已探悉，捲四之清璇，实是育只清先双甘驳隔容璇，因国良姊丈捲四信时弄错了。“杨伟煊解释这句话的实际意思是” 已探悉，寄之钱，实是一千三百元，因国良姊丈寄信时弄错了“对于不懂梅城客家话以及下市话反切读法的人士来说，无疑是天书，根本无法弄懂其含义，从而起到保密作用，即使信件在半途被人截取私拆，外人也弄不清其核心内容。

     记者从信件保存者处了解到，寄信的人在印尼的三宝垄经商，历经两代人，远离家乡多年，在涉及商业机密的情况下，习惯采用下市话保守秘密。杨伟煊表示，这为下市话源自商业暗语提供新的证据，因为下市攀桂坊从清中叶开始，有不少家族参与钱庄、当铺的生意经营，有使用类似这批侨信保密功能的需要。杨伟煊还向记者出示手上抄录的杨桃墩文人杨檀儒为族侄子芸的《叶音字韵便读》所作的序文，显示在清末，攀桂坊人士已在系统梳理下市话。

本文作者刘奕宏

发布者：张维耿
2013-12-24 18:32
“下市话”模仿康熙字典集韵广韵之反切法，用梅县话的反切上下字拼读梅县话的字音，很难说具有独创性。我反而觉得梅县下市的江湖话有其独创性


张维耿
1931年12月生，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人。中山大学对外汉语教学中心教授，1960年6月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教近40年，主要担任本科现代汉语和汉语修辞学以及外国学生的汉语教学工作。招收过现代汉语专业修辞学方向和对外汉语教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曾任中山大学对外汉语教学中心副主任、主任十多年。为一至三届世界汉语教学学会理事，二至四届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常务理事，曾任广东省中国语言学会理事、学术委员，广东省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会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待遇。出席过多次国际学术会议。主要著作有《现代汉语修辞学》（与黎运汉合作，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86年版）、《汉语修辞学》（与李圣超合作，广东省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华客文化》（与潘小洛合作，中山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客家话词典》（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在国内外刊物发表学术论文40篇。




张维耿教授也是下市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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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攀桂坊人文秀甲梅州

      梅江区东面有一片神奇的土地，这里客家围龙屋鳞次栉比，方圆只有几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却孕育了百多位名人，这个地方就叫攀桂坊。这里可谓地灵人杰，历史上出有李仲昭、李黼平、李载熙三名翰林；李汝谦、李载熙、李象斌三位解元；有侯安国、侯世华、萧系尹、杨为舜、杨仲兴、张云翮、杨勋、张云蒸、李黼平、黄奎举、杨奎猷、梁杰、黄万全、李载熙、谢卿谋、黄基、杨沅等17名进士及黄遵宪等92名举人。不论翰林、进士或解元、举人的数量均约占了全梅县（含梅江区）的六分之一。此外，还涌现出大批各领域的杰出人物，如嘉应五大诗人中的李黼平、黄遵宪（余为宋湘、黄钊、丘逢甲）；嘉应五大书法家中的黄基、谢义谦（余为宋湘、钟孟鸿、梁国瑞）；岭东三大女诗人之一的叶璧华（余为黎玉贞、范荑香）；有当代中国著名文学家黄药眠、世界著名桥梁学家李国豪、抗日名将国民党第七兵团司令黄伯韬上将、现代言情小说鼻祖张资平、五获世界羽毛球冠军侯加昌、我国著名音乐家张棣昌、提线木偶表演艺术大师谢发等等。
      攀桂坊历史悠久，是名闻遐迩的人文秀区，但她的由来至今却是个谜。如要探究，不能不提及侯安国。侯安国是福建宁化人，为宋淳祐间乡贡进士，于宝祐二年任梅州教授（类似现在教育局长），掌管生员的教育、课试等。甫上任，就遍查本地史志文献，得知梅州风俗醇美，“民勤耕织，士敦诗书”，为之惊喜。当了解刘元城于哲宗时谪居梅州，在城内创设书院，亲为讲学，梅州文教从此发轫。遂顿生敬意，择日从学宫的教授署，到相距仅半里的元城书院视察；然后往东门外的东街、东郊周边巡视，借此了解地情民风。沿途远近不时飘来琅琅读书声和潺潺的流水声，举目四望，东山、金山拱抱；梅江、周溪萦绕；丛林滴翠，诸水流碧（今下市的十口塘，古时原为河道）。如此秀美的生态环境，令安国陶醉不已，乐而忘返，不由叹道“真乃风水宝地也！”询问随从：“此地何地？”答曰:“攀桂坊也”。侯安国连声赞道：“好地名，好地名!”因为“攀桂”是“攀蟾折桂”之意，蟾指月宫，攀登月宫，折取桂花，寓意士子登科及第。他来梅州任教授，期盼的就是多培养出能“攀桂”之士。攀桂坊的自然生态和人文环境，使侯安国无限钟爱，为了在这片令他留恋的土地上终老，也为了全力振兴梅州文教，他决定举家定居于攀桂坊。
       攀桂坊得名早于侯安国来梅之前，是无疑的。但早在什么时候，还需作进一步探索。这可在《舆地纪胜》程乡县（即今梅县和梅江区）景物百花洲下的谶语“百花洲尾齐洲前，此地出状元”看出端倪。《舆地纪胜》是宋王象之撰写的南宋地理总志，叙述当时全国各府、州、县沿革，风俗形胜、景物、古迹、人物等。成书于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可以这么说，早在《舆地纪胜》成书之前，民间就有“谶语”的传说，王象之才会写进他的书中，也才会有 “攀桂坊”地名的出现。这是因为地名的形成，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根据观察、认识和要求，而对某一地理实体的特征所赋予的一种语言文字符号。百花洲在城南程江与梅江夹流处，即今八角亭前近河处；齐洲原有齐洲寺，在状元桥下三里地，即今院士广场前一带。攀桂坊正好处于“百花洲尾齐洲前”的核心地带。人们期盼出状元，诸生都能“攀蟾折桂”，从而将此地命名为 “攀桂坊”也就顺理成章了。因此，可判断在杨圭立坊牌百年前，即宋宝庆（1225年）前，距今800年前，“攀桂坊”的地名就已经有了。至于“攀桂”被喻为科举登第的最早出处，则可追溯到千多年前的唐代，诗人贾岛因屡举进士不第，在《青门里居》诗里发出感叹：“若无攀桂分，只是卧云休！”贾岛作诗，注重炼字炼句，因与韩愈“推敲”诗句而闻名。其诗句“攀桂”，对“攀桂坊”地名的形成，可谓影响甚大，故“攀桂坊”之得名，可说应有上千年历史了。
      侯安国定居攀桂坊后，为培育“攀桂”之材，在“水打伯公”下面半里处建起了“攀桂书院”，日聚生徒讲学，造就了众多才俊，其中最著名者为12岁 “应童子科登进士第”的蔡蒙吉。后来，侯安国还在“攀桂书院”相邻处（即今“梅州市航运公司”所在地）建起了梅县侯姓一世祖屋。薪火相传，安国的子孙，可谓个个都“攀桂”：其长子侯通甫是书院山长（院长）；二三子分别是学谕、教谕；四子德升任提调（管内务官员），其子侯世华登元至元间进士。侯安国对梅州文教开发更是功不可没，《嘉应州志》及《广东通志》均载：“侯安国…教授梅州…初，梅州僻处岭南，经学未开，自安国倡教，文风日盛”。因此，后来他被“以奖风教事，奉旨崇祀乡贤”。不仅成了梅县侯氏的始祖，也成了本地的“乡贤”。
      清康熙、乾隆年间李象元、李端、李逢亨父子、公孙三翰院；乾隆、嘉庆年间连续四科乡试第一名均为梅县（含梅江区）人（他们分别是：梁念祖、宋湘、叶钧、李汝谦），嘉庆时广东学政彭邦畴盛赞“梅之文学，冠于岭南”，现则可说，攀桂坊人文秀甲梅州。


     攀桂坊人文秀甲梅州 孕育了百多位名人，不识攀桂坊就不识客家、不识梅州，更多资讯参阅客家文化吧http://tieba.baidu.com/p/30949967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