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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讲义:文 字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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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15-5-14 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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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梅花山人 于 2015-5-15 16:33 编辑 国学讲义:文  字  学万 献初         所谓“文字学”,是指“汉语文字学”,是研究汉字的形体构造以及字形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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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h83 发表于 2015-6-8 22:0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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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山人 发表于 2015-5-14 17:11:17
本帖最后由 梅花山人 于 2015-5-15 16:41 编辑

      3、会意,合并两个以上事类来表示新的意义。独体为“文”,合体为“字”,会意字由两个以上象形(指事)字合并而成。《说文解字·叙》:“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㧑,武信是也。”会合“止、戈”即为“武”,儒家认为武是用于制止战争的;会合“人、言”即为“信”,人说话要讲诚信。这类会意很多,“采”是爪在木上摘果或叶,“休”训“止息也,从人依木”,“章”训“乐竟为一章,从音从十,十,数之终也”,“祭”由“肉、又、示”组合表示以手持肉献祭等。还有字符重叠而成的同体会意,如“晶”训“精光也,从三日”,“从”训“相听也,从二人”,二人相随是“从”,二人并排是“比”,二人相背是“北”(后加肉作“背”),一人头向上另一人头向下是“化”。双木为“林”,三木为“森”;一草为“屮”,二草为“艸”,三草为“卉”,四草为“茻(莽)”。   

      4、形声,《说文解字·叙》:“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以事类作为形符名称,取相近(譬)的读音为声符,合成形声字,“江、河”属水类,就以“水”为形符以“工、可”为声符合成。郑樵《通志·六书》:“六书也者,象形为本;形不可象,则属诸事;事不可指,则属诸意;意不可会,则属诸声,声则无不谐矣。”是说象形是汉字最根本的造字法(字根),抽象的事理不便象形就用指事,更复杂些的就用会意。象形、指事、会意局限于图象,只能表达最基本的字义,更多更深更细致更复杂的意义需要更为优化的造字法。人类语言交际的基本单位是词,词义是交际的内容,语音是交际的形式,故词是音义的结合体,口语词很早很早就产生了,记录词的文字很晚很晚才出现,如果字形既表示词的义类又表示词的读音,就是最优化的,形声字的形符表义声符表音,所以是“无不谐矣”的最佳造字法。形声造字法最能产,《说文解字》9353字中有形声字7697个,占80%以上,之后历代所造新字也都是形声字。《说文》分析形声字一般是“从某,某声”,如“妹,女弟也,从女,未声”。
       形声字的结构灵活多样,主要有:左形右声如“江、柏、语、锤”、左声右形“鸠、期、攻、放”、上形下声“草、字、空、景”、上声下形“婆、忘、贡、架”、内形外声“闻、哀、衔、辩”、外形内声“圆、阁、衷、匾”等。为求方块字的匀称美观,隶书楷书形成一些结构特殊的形声字:《说文》“颖,禾末也,从禾顷声”,形符在左下;“碧,石之青美者,从玉、石白声”,声符在右上;“寶,珍也,从宀从玉从貝,缶声”,声符在右中。还有“省形”和“省声”,就是在组字时把形符、声符的一部分省掉了,如《说文》“考,老也。从老省,丂声”,是说以“老”为形符而省去其下半部分;“疫,民皆疾也,从疒,役省声”,省了声符“役”左部分。为了字形美观,声符、形符在隶书楷书中有些会变形,如:“心”在左作“忄”(情、惕),在下作“心”(想、念),在半包围中作“?”(慕、恭)等。形声字最能产,如:“父—甫—尃—溥—薄—礡”,前者作后者的声符,递转产生了五代形声字。一般说来,形声字形符表义类声符表读音,实际上声符与其所构的形声字多是音义同源的,即声符兼表义。如“甫、尃、溥、薄、礡”都含“铺开”义,由“小、少、肖”作声符的都含“小”义,以“叚”作声符的多含“红色”义,以“工”作声符的多含“人工”义等。


      5、转注,《说文解字·叙》:“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关于什么是转注,一千多年来争论不休,主要有:形转说,唐裴务齐《切韵序》“考字左回,老字右回”,是说字形稍变而义训相同;音转说,宋张有《复古篇》“转注者,展转其声,注释它字之用也”,是说由声音相近转化它形而意义互通;义转说,明赵宦光《说文长笺》“转注者,声义共同也,取其字就其声,注以它字,而义始显”,清戴震《答江慎修论小学书》“转注犹曰互训,转相为注,互相为训,古今语也”,主要是说义上的通转带及音形相近变化。各家解释多所不同。《说文·老部》“老,考也,七十曰老,从人、毛、匕”,“考,老也,从老省,丂声”,,古字形是长发白胡子佝偻背的老者拄着拐杖之形,只是“老”的拐杖向内而“考”的拐杖外而已,本是同一词的派生分化,生者称老而死者称考,由字义的增加导致字形的分化,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造字法,而是用字法。除许慎举例的“考-老”外,各家列举的转注字都未能得到大家的公认。

      6、假借,《说文解字·叙》:“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是说语言中有这个词而不能依义造出字来,就借已有的同音(音近)字来表达此词义,即把已有的表意字借作音标来使用。许慎的定义很好,但所举例子“令、长”不确。以人称代词为例,第一人称代词有音有义不好造字,就借同音的“我”代替,“我”字从“戈”本是兵器刑具类字;第二人称代词,借同音的“女”代替,“女”本的女人形;自己借“自”代替,“自”本是鼻子的象形字。这类借形表词是“本无其字”的假借,借后就固定了,“久假不归”,这就需要用字上的调整:“我”本字的刑具义就消失不再用;“女”的女人义常用而迫使第二人称代词转借使用率极低的河流名“汝”;“自”的鼻子义只好加声符而造后出字“鼻”。再如方位词抽象而难依义构形,东方借袋子形的“東”,南方借悬钟形的“南”,西方借鸟在巢上宿的“西”而本字另造形声字“栖(棲)”,北方借二人相背的“北”而本字加形符成“背”。还有一类“假借”是“本有其字”的假借,也称为“通假”,如:酒杯形的“爵”同音借用作麻雀的“雀”,虫子的“蚤”借作日出草上的“早”等,本来各自依自己的词义构造了各自的字形,使用中因同音而借用,一度形成上古字用的混乱局面。本无其字的“假借”与本有其子字的“通假”,都没有造新字,都是调整字用的用字法。

      六书中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是造字法,转注和假借是用字法。汉字是具有表意性质的文字体系,回应前述汉字构造的“图画、意合、形声”三阶段,综合看其“造字、用字”的发展,大体也可分为三大阶段:首先是象形阶段,也就是纯表意阶段,象形、指事、会意约属于此阶段,以一个字形描写一个词义,形象而明晰,区别率高。但这类形象的造字法表达率不够高,《说文》这三类字只有1600多个,远不够用。社会交际的需要不断产生新词新义,很多抽象的、虚化的词义无法用形象描画的方法造出字来,需要另寻表达方式,于是就产生了假借用字法,这就是汉字借音表义的假借阶段。假借实际上是借已有字形作音标来表示同音词,一个字形表示多个词,如“丁”表示“木钉、天干名、人口、伐木声”等,这就大大提高已有汉字的表达率,以少量的字形表示大量的词义。然矫枉过正,假借法一度泛用,不但本无其字用假借,本有其字也随意通假,汉字系统的表达率是大大提高了,但区别率却大大降低,一字形兼表词义过多,难于准确理解。为了解决表达律与区别率的矛盾,汉字进入形声阶段。形声阶段是汉字表意兼表音的阶段,形符表义类(绘形表意),声符表读音(借作音标),兼顾了汉字的表达率和区别率。无所不可以形声,故形声成为最能产的造字法,形声字占汉字总量的80%以上,而且越来越稳定。世界上的几种古老文字,如苏美尔楔形字、古埃及圣书字等,都起于象形,但都没有沿用下来,汉字体系一直沿用至今而无断裂,应该说与汉字找到了形声这种优化而能产的造字法不无关系。
      就汉字的学习和应用而言,应从《说文解字》入手,《说文》的540部首实际上是汉字系统中的字根,也就是基本的构字部件,熟稔地掌握和运用这些字根,就可以成系统地掌握由它们构成的大量形声字。历代研究《说文》的著述很多,以清代“四大家”最有成就,即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桂馥《说文解字义证》、王筠《说文句读》和《说文释例》,尤其要细读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许慎时在东汉,博采前人所传而编成《说文》,所得甚多,贡献巨大,但也有他的局限性,因此要结合出土文字的研究和学习,使对字形的说解更为科学更为准确。以《说文》的学习为基础,再去认读和考释甲骨文、金文、大篆以及简帛文字,也是学习古文字的必由之路。

梅花山人 发表于 2015-5-14 17:11:15
本帖最后由 梅花山人 于 2015-5-15 16:38 编辑

1、古文字阶段     
      殷商甲骨卜辞所用的甲骨文是迄今所见最早的成熟的汉字系统,一般认为,由商代后期至秦代(约前14世纪—前3世纪)为古文字阶段,唐兰按照时代先后和字形特点,分古文字阶段的文字为四类:商代文字、西周春秋文字、六国文字和秦系文字。
      殷商文字,主要有殷商甲骨文和商代青铜器文字。甲骨文也叫契文,多契刻在龟甲兽骨上,也叫龟甲文字,其内容以占卜为主,也称甲骨卜辞,多出土于安阳殷墟,故又称叫殷墟文字。自1899年甲骨文被学者发现至今,已发掘出十多万片,已释读的字形有两千多个。甲骨文的特点:在甲骨上刻画,注重形象可感性,象形字、会意字居多,笔画较细且方笔居多,笔画的多少、正反、向背还未能完全统一,形体多变,繁简不一,还带有较浓的图象意味。尽管如此,甲骨文总体上用笔讲究、章法统一、结字整齐,已具备较好的实用价值和交际功能,是成熟的文字形态。商代青铜器文字,一般通称为金文,也称钟鼎文、彝文、吉金文等,主要刻铸在钟鼎彝器之上,内容多记载商周时期的铭文、诏令、颂词、勋功等。铭文长短不一,少者几个字,多者几十个字,西周后期的毛公鼎长达479个字。北宋时就已开始钟鼎文字的收集著录,至今已发现的青铜器文字有四千多个字,释读出来的一千多个。与甲骨文比较,金文明显趋于成熟:字形结构与甲骨文相近,但形声字明显增多,异体字相对较少,即规范性增强。金文铸模而成,笔画粗而较圆润,多呈块面状。西周后期和春秋时期,铸模工艺不断提高,金文渐趋线条化。
    西周春秋文字,是殷商文字的继承和发展。该时期主要的文字资料是金文,还有部分甲骨文和盟书文字。西周文字上承殷商下启春秋,春秋文字在西周金文基础上进一步完成块面笔画的线条化、诘诎笔画的平直化,春秋后期诸国文字开始出现长条化、整齐化的趋势,形体构造大体相似,不同地域出现了不同的书写风格。江淮流域诸国文字呈现出明显的美术化倾向,如在字形上加鸟虫形文饰的“鸟虫书”颇引人注目,许慎《说文解字·叙》“秦书有八体,四曰虫书”指的就是鸟虫书。
       六国文字,战国七雄除秦以外为“六国”,六国文字与春秋文字相比,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说文解字·叙》描述道:“其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途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最突出的是俗体流行,出现了很多简体字,书写的随意性较大,不同侯国、地区有不同的异体,一国、一地乃至一人所书也会有不同的写法。虽然各行其是,六国文字之间还是相互影响的,并非每一个字在各国都有不同形体,这就使六国文字虽然异体繁多而仍能认读。据研究,《说文》所引“古文”多为六国文字。
      秦系文字,是指春秋战国时代的秦国文字和小篆,其资料大体包括出土文物和传世文献两大类。文物资料主要有石刻文字、金文、玺印、陶文、漆器与简帛文字等,其中石鼓文、诅楚文和秦刻石最著名。传世文献文字主要是《说文解字》所收录的小篆字系。秦系文字有“籀文”,也称籀书或大篆,因载于《史籀篇》而得名。籀文刻在石头或青铜器上,隋末于陕西凤翔县西南发现十几块形如石鼓的刻石,被称为“石鼓文”,石鼓今存北京故宫博物院。历代文人都对石鼓文很感兴趣,不断有拓片留存,唐代韩愈《石鼓歌》说它“辞严义密读难晓,字体不类隶与蝌”。石鼓文久经风化,今已很难辨认,从早期拓片看,刻有十首四言诗,今能认清的约有三百多字。近几十年来,考古学者又发现了一些与石鼓文相似的文字,认定是秦统一以前的大篆,其字体与《说文解字》列出的“籀文”很相近。学界认为籀文与石鼓文是同一时代、同一地区的文字。籀文(大篆)比甲骨文、金文繁难,也比小篆繁杂。一般认为石鼓文集大篆之大成而开小篆之先河,是大篆向小篆演变的过渡性字体。现代出土于陕西的《秦公簋》上刻有铭文121字,是比石鼓文更好的大篆标本,其字形大方雅正,兼备甲骨文、金文的方正与圆转之美,起笔止笔均为藏锋,圆融遒劲,匀称有度,反映了小篆之前文字的真实形态。
      小篆,是在大篆和六国文字基础上,经过秦代“书同文”后通行的规范字系。《说文解字·叙》:“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省”是省并繁复的笔画,即大篆的简化;“改”是以通用字替代各种异体字。李斯编成《仓颉篇》作为文字的统一标准加以推广,就形成了小篆。对比看来,小篆是汉字发展史上最早的规范化、标准化的文字系统,它逐渐摒弃早期汉字的图像化和随意性,开始向符号化和规定性迈进。《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都是秦代教育学童的字书,共55章3300字,汉初合编总称为《仓颉篇》。小篆经官方统一并通行全国,是一次自觉的文字全面规范化行动,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小篆规范化的成果,后来集中反映在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说文解字》是汉字传世文献的代表,它以小篆为基准,兼收古文、籀文,正文共收9353字,重文1163字,全书共14篇,分析并建立540部首,同偏旁的字列为一部,同条共贯,据形系联,系统而有理据。字形解说中,兼顾字的形、音、义,“博采通人”,保存了大量的古音、古义以及前人的说解,提供了丰富的汉字构形理据的历史线索。许慎还界定“六书”为“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用作分析字形结构的理论依据,建立起汉字研究的系统方法。在汉字发展史上,《说文解字》无疑是最重要的著作,既是认字的入门书,又是研究汉字的基础,是认识先秦古文字的阶梯,又是研究秦后隶书、楷书发展的必然途径。《说文解字》的出现,标志着汉字系统的完善和中国文字学的正式建立。


    2、今文字阶段
     “今文字”是指隶楷文字阶段,从汉代延续到现代。两汉主要通行隶书,草书只是当时的辅助性字体。约于东汉中期,从日常使用的隶书中演变出一种较为简易便捷的俗体。东汉晚期,在草书和隶书便用俗体基础上发展形成了行书。约在汉魏之交时,又在行书基础上形成了楷书。经魏晋二百多年的沉淀,方正典雅的楷书最终发展成为占统治地位的主要字体,至今犹然。
      隶书,又称“佐书、八分、分隶”。秦孝公后,文字使用越来越频繁,小篆笔划繁多而园转,写起来很不方便,官吏们在忙于书写时就把一些圆笔画写成直笔画,逐渐推进隶化的过程。《说文解字·叙》:“是时,秦烧灭经书,涤荡旧典,大发吏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趋约易。”隶书分“秦隶(古隶)”和“汉隶(今隶)”两个阶段,经过秦汉两朝漫长的实践,才形成了成熟规范的隶书。与篆书相比,隶书有五点主要变化:(1)象形意味减弱而符号化倾向显著;(2)偏旁的合并、分化、变形,如“奉、秦、奏”等字上半部在小篆中为含义不同的笔画而到隶书就合而为一了,“灸、烈、尉”下部在小篆中都从“火”而隶书分作“火、灬、小”三形,“阜邑、人、犬”变为“阝、亻、犭”等。(3)结构简化、笔画减少,隶化时将部分笔画省去,如“屈”字小篆作“&#138422;”,隶化后把上部“尾”中的“毛”去掉;“香”字小篆上部作“黍”下部为“舌”,隶书简省了很多笔;“靁、曐”省为“雷、星”等;(4)笔画形状的改变,改曲为直、改圆为方、改连为断等,去掉篆体尚存的绘画意味,用点、横、竖、撇、捺代替小篆的曲线型笔画,形成了汉字便于书写的笔画体系;(5)以“横画蚕头燕尾”为特征的八分体形成,张怀瓘《书断》说“八分”笔形“若八字分散”。
      草书,约与隶书同时兴起,最初只是隶书的草率写法,《说文解字·叙》谓“汉兴,有艸书”,庾肩吾《书品论》谓“草势起于汉时,解散隶法,用以赴急”。草书分章草、今草和狂草。汉魏通行章草,是“章程书”的简称,保留隶书笔势而有明显的波势挑法,每字内笔画相连,字间笔画则不相连。晋代以后,楷书、行书出现,书法家利用两者的笔法改造章草而成今草,取消章草所保留的隶书“波折之势”,字间笔势多相牵连。狂草是今草的简化,随意增减笔画,笔势连绵回绕,颇难辨认,狂草是写意性的书法艺术,不是交际用的字体。
      楷书,唐以前称“正书、真书”或“今隶”。宋代《宣和书谱》谓“汉建初有王次仲者,始以隶字作楷法”,魏钟繇《宣示表》《荐季直表》、晋王羲之《乐毅论》《黄庭经》等,已改变隶书波挑之势为点、横、撇、捺、勾等规范笔画,除捺笔较重外,笔画明显没有隶书蚕头雁尾的风格,形成结体方正、笔画平直的字体。唐朝以后称此书体为楷书,成为常用字体。
      行书,是介于楷书和草书之间的书写方式,它保留楷书的字体结构,特点是笔画连绵、书写快速,虽有连笔而不失原形,书写便捷而易于辨认,写得规整一些就接近楷书而称“行楷”,写得放纵一些就靠近草书而称“行草”。行书是使用最广泛的一种字体,它与其它书体主要不是字形结构上的差异,而是书写方法方面的差异。





梅花山人 发表于 2015-5-14 17:11:13
本帖最后由 梅花山人 于 2015-5-15 16:34 编辑

  一、汉字的起源    关于汉字的起源,主要有如下几种说法。
      1、八卦说。《周易·系辞》:“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八卦是一套用来占卜吉凶的象征性符号,基本符号是:“    乾(天)、   坤(地)、   震(雷)、   艮(山)、   离(火)、   坎(水)、   兑(泽)、   巽(风)”。八卦显示了符号的象征意义在古代得到了广泛应用。从汉代开始,有人认为八卦是早期文字现象,《易·系辞》有此隐含,许慎《说文解字·叙》“于是始作八卦,以垂宪象”也略含此意。郑樵《通志·六书略》:“文字便從不便衡。坎、离、坤,衡卦也,以之为字则必從。故   從而后成‘水’,  必從而后成‘火’,  必從而后成‘川’。”罗君惕《说文解字探原》(1973)“六书说”认为:“八卦的阳爻作─,即演化为‘一’字,两个阳爻作═,即演化为‘二’字,乾卦作≡,即演化为‘三’字,坎卦作  ,即演化为(水)字。”刘师培《小学发微》(《国粹学报》乙巳七期)说:“大约《易经》六十四卦,为文字之祖矣。”注意到八卦用象征手法来描述人所认识的事物,已有符号刻画的意味。考古资料表明,早在史前的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中,陶器上就有了表示数字和事物线条的刻画符号,且存在一些规律,说明在文字产生之前确有一个把图画抽象化、符号化的表意阶段,后来逐步演进,才形成后世的文字。
      2、结绳记事说。《周易·系辞》:“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郑玄注:“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李鼎作《周易集解》引《九家易》:“古者无文字,其有约誓之事,事大,大其绳;事小,小其绳。结之多少,随物众寡,各执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老子》第八十章:“小国寡民,……使民复结绳而用之。”《庄子·胠箧》:“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许慎《说文解字·叙》:“及神农氏,结绳而治,而统其事。”可见古时先民确有过结绳记事的阶段,但不好认定结绳对汉字起源到底有多大的影响。
      3、仓颉造字说。《韩非子·五蠹》:“古者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厶),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仓颉固以知之矣。”《吕氏春秋·审分览·君守》:“奚仲作车,仓颉作书,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鲧作城,此六人者所作当矣,然而非主道者。”《淮南子·修务训》说仓颉“生而见鸟迹,知著书”,“书”即文字,故《世本》作“仓颉作文字”。可见“仓颉造字”在汉代前后一度成为共识。然而,文字是社会约定俗成的符号体系,其发生、发展的初始阶段只可能是渐进的、积累的、缓慢的,不可能由一个人一次性造出来,仓颉只是汉字成熟后进行系统整理时期的一个代表,所以《苟子·解弊》说:“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好稼者众矣,而后稷独传者,壹也。”是说仓颉专一于文字的整理和规范,成为集体智慧的代表者。也有人认为“仓颉”谐音“创契”,并无此人,是后人对“创造书契”的古代史官的追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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