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韵学【万献初】

梅花山人

国学讲义之八——音韵学（一）
                              音韵学
    音韵学又称声韵学，是研究汉字的历史读音及其变化规律的科学，也就是研究古代汉语的音节结构、语音系统及其历史演变规律的科学。通过分析汉字的读音，归纳出汉语各个历史时期的声母、韵母和声调系统，然后进行历史比较，从而探究汉语语音的演变过程及其发展规律。汉语音韵学属于历时语音学范畴。

    音韵学又是传统“小学”即汉语言文字学的一个学科分支。汉字用来记录汉语词，词的产生远早于记录它的字形，词是音与义的结合体，则文字首先是语音的载体，不弄清语音和文字的关系，也就很难去推求字义。顾炎武在《答李子德书》中说：“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音韵学是传统小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汉语音韵学有传统音韵学与现代音韵学之分。传统音韵学研究主要用功于音类的归并，以声、韵、调类别的详尽划分来显现汉语各个时段的语音系统。现代音韵学研究借鉴西方语言学的理论、工具（音标）和方法，使汉语音韵学走上现代科学化的道路。结合传统与现代的研究，从汉语语音发展史着眼，一般分汉语音韵学为上古音、中古音、近代音和现代音四个阶段。而传统音韵学主要有三个分支，即古音学、今音学和等韵学。

    古音学，研究上古（西周－东汉）时期的语音系统，主要以先秦两汉有韵诗文和汉字的谐声系统为研究对象和材料，通过与中古《切韵》音系的比较来归纳和展示周秦汉古音的韵部系统和声类特点。对古音材料的考证是古音学研究的基本功，古音学的结论对上古汉语的文字、训诂和文献阅读等都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今音学，研究中古时期主要是南北朝至唐宋时期的语音系统。它以《切韵》、《唐韵》、《广韵》、《集韵》、《礼部韵略》、“平水韵”等“《切韵》系韵书”为主要对象，分析、归纳出中古时期的声韵调系统，探讨其演变规律。“今音”对应“古音”，“古音”实际上指上古音，“今音”指中古音。“今音学”本指“《切韵》学”，《切韵》亡佚已久，《广韵》是流传下来最完整的早期《切韵》系韵书，基本上完整地保存了《切韵》的音系，成为中古音系的代表韵书，故研究中古音系一般都从《广韵》入手。《切韵》、《唐韵》等多种唐写本残卷陆续被发现后，中古音系研究的材料更为丰富，领域更为扩大。

    等韵学，以宋元以来的等韵图作为对象来研究汉语语音系统，材料包括各时期不同内容的韵图。等韵图主要运用“等、呼、摄”等概念对字音进行审辨，整体而直观地显示语音组合面貌，略相当于音节表。早期韵图主要用来分析韵书中的反切，分等列图展示其声、韵、调配合关系，如《韵镜》、《七音略》就是用图表来反映《广韵》语音系统的。后来，明清等韵图经改造而不断扩大范围，被用来分析和描写近代汉语（包括方音）的多种语音系统。清代的古音学家还利用韵图来分析上古音系统。等韵学有精细的审音方法，有成套的术语（包括很多“门法”术语），有较好的系统观念和音理知识，这些对音韵学各门类的研究都很有作用。从现代语言学理论、方法等方面看，等韵学是传统的汉语语音学，或可以看成中国古代的普通语音学和音系学，是音韵学基础中的基础。

    汉语的现代音韵学，是在继承传统音韵学的基础上，吸收西方现代语音学的理论和方法逐步建立起来的。西方现代语音学的理论和方法在汉语音韵学的理论建设和科学化进程上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五四”以后，西方先进的语音学理论和方法传入我国，现代的汉语音韵学研究者一方面总结和继承传统音韵学的丰厚成果，另一方面运用现代语音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解释和、厘清一些前人说不清楚的语音现象、概念、术语，建立起汉语音韵学完整的科学体系，使之成了一门独立而又系统的学科。随着汉语现代音韵学的发展，在传统音韵学“古音学、今音学、等韵学”三分的基础上，又增加“北音学”（或称近古音、近代音）一支，研究宋末元初至清末的近代音韵，一般认为有官话系统与方言系统之分。方言系统的分支太多，存而不论。官话系统首先以元初产生的《中原音韵》一系韵书为研究对象，其次是明清各时段具有代表性的官话音系韵书，主要反映近代北方地区实际通行的语音系统及其演化体系。此类研究对于了解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形成和发展意义重大，是汉语音韵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汉语音韵学的发展建立在反切注音法的广泛运用基础上，“反切”是汉语的一种传统注音方法，它是用两个汉字拼注出另一个汉字的读音，被注音的字叫“被切字”，用来注音的前一字叫“反切上字”，后一字叫“反切下字”，上字取声母，下字取韵母和声调，然后拼合出被切字的读音。如“都，当孤切”，则是“当d＋孤ū＝都dū”。在反切广泛应用之前，汉字采用过读若、譬况、直音等方法来注音，都有缺陷。在早期汉语“双声、叠韵”基础上，借鉴佛经传入与翻译中梵文的拼音原理，来改进汉字的注音方法，就促进了反切注音法的产生和完善。今传最早的是东汉末年服虔、应劭用于《汉书音义》中的反切，魏晋以后反切注音法普遍使用，于是有了对反切所注音读的韵、调等字音要素的系统分析，各种韵书才可能相继问世，而韵书的不断产生，正是汉语音韵学形成的基础。隋代陆法言编成重要的韵书《切韵》，经历代修订，成为《广韵》。《广韵》集传统反切之大成，是完整而又系统的汉语音韵研究资料。一般说来，汉语音韵学的学习重点应在今音学，必须把《广韵》的结构及其音系完全弄明白，然后才可能依据它来上考古音，下连近现代音，旁及等韵，因而它是音韵学的基础，是音韵学课程学习的关键所在。

梅花山人

一、音韵学的基本概念与术语

    1、声母方面的术语

    传统音韵学上，声母又称“声、纽、声纽、音纽”，或称“体语、体文、字母”等。梁顾野王《玉篇》卷末附《四声五音九弄反纽图·序》已提及“纽”的概念：“夫欲反字，先须纽弄为初。”纽即枢纽，古人认为声母居字音之首，是一个字音的枢纽部分，所以称“纽”。

    字母，声母又称“字母”，古人没有音标而用一个汉字代表一个声母，称为字母。一个字母统摄声母相同的一类字，如以[p]开头的字有“帮博北布补边”等，选“帮”为这些字所读声母的代表字（母），称为“帮母”。今知最早的字母产生于唐末，僧人从梵文中引进“字母”概念来专指汉语声母的代表字。又受到梵文字母“悉昙”中“体文”（即辅音）的启发，参照藏文字母体系创制表示汉语声母系统的字母。敦煌发现的唐末僧人守温论音书的《守温残卷》提出三十字母为：“唇音，不芳并明；舌音，端透定泥是舌头音，知彻澄日是舌上音；牙音，见溪群来疑等字是也；齿音，精清从是齿头音，审穿禅照是正齿音；喉音，心邪晓是喉中音清，匣喻影亦是喉中音浊。”宋代据当时语音实际将守温字母补充整理为“三十六字母”，沈括《梦溪笔谈》载其名称并附例字，与《韵镜·序》所载大体一致。古人按“唇、舌、齿、牙、喉、半舌、半齿”的发音部位以及“全清、次清、全浊、次浊”的发音方法，对声母进行定位。现代音韵学家参考对音、译音材料和现代汉语方音，运用历史比较法作系统研究，大体上把这36字母所代表的唐宋之间的音值拟测出来，列表为：

清浊 五   音		全清	次清	全浊	次浊	清	浊
唇音	重唇	帮 p	滂 p‘	並 b	明 m
	轻唇	非pf	敷pf ‘	奉 bv	微 ɱ
舌音	舌头	端 t	透 t ‘	定 d	泥 n
	舌上	知 ȶ	彻 ȶ ‘	澄 ȡ	娘 ȵ
齿音	齿头	精ts	清 ts‘	从 dz		心 s	邪 z
	正齿	照 tɕ	穿 tɕ ‘	床 dʑ		审ɕ	禅 ʑ
牙    音		见 k	溪 k ‘	群 ɡ	疑 ŋ
喉    音		影 Ø			喻 j	晓x	匣ɣ
半舌 音					来 l
半齿 音					日 ȵʑ

    三十六字母完整地归纳并展示了唐末宋初汉语的声母系统，应用价值、方法论价值都很大，在传统音韵学中勘称了不起的贡献。三十六字母还可按照发音部位的大类分“系”，系下再分“组”，如“帮系”就是指“帮滂并明”（帮组）和“非敷奉微”（非组）两组唇音声母，而“见系”只有“见溪群疑”四母，余可类推。此外，与声母有关的概念还有声类。“声类”，指的是反切上字的分类，它和声母的含义是不完全一致的，后文相关章节将展开讨论。

    五音、七音、九音，是从声母发音部位来分类的旧名称。“五音”指“唇、舌、齿、牙、喉”五个发音部位；加上“半舌、半齿”就是 “七音”；再将唇音分为重、轻唇音，舌音分为舌头、舌上音，将齿音分为齿头、正齿音，将半舌音、半齿音合称为舌齿音或半舌半齿音，就是“九音”。古人缺乏科学的语音学理论，声母发音部位很难得到准确的表述与解释，“五音、七音、九音”之说难免含混不清，甚至用五行的“金、木、水、火、土”和音乐中的音阶名“宫、商、角、徵、羽”来比附。我们用现代语音学的知识来观察和分析，不难把握其实际含义。唇音，是双唇或唇齿发出的音，又分重唇、轻唇音，重唇音是双唇发出的塞音和鼻音，轻唇音是唇齿发出的塞擦音（擦音）和鼻音。舌音，分为舌头、舌上音，舌头音是舌尖中部抵住齿龈发出的塞音或鼻音；舌上音是舌面前抵住硬颚发出的塞音或鼻音。齿音，分为齿头、正齿音，齿头音是舌尖前抵住门齿发出的塞擦音或擦音；正齿音是舌面前抵住硬颚发出的塞擦音或擦音。牙音就是舌根音，是舌面后（舌根）与软腭接触发出的音。喉音，有深喉和浅喉的分别，深喉音是“影、喻”两母，影母是清塞音，喻母是次浊半元音，是真正的喉音；浅喉指“晓、匣”两母，晓母是舌根（舌面后）清擦音，匣母是与晓母发音部位相同的浊擦音。半舌音，即今舌尖边音，舌两边略上翘而舌面微凹，舌尖与上颚松弛接触，古人感到仿佛只用了舌头的一半，故称半舌音。半齿音指“日”母，分歧较大而难定，黄侃认为半是鼻音半是舌齿间音，王力认为半是鼻音半是齿音，故拟为鼻塞擦音。

    清浊，传统音韵学“清、浊”概念主要是从声母的发音方法来分辨的，区别主要在于声带的颤动与否，发音时声带颤动的是浊音，不颤动的是清音。三十六字母的清浊主要据《韵镜》来分析，一般分“全清、次清、全浊、次浊”四类，罗常培参酌各家异名考定：全清指发音时声带不颤动又不送气的清声母，如见、端、帮等；次清，指发音时声带不颤动但送气的清声母，如溪、透、彻等；全浊，指发音时声带颤动而不送气的塞音、塞擦音、擦音，如群、定、从、邪等；次浊，指声带颤动的鼻音、边音和半元音，如泥、娘、喻、来、日等。“次清”即“第二个清”。《韵镜》用“清浊”指不完全的浊，后人仿照次清改称“次浊”。

    2、韵方面的术语

    有关“韵”的概念主要有“韵母、韵、韵目、韵类、韵部、韵摄”和“等、呼”。它们与韵头、韵腹、韵尾的关系各不相同，体现出各自不同的内容和特点。

韵母，是构成汉语音节的独立语音要素，一般由韵头（介音）、韵腹（主要元音）、韵尾三个部分组成，韵母不区别声调，但包括韵头，韵头、韵腹和韵尾都相同而声调不同的字也同属于一个韵母，“韵母”是现代语音学的概念，传统音韵学中不直接讲“韵母”，而只讲“韵”。

    韵，首先受到注意的是诗文韵脚中的同韵字，刘勰《文心雕龙》“同音相应谓之韵”是较早论述韵脚协和的，“韵”只是包括韵腹、韵尾而不管韵头，但要区别声调，声调不同的字即使是韵母相同也要分属于不同的韵。

    韵目，是古代韵书中韵的标目，是韵的代表字的名称，韵腹、韵尾、声调都相同的两个字是同韵字，两字的韵相同又叫“叠韵”，把相互叠韵的很多字串联在一起就形成一个“韵”，古代汉语标音没有音素符号和声调符号，韵书就从各个“韵”的同韵字中选出一个作为该韵的代表字，这就是“韵目”，如《广韵》中的“东、董、送、屋”等就是《广韵》206韵的标目，韵目所标示的内容实际上就是韵的内容。

    韵类，在传统音韵学研究中，“声类”是反切上字的分类，“韵类”就是反切下字的分类，韵书中各韵的同韵字下都列了多个反切下字来代表被切字的韵母和声调，这些反切下字表示了每一个韵里的不同韵母，如《广韵》东韵下的反切下字就分成“红东公”和“弓戎中融宫终”两类，有韵头上的区别，韵类要区别声调，比“韵母”的区别更细一些，“韵类”是关于韵的最小的概念，《广韵》把同韵字再分成若干个“小韵”（同音字组），小韵之间的差别或声母不同，或韵头不同，或声母和韵头都不同，韵相同而韵头不同，实际上是区别了韵类，也就是区别了不同的韵母。

    韵部，主要元音和韵尾相同而声调不同的归为同一个韵部，“韵部”是比“韵母、韵”更大的概念，《广韵》“东董送屋”四声相承的四个韵归为“东部”。研究上古音要分析《诗经》的古韵分部（王力分三十部），每一韵部都包含韵腹和韵尾相同的字。《广韵》206韵是“韵”不是“韵部”，四声相承组成61部才是“韵部”，上古韵30部才是“韵部”，“韵”需要韵腹、韵尾、声调都相同，“韵部”只管韵腹、韵尾相同而不管声调。

    韵摄，宋元等韵图把韵尾相同、韵腹相近的韵归并为一大类，称为韵摄，《广韵》206韵归并为“通江止遇蟹臻山效果假宕梗曾流深咸”16摄，“摄”是总摄韵尾之意，音理上同韵摄的各韵主要元音应相近，音节结构有共同之处，尤其是有辅音韵尾时韵尾应相同。

等呼，是就韵头（介音）来区分韵母的术语。“呼”辨韵头的开合，“等”辨韵母的洪细。“呼”的本义是“发音”或“念”，是个动词，传统音韵学家将它用作指称韵头区别的概念，把韵头不同的韵母分为“开口、合口”两大类，明代以前只有开、合两呼。清江永《音学辨微》云：“音呼有开口合口，合口者吻聚，开口者吻不聚也。”是说开、合口不同实际上是韵母圆唇与不圆唇的区别，凡韵头或主元音有的为“合口呼”，余者为“开口呼 。

    “等”是一种大约出现于唐代的分析汉语语音的特殊方法，是韵图用来表示韵母区别的最重要方法，故韵图又叫“等韵图”。《韵镜》、《七音略》把《广韵》的“韵”分成“一等、二等、三等、四等”四个等次，依次放在“韵”下的四个格子中。清江永《音学辨微》描述四等之区别说：“音韵有四等，一等洪大，二等次大；三四皆细，而四尤细。”换用现代语音学术语，所谓“洪、细”是指韵母中元音开口度大小和舌位的前后：元音开口度大、舌位较后的是“洪音”，开口度小、舌位较前的是“细音”。一、二等开口度大，舌位较后；三、四开口度小，舌位较前，四等开口度更小，舌位更前。从一等到四等，主要元音的开口度逐渐变小，舌位逐渐前移。王力《汉语史稿》据现代方言等材料对《韵镜》第二十五图的“豪肴宵萧”进行古音拟测：拟一等“豪”韵的韵母为[ɑu，二等“肴”韵为[au，三等“宵”韵为[iɛu，四等“萧”韵为[ieu，认定一等韵舌位靠后开口度最大，二等韵舌位较前开口度次大，三、四等韵舌位靠前开口度较小，“洪音”一二等无[i介音，“细音”三四等有[i介音。中古韵母系统发展到近代，“等”的差别逐渐消失，“呼”的细类也合为大类，中古“两呼四等”8个区别演变为“四呼”4个区别，中古合口细音[iu－]介音固化为近代[y－]介音。一般说来，中古“两呼四等”演变为近现代“四呼”大致是：中古开口一二等变为现代开口呼，中古合口一二等变为现代合口呼，中古开口三四等变为现代齐齿呼，中古合口三四等变为现代撮口呼。明代梅膺祚《字汇》后附《韵法直图》所分“十呼”中已有“开口呼、齐齿呼、合口呼、撮口呼”四呼名称，清初潘耒《类音》卷二从音理上分析四呼的发音部位和唇形：“凡音皆自内而外。初发于喉，平舌舒唇，谓之开口；举舌对齿，声在舌腭之间，谓之齐齿；敛唇而蓄之，声满颐辅之间，谓之合口；蹙唇而成声，谓之撮口。”

    韵尾及“阴阳对转”理论，传统音韵学分析古音韵尾所用的概念是“阴声韵、阳声韵、入声韵”。阴声韵指没有韵尾或以元音收尾的韵，如《广韵》中的“支、鱼、佳、灰”等；阳声韵指收鼻音韵尾[-m、-n、-ŋ]的韵，如《广韵》“东、钟、真、山、侵、咸”等；入声韵指收塞音韵尾[-p、-t、-k]的韵，如《广韵》“屋、铎、质、物”等。今普通话已没有入声韵和[-m]尾阳声韵了，但很多南方方言中还保留入声韵，粤语保留[-m]尾阳声韵。在古音体系中，阴、阳、入声韵并非孤立地存在而是整齐地相配的，如支（阴[e]）—耕（阳[eŋ]）—锡（入[ek]），主要元音都是[e]而韵尾不同。清古音学家戴震《声类表》按韵尾分古韵为三类，提出“阴、阳”韵相应而可对转，其弟子孔广森进一步完善其古韵“阴阳对转”理论。如《切韵》“能”字有“奴来切”（阴）和“奴登切”（阳）两读，又否定词“无”属阴声鱼韵而“亡”属阳声阳韵，“鱼－阳”正是无尾韵与[-ŋ]尾韵的阴阳对转。广义“阴阳对转”指韵腹相同的阴、阳、入声韵相互转化，如“等、特”以“寺”作声符，上古“寺”韵母[iә]属阴声韵，“等”韵母[әŋ]属阳声韵，特”韵母[әk]属入声韵，主元音都是[ә]，韵尾变换派生出音义同源的新词新字来，正是典型的阴、阳、入对转。

    3、声调方面的概念
    用声调的音高作为非音质音位来区别词义，是汉藏语系的重要特征之一，汉语是典型的有声调语言，声调是构成汉字音节不可缺少的语音要素。

    声调，是指音节中语音高低不同的变化，具体指字音中主要元音高低、升降、曲直、长短的变化，即在音节中能够区别词和语法功能的音高。声调又简称“调”，传统音韵学上又称为“声”，如中古“平、上、去、入”四个声调就称为“四声”。

    调类，是有声调语言或方言的声调分类。如古代汉语声调分平、上、去、入四个调类，现代汉语声调分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个调类，“平、上、去”是按字音的高低升降分类，“阴、阳”是据声母的清浊分类，阴声调原属于清声母字，阳声调原属于浊声母字。

    调值，是声调的实际读音，即声音高低升降长短的具体值。如现代汉语“阴平”调的调值是55，“上声”是214等。同一种语言或者方言中，调类相同的调值也相同；几种不同方言的调类可以相同，但其调值未必相同。现代汉语的调类、调值都很清楚，可准确描写和记录。中古汉语“平、上、去、入”四个调类的具体调值是什么，古人没有留下确切的解释。唐释处忠《元和韵谱》说：“平声哀而安，上声厉而举，去声清而远，入声直而促”，较形象地描述了四声在听感上的发音状态。明释真空《玉钥匙歌诀》说：“平声平道莫低昂，上声高呼猛烈强，去声分明哀远道，入声短促急收藏”，也是从感觉上描写声调状态。中古四声的调值，到现在还没办法弄明白。至于上古汉语有无声调分类，分为几类，至今尚无定论，其调值就更无可论了。

    平仄，是基于诗词格律的需要从音高升降变化角度对汉语声调的再分类：“平声”字音平直，不升不降不急促，指中古的平声；“仄声”即“侧声”，字音不平，或升或降或短促，指中古上、去、入三声。中古的平声是“平声”，中古的上、去、入三声是“仄声”，今天区分平仄，需要搞清楚中古四声与现代普通话四声的关系：其演变关系可以归纳为“平分阴阳，浊上变去，入派三（四）声”。普通话阴平、阳平字绝大部分从古平声分化而来，属“平声”。普通话上声、去声字属“仄声”，尽管部分中古全浊声母上声字如“巨、动、下、罪”变为普通话的去声，古入声字大部分派入普通话的上声和去声中去了，但古上声、古去声、古入产都是“仄声”。中古入声调类在现代普通话中已经消失，入声字混到普通话的四声中去了，今阴平、阳平字中包含一小部分古入声派过来的字，应属“仄声”，要注意挑出来。

    舒促是“舒声”和“促声”的合称，实质上是从韵尾的角度对声调的再分类。“舒声”指中古“平、上、去”三声，其阴声韵、阳声韵所含的主要元音和韵尾读起来感觉要舒缓一些，故称“舒”。“促声”就是入声，其塞音韵尾[-p、-t、-k]在发音时只有成阻、持阻而没有除阻过程，故塞音韵尾又称唯闭音尾，唯闭音的读音不能延长，使整个音节读起来显得很短促，故称“促”。舒声和促声既有音长的不同，也还应有音高的区别，但促声和舒声的不同表现为塞音韵尾的有无，说到底还是音节结构上有音质的区别。

梅花山人

二、《广韵》与中古音系的研究

      中古音系的研究即“今音学”，主要研究南北朝至唐宋时期的语音系统。《切韵》是其最早的代表韵书，其成书后不断被修订，形成《切韵》系韵书。《切韵》原本后来亡佚了，传统音韵学上所说的“切韵”，常指的是《广韵》，实际上《广韵》才是今存最完整的《切韵》系韵书的代表，研究中古音系是以《广韵》为主要对象的。《广韵》代表的是中古“《切韵》音系”，也称“《切韵》－《广韵》音系”，或称“《广韵》音系”。

       中古韵书的产生有多方面的原因。汉代注重读经、解经，“小学”盛行，产生了《尔雅》、《说文》、《方言》、《释名》等以释义为主的小学著作。汉字的形、音、义密不可分，上古汉语的语音在汉代以后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需要有语音研究方面的专书来指导读经和注经解经。佛经自汉代起就逐渐在我国传播，受佛典梵文的启发，汉语的反切注音法得以完善并广泛运用到注经和读经中去，大量的反切素材为韵书的编撰提供了丰富的语音材料。六朝时期战争频仍，北方士族多南移，打破了先秦“雅言”的相对规范性和统一性，颜之推《颜氏家训·音辞》形容其时“音韵锋出，各有土风，递相非笑，指马之喻，未知孰是。”

       韵书导源于音义书，韵书的主要任务是标明汉字的音韵地位，建立规范性的读音系统；音义书的主要任务则是解决前代文献语言的读音所涉及的语义问题。音义书随文注音以明义，采用反切、直音等为经史文献作系统音注，保留了历代各类语音资料。《隋书·经籍志》等书目所载汉魏六朝的“音义”著作十分丰富，后因陆德明（约550-630）的《经典释文》集其大成而相继亡佚。把分散在音义书中的音注纂集起来，按字音编排就是韵书。最早的韵书是三国魏人李登的《声类》和晋代吕静的《韵集》（均已亡佚）。此后文学创作特别追求词藻和声律的形式之美，齐梁时周颙、沈约等人受梵文“声明论”的启发和影响，创“四声八病”说，强调用声调来调节诗句的抑扬顿挫，出现“永明体”、“齐梁体”等。“四声”的发现促进了诗歌韵律和韵书的发展。仅《隋书·经籍志》记载的韵书就有周研《声韵》、夏侯咏《韵略》、阳休之《韵略》、李季节《音谱》、沈约《四声谱》等数十种，其余还有周顒《四声切韵》、杜台卿《韵略》等多种。一时间韵书既多且杂，急需建立一个既折衷南北又沟通古今的音读标准。公元581年隋朝建立，结束了长期的分裂与战乱，国家统一了，口语、书面语、诗歌用韵都需要有统一的规范。于是，《切韵》就应运而生了。

     《切韵》成书于隋仁寿元年(601)，隋陆法言编撰。其《序》载，隋文帝开皇初年（581-582），陆法言的父亲陆爽有文名，其时的八位著名学者刘臻等来陆家论及音韵，认为当时韵书各守南北方音，当编一部语音规范的韵书作为全国的标准，故“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对已有韵书“捃选精切，除消疏缓”，确定编写体例，论定疑难问题。其中代表南、北方音的萧该和颜之推二人“多所决定”，魏彦渊授意后辈陆法言记录所定纲纪。二十年后，陆法言“取诸家音韵，古今字书，以前所记者，定之为《切韵》五卷”，成为继承和发展前代韵书的集大成之作。一般认为，《切韵》系统地反映了隋代至唐初时期汉语的声母、韵母和声调系统，是中古汉语语音系统的代表。关于《切韵》音系的性质，历来争论不休：有的认为是一时一地之音，即“同质论”；有的认为是一个包含古今音和南北方音的复杂语音集合体，即“异质论”。我们赞同后者，认为《切韵》反映的是隋唐时期具有综合性质的读书音系统，主要以当时洛阳和金陵士子的语音为基础，既保存了一定的古音成分，又吸收了南北方音的一些语音成分，是中古汉语语音的通用音系，是其时诗文用韵和审音辨韵的规范标准。《切韵》音系是汉语音韵学史上沟通古今、承先启后的重要桥梁，对汉语语音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因《切韵》是在当时学者名流商定体例的基础上编成的，有相当高的质量和权威性，能满足统一和规范读音的普遍要求，故《切韵》出则盛行，此前韵书都相继亡佚。

      到唐代，《切韵》地位更高，成为科举考试和审音辨韵的典范韵书。由于《切韵》收字不够全，释义不够详细，后人不断增补修订，其原本也就逐渐失传了。近数十年在敦煌、吐鲁番等地发现的《切韵》唐写本和五代刻本残卷多达三十余种，集中收入周祖谟所编《唐五代韵书集成》（1983）。最完整的《切韵》增订本是唐代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成书于唐中宗神龙二年（706），今有三种唐写本传世：一是发现于敦煌石窟的唐写本残卷，习惯上称为“王一”，另两种是今藏于故宫博物院的项元汴跋本和宋濂跋本，称“王二”和“王三”。三本以“王三”残缺最少，最接近《切韵》原貌，学者研究王韵一般都是指“王三”。唐王朝把《切韵》定为科举考试用韵的标准韵书，提高了《切韵》的身价，为它增字加注的人很多，或依《切韵》旧名，或称为《广切韵》。唐增修本中影响最大的是孙愐等人的《唐韵》（751），它给《切韵》增注改错，并没有改动其编撰体例。今存《唐韵》残本只有去声、入声卷和序，从多家研究结果看，《切韵》原书193韵，而《唐韵》206韵，多分出13韵。但只是分韵宽严的不同，整体音系上仍然是相承的，无多大差别。

      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陈彭年等奉诏校订《切韵》，次年（1008）书成，定名《广韵》，即增广《切韵》、《唐韵》而成的官修韵书。《广韵》距《切韵》成书400多年，口语实际读音已发生较大变化，作为继承性的韵书，《广韵》在体例和音系上并未作多少改变，承《唐韵》之旧分206韵，改动多在增字、加训上。《切韵》原收12158字。《唐韵》增加3500字，《广韵》共收26194字，注释有191692字，反切用字也略有改动。总体看来，《广韵》是《切韵》的补充和扩大，在查检字音字义的辞书功能上比《切韵》大有加强，而语音系统则是一致的。北宋已有活字印刷，《广韵》问世就大量流行，致使《切韵》、《唐韵》渐失传。《广韵》音系就是代表中古汉语语音系统的《切韵》音系，《广韵》是该系韵书最完整、流行最广的典型代表，故研究《广韵》实质上就是研究《切韵》，研究中古音需要从《广韵》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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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广韵》的编排、注释体例及其结构

    《广韵》的版本流传情况较为复杂，清代以来校刻善本甚众，以张氏泽存堂本最为流行，北京市中国书店1982年影印的《宋本广韵》即此本，周祖谟《广韵校本》在此基础上参考各本及新发现的《切韵》《唐韵》残卷精校而成，1937年成书，中华书局1960年印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出版了台湾学者余迺永的《新校互注宋本广韵》，在周氏校本基础上做了新的校注，收集资料多而全，索引便利，便于参考。。

      作为“韵书”的《切韵》、《广韵》，主要为指导诗文用韵而分韵编排。《广韵》体例承《切韵》，首先以四声为纲排列韵字，平声总字数多而分为上、下两卷，上、去、入声各为一卷，共五卷。每一声调内各分为若干韵，同韵字类聚在一起。这样，《广韵》平声上卷有28韵，平声下卷有29韵，则平声共57韵；上声55韵；去声60韵；入声34韵，全书共206韵。读音相近的韵排列在一起形成“相邻韵”，如平声“东、冬、钟、江”相邻，是因韵尾相同而主要元音相近。各韵选一字作代表来标目，就有206个“韵目”（大韵目），韵目下列它所统领的同韵字。同韵字的声、韵母不一定都相同，一韵中或有一个韵母，或有两三个韵母，因介音的不同所致。每韵收字又按声母或介音的不同分列，凡声、韵母全同的字归为一个同音字组，用小圆圈开，唐人称为“小韵”或“纽”，以每组第一字为某“小韵”（纽）的“小韵目”（或纽目），如“一东”韵的“同、仝、童……”一组同音字叫“同小韵”或“同纽”，《广韵》共有3890个小韵，每小韵首字的注文末尾标这一组同音字的字数，如“东”韵“同小韵”标“四十五”即有45个同音字。

    《广韵》注释体例是每字下用双行小字注释其音义，依次是：先释本字的意义，再注音，再标同音字数。小韵首字以外的同音字因与首字读音相同，一般只释义而不再注音，但有两读或多读的则在该字的释义后加上又音，如平声东韵的“东小韵”下有“涷：……又都贡切”，这种“又音”一般都会在相应的字头下重出，称为“又音互见”，如“涷”在去声送韵“涷小韵”有“涷：……又音东”。《广韵》主要用反切注音，也注少数直音，找不到同音字就用同音不同调的字作注音字，称为“纽四声法”，如“拯：……音蒸上声”等。除条目单字外，注文中遇到难认或有异读的字也有时另加注音的，如“翰”韵“汉小韵”下“䍐”字注“抱䍐县”又注“抱音扶”。除注音释义外，也偶有字形处理的注释，如异体字一般注“上同、亦同、并上同”等以便参见上出正字；古文、俗字在其右上角标“古文、俗”以提示。

      早期等韵图如《韵镜》、《七音略》，已注意分析《切韵》（《广韵》）四声相配的关系，《广韵》的排列很好地展示了四声相承、入声韵与阳声韵相配的关系。今存《广韵》的目录中，韵目下注有“独用、某同用”的字样，“同用”是说相邻韵可以通押，“独用”韵则不与它韵通押。这正是《切韵序》“欲广文路”而放宽用韵尺度的体现。唐封演《封氏闻见记》载此事国初许敬宗等“以其韵窄，奏合而用之”，即《切韵》分韵过细而不便于实际押韵的使用，成书后不久的唐初就采用“同用独用例”来调节审音辨韵求细与实际用韵忌窄的矛盾。清戴震对《广韵》详加考证，调整某些零乱的韵目次第和不尽合理的同用独用例进，在其《声韵考》卷二中列出《考定广韵独用同用四声表》，清晰而又准确地展现了《广韵》二百0六韵之间四声相承和同用独用的关系，得到音韵学界的普遍认可：如“一东独用、一董独用、一送独用、一屋独用；二冬钟同用、“潼、𪁒”附肿韵、二宋用同用、二沃烛同用”等，便于更进一步的研究。

    《切韵》本只有193韵，《王韵》将严韵的上、去声“俨、酽”独立，成为195韵，《广韵》则增至206韵。《广韵》音系显示出很强的系统性，206韵四声相配很整齐，前人就用四声相配的方法来整理“韵部”，不计声调而把韵腹和韵尾相同的韵归为61部。《广韵》收鼻音韵尾的阳声韵都有收塞音韵尾的入声韵与之对应，阳声韵的“平、上、去”三声与入声韵的“入声”正好形成四声相配的格局，无入声的阴声韵如“微、尾、未”等就是“平、上、去”三声相配为一韵部，而“祭、泰、夬、废”是四个独立的去声韵，无平、上声韵相配。各韵部用平声韵目来作“部目”的代称，叫做“举平以赅上去（入）”。一般以戴震考定的四声相配表来划定《广韵》的61韵部，四声相配而标“O”的零位，表示本有此韵但因字少而《广韵》未专立韵目，所属字附寄在相邻韵中，即“寄韵”。四处寄韵是：1）“冬”韵上声有“潼、𪁒”二小韵，寄在相邻的上声“肿”韵中；2）“臻”韵上声有“𧤛、龀”二小韵，寄在相邻的上声“隐”韵中；3）“臻”韵去声仅有“龀”一字的又音，不能自己作自己的反切下字，借用相邻的去声“焮”韵的“靳”作反切下字，戴震考证它寄在“焮”韵中；4）“痕”韵入声有“麧”小韵领5个同音字，寄在相邻的入声“没”韵中。《广韵》自身有“潼：此是冬字上声”这样对寄韵的过交代，未交代的由后人考定。寄韵的做法是《切韵》就有的，如《广韵》上声“俨”韵只有12字，去声“酽”韵只有7字，《切韵》未立这两个韵目，寄“俨”韵字于上声“琰”韵，寄“酽”韵字于去声“艳”韵，《王韵》把它们独立出来了，《广韵》承用《王韵》，这也就是《广韵》比《切韵》分韵多的原因之一。

     “开合口分韵”是《广韵》韵数多于《切韵》的另一原因，是把韵腹和韵尾完全相同的开口呼与合口呼分立为两个独立的韵。本来分韵只看韵腹、韵尾和声调的同异，不必管韵头，开口、合口只是韵头的差别，不应分韵。但《切韵》就已分“灰”与“咍”、“欣”与“文”，“咍、欣”是开口，“灰、文”是合口，已开“开合口分韵”的先例。《广韵》走得更远，如《切韵》“真轸震质”四韵，《广韵》分开口“真轸震质”与合口“谆准稕术”八韵；《切韵》“寒旱翰曷”四韵，《广韵》分开口“寒旱翰曷”与合口“桓缓换末”八韵；《切韵》“歌哿箇”三韵，《广韵》分开口“歌哿箇”与合口“戈果过”六韵。即把“真、寒、歌”3部11韵一分为二，多出11韵来，加上前述“俨、酽”2韵的分立，206韵对193韵，《广韵》比《切韵》多了13韵。寄韵的独立和开合口分韵都只是分韵疏密的不同，实际的语音系统没有变化。所以我们说《广韵》是对《切韵》的忠实传承，《广韵》音系就是《切韵》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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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广韵》的声母、韵母、声调系统

      等韵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等韵图，“等”是等韵学中最基本的内容，是传统音韵学者从审音的角度对介音和主要元音所分的类，用“等”的概念来区分汉语的声类和韵类就叫做“等韵”，用等韵的学理来分析古代汉语语音并制成的图表就叫做“等韵图”，也简称“韵图”。最初的等韵图，是等韵学研究者取三十六字母与《广韵》206韵轮流相拼所作成的图表。今所知最早的等韵图是刊刻于宋代的《韵镜》和《七音略》。《韵镜》的作者与制作年代已无考，但它的制作体例和内容显示已不是草创之物，而是相当成熟的等韵图了，此前可能还出现过其它的韵图。今见《韵镜》是张麟之于高宗绍兴辛巳年（1161）刊行的，他在《序》中说是“得友人授《指微韵镜》一编”而予刊行。张刻《韵镜》于南宋时传入日本，国内反失传，清末黎庶昌出使日本，才得到永禄本《韵镜》带回国内。此外还有一种流入日本的刻本后来也回到国内，即宽永本《韵镜》。《七音略》的编者是宋人郑樵，刊行于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前后，其序说“初得《七音韵鉴》，一唱而三叹，胡僧有此妙义，而儒者未之闻。……今作谐声图，所以明古人制字通七音之妙，又述内外转图，所以明胡僧立韵得经纬之全”。胡僧的《七音韵鉴》可能是《韵镜》的前身，《韵镜》作者也可能是僧人。一般认为，《韵镜》的原型是从晚唐流传下来的，经宋初僧侣增订加工而最后定型。《韵镜》中，宋人用三十六字母在韵图原型上对《广韵》音系作系统展示，体现了宋人对《广韵》音系的认识。经研究，《韵镜》、《七音略》表现出来的语音体系与《广韵》相合，韵图排列的206韵与《广韵》完全是一致。韵图总的编排原则是：开合不同则分图，洪细有别则列等。每图中，横排的是声母，竖排的是声调、韵和韵母，纵横交叉的坐标点上是音节代表字。韵图的等主要区分韵的开合、洪细，实际上是区分了介音，也就是把“韵”进一步区分为“韵母”的类，为研究《广韵》的音系（音值）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一个自觉地利用反切用字来考求《广韵》声韵系统的，是清末的陈澧，其书虽名《切韵考》，实际上研究的是《广韵》。他研究《广韵》反切和音系的基本理论原则是：反切上字与所切之字双声，反切下字与所切之字叠韵；两个反切的上字同类下字必不同类，下字同类上字必不同类，也就是系联双声叠韵的反切上下字，即“反切系联法”。系联法主要包括正例、变例两种。正例用直接系联的“同用、互用、递用”，同用者如“东，德红切”、“公，古红切”，同用“红”作切下字，则被切字“东、公”同韵类；互用者如“公，古红切”、“红， 户公切”，“红、公” 二字互作切下字，则二字同韵类；递用者如“东，德红切”、“红，户公切”，“东”用“红”作切下字，“红”用“公”作切下字，则“东、红、公”三字同韵类。变例是间接系联法，通过“又切”即《广韵》的“又音互见”来系联。《广韵》共3875个小韵（同音字组），每小韵用一个反切，共有3875个不同音的反切。归并同形的切语用字，得反切上字452个，反切下字1232个。陈澧用“反切系联法”考求《广韵》的这些反切，从452个反切上字中考出40声类，与三十六字母相比，照穿床审喻五纽中各多出一类，微纽未从明纽分出而少一类，故成40类；从1232个反切下字中归纳出311个韵类。

      近现代学者在陈澧的基础上，结合韵图的列字，辅以相关的方法，对其系联结果进行复核和补正。声类上，黄侃、钱玄同得41声类；白涤洲、高本汉、黄淬伯都是47声类；曾运乾、陆志韦、周祖谟分出51声类；李荣又主张“俟”类独立，实为52声类。综合诸家成果，如能分则分，就应分为52声类。但照顾到反切上字与下字的配合关系，当依唐作藩《音韵学教程》所采用的51声类：1博类2方类（帮）、3普4芳（滂）、5蒲6符（並）、7莫8武（明）； 9都（端）、10他（透）、11徒（定）、12奴13女（泥）；14陟（知）、15丑（彻）、16直（澄）；17作18子（精）、19仓20七（清）、21昨22疾（从）、23苏24息（心）、25徐（邪）；26侧（庄，照二）、27初（初，穿二）、28士（崇，床二）、 29所（生，审二）； 30之（章，照三）、31昌（昌，穿三）、32食（船，床三）、33式（书，审三）、34时（禅）；35古36居（见）、37苦38去（溪）、39渠（群）、40五41鱼（疑）； 42乌43於（影）、44呼45许（晓）、46胡（喻三，匣）、48以（喻、喻四）；49卢50力（来）、51而（日）。“声类”是据反切上字系联出来的实际类别，不等于声母。由于声类是反切上字的分类，这种分类与反切下字的“等”有关系，为了使切语拼读谐和，不同的反切下字要求不同的反切上字与之相拼，即同一声母可能有两套反切上字，一切洪音一切细音，也就是反切上字与被切字同介音的洪细，赵元任称之为“介音和谐”。既然是同一个声母的两类反切上字，彼此就不形成对立，而是互补的。这样就可以把互补的两个声类合并为一，最后就得出《广韵》51声类实为35声母。加上现代音韵学者的拟音，可排列如下：

唇  音：帮非［p］、滂敷［p‘］、并奉［b］、明微［m］

      舌头音：端［t］、透［t‘］、定［d］、泥娘［n］

      舌上音：知［ȶ］、彻［ȶ ‘］、澄［ȡ］

      齿头音：精［ts］、清［ts‘］、从［dz］、心［s］、邪［z］

      正齿音：庄［tʃ］、初［tʃ‘］、崇［dʒ］、生［ʃ］

              章［tɕ］、昌［tɕ‘］、船［dʑ］、书［ɕ］、禅［ʑ］

      牙  音：见［k］、溪［k‘］、群［g］、疑［ŋ］

      喉  音：影［Ø］、晓［x］、匣于［ɣ］、喻［j］

      半舌音：来［l］

  半齿音：日［ȵʑ］

      与唐末宋初的三十六字母比较：轻唇音4母还未独立，娘母未从泥母中分出，齿音庄初崇生还未与章昌船书合流，喻三（于类）还在匣母中未分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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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现代学者在陈澧311韵类基础上，增加旁证材料，运用新方法，进行更细致的系联研究。黄侃分335类，白涤洲和高本汉都分290类，周祖谟分为324类。唐作藩《音韵学教程》在白、高基础上增加三类为293类（平83、上76、去83、入51）。韵类是反切下字的归类，同韵类的字韵母、声调都相同，即韵类要区别声调而韵母不区别声调，韵母只要辨析有音质音位区别的舒声、促声就行了，韵类不等于韵母。《广韵》293个韵类按照“舒、促”辨韵母，把介音、主要元音和韵尾相同的韵类依平、上、去三声相承归为一个韵母，把与之相承而韵尾有别的入声韵类独立为另一个韵母，则293韵类可归为142个韵母：舒声韵类91个韵母（阴声韵母40个，阳声韵母51个）；促声韵类51个韵母。“韵、呼、等”不同就是韵母不同，《广韵》142个韵母以十六摄统领用“韵、呼、等”区分为：

      通摄：1 东合一、2东合三、3屋合一、4屋合三、5冬合一、6沃合一、7钟合三、8烛台三。江摄： 9 江开二、10觉开二。止摄：11 支开三、12支合三、13脂开三、14脂合三、15之开三、16微开三、17微合三。遇摄：18鱼开三、19虞会三、20模合一。蟹摄：21齐开四、22齐合四、23祭开三、24祭合三、25泰开一、26泰合一、27佳开二、28佳合二、29皆开二、30皆合二、31夬开二、32夬合二、33灰合一、34咍开一、35废开三、36废合三。臻摄：37真开三、38真合三、39质开三、40质合三、41谆合三、42术合三、43臻开三、44栉开三、45文合三、46物合三、47欣开三、48迄开三、49魂合一、50没合一、51痕开一、52没开一。山摄：53元开三、54元合三、55月开三、56月合三、57寒开一、58曷开一、59桓合一、60末合一、61删开二、62删合二、63鎋开二、64鎋合二、65山开二、66山合二、67黠开二、68黠合二、69先开四、70先合四、71屑开四、72屑合四、73仙开三、74仙合三、75薛开三、76薛合三。效摄：77萧开四、78宵开三、79肴开二、80豪开一。果摄：81歌开一、82戈合一、83戈开三、84戈合三。假摄：85麻开二、86麻开三、87麻合二。宕摄：88阳开三、89阳合三、90药开三、91药合三、92唐开一、93唐合一、94铎开一、95铎合一。梗摄：96庚开二、97庚开三、98庚合二、99庚合三、100陌开二、101陌开三、102陌合二、103耕开二、104 耕合二、105麦开二、106麦合二、107清开三、108清合三、109昔开三、110昔合三、111青开四、112青合四、113锡开四、114锡合四。曾摄：115蒸开三、116职开三、117职合三、118登开一、119登合一、120德开一、121德合一。流摄：122尤开三、123侯开一、124幽开三。深摄：125侵开三、126缉开三。咸摄：127覃开一、128合开一、129谈开一、130盍开一、131盐开三、132叶开三、133添开四、134帖开四、135 咸开二、136洽开二、137衔开二、138狎开二、139严开三、140业开三、141凡合三、142乏合三。

      声调上，《广韵》严格按“平上去入”四声调分卷列字，是中古“四声”的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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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上古音系的研究与应用

      上古音研究即“古音学”，主要是研究汉代以前的语音系统。前人多缺乏“历史音变”意识，以致从六朝的徐邈、沈重到宋代的朱熹都不知《诗经》今读不合韵是古今音变，而临时改读以“叶韵”，受到严厉的批评。不过，汉代人已有了“古音”意识，如《诗·豳风·东山》“烝在栗薪”郑玄笺“古者声栗、裂同也”。北朝颜之推《颜氏家训·音辞》中有“古今言语，时俗不同，著述之人，楚夏各异”的话，已意识到语言的时代和地域差异。陆法言《切韵序》要“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看到了实际存在着的方音差异和古今音变。宋叶梦得《石林诗话》说“声音语言，本随世转”，略有所悟。明陈第《读诗拙言》说“一郡之内，声有不同，系乎地者也；百年之中，语有递转，系乎时者也”，又在《毛诗古音考序》中宣称“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对语音的历时变化和地域差异有了自觉而清醒的认识。

      清代的音韵学家对古今音变的认识更为自觉、深刻和系统，顾炎武、潘耒、江永、戴震都有很精到的论述。段玉裁《六书音均表》以大量的例子说明“古音声不同今”，说“今音不同唐音，即唐音不同古音之征也”，又为古音进行时代分类：“音韵之不同，必论其世，约而言之，唐、虞、夏、商、周、秦、汉初为一时，汉武帝后洎汉末为一时，魏、晋、宋、齐、梁、陈、隋为一时，古人之文具在，凡音转、音变、四声，其迁移之时代皆可寻究。”上古音研究没有韵书和韵图可资参考，困难要比研究中古音大得多，但经过明、清和现代许多音韵学家的不断努力，古音学研究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绩。尤其是清代学者的“古音学”研究，无论是材料、方法、理论还是研究成果，都是极有贡献的。

      1、研究上古音的材料和方法

      上古无韵书、韵图，反切极少见，研究上古音就只能从文字记录的原始语言材料中去整理归纳。清许翰《攀古小庐文·求古韵八例》列求古音的八种材料：谐声、重文、异文、音读（读如、读若等）、音训（声训）、叠韵、方言、韵语。其中最主要的是上古的韵文和古谐声字系统，其余经传注笺、音义书和字书中的异文、重文、声训、读若、联绵字、古直音和古反切等，可用来考证上古读音，但没有古韵文和古谐声字那样数量多且具有系统性。

      古音学上的“韵文、韵语”通指押韵的诗歌和散文。上古诗文多直接反映当时口语，把一定时期和地域一定数量的韵文集中起来，对其韵脚字进行定量的穷尽性系联研究，得出的结果就相当于中古的一部韵书，可借以研究上古的语音系统。《诗经》305篇经过孔子整理，能反映当时通用语“雅言”的语音实际，于是考察《诗经》用韵情况就成为归纳和研究上古韵分部的最主要手段，《楚辞》虽产于南方，但与《诗经》韵读系统有很强的统一性。

      系联上古韵文的韵脚字来区分韵类，用的是“丝联绳引法”：按统一的条例来确定每一篇诗文的押韵格式，再按定下的“韵例”找出所有的韵脚字，然后对这些韵脚字进行系联分类，把相押韵的字归为一类就是一个上古韵部。如《诗·邶风·泉水》一章：“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怀于卫，靡日不思。娈彼诸姬，聊与之谋”；《王风·君子于役》一章：“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牛羊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卫风·氓》一章：“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三者“淇、思、姬、谋”、“期、哉、埘、来、思”、“蚩、丝、丝、谋、淇、丘、期、媒、期”各相押韵，通过“淇、思、谋、期”又可把这三章的韵脚字都系联起来，如此类推，再系联《诗经》其它的同类韵脚字，就形成一个古韵部“之部”。按这种方式辗转递联，就可以归纳出《诗经》的所有韵部。《楚辞》、《周易》、《左传》、《荀子》等其它上古韵文的韵部系联也大致如此。

       古汉字由谐声偏旁形成谐声音读系统，谐声时代（商至周前期）早于《诗经》用韵（东周），运用汉字谐声材料来推究上古语音系统的方法就是“谐声推演法”。“谐声字”指同声符的形声字，“六书”讲形声字分“形符”和“声符”两部分，造字之初形符表义类声符表读音，声符相同的字读音必然是相同或相近的。段玉裁经在《六书音均表》中提出“同谐声者必同部”的理论，将上古的谐声字汇聚起来编成《古十七部谐声表》，谓“一声可谐万字，万字而必同部，同声必同部”，知道某个声符在上古归属某韵部，就可类推同声符的一系列字都属于该韵部。对不同系列的谐声字作分类研究，就构成了谐声系统。如上引《诗》中“谋、媒”都从“某”得声，“淇、期”都从“其”得声，“某、其”上古属之部，可推知凡“从某、从其”的字古韵都属之部。把韵脚字系联与谐声字系联结合起来考察，就《诗经》的“之”部而言，上引韵字所含“丘、某、其、之”等声符（主谐字）又各有其谐声字组，包括直接谐声字和间接谐声字，有的字既是上一级声符所生成的谐声字（被谐字），又兼作声符生成下一级谐声字，如：“之→寺→時→塒”：丘→邱、蚯、坵等；某→谋、媒、煤、腜、禖、䤂等；其→淇、期、欺、旗、萁、祺、鲯、骐、蜞等；之→芝、志、蚩、寺、诗、持、侍、待、时、埘、榯、鰣等。把《诗经》之部韵字系联起来观察，就形成一个之韵部的主谐字群，有“之、丝、兹、甾、才、采、台、𦣞、㠯、巸、里、思、宰、而、𠩺、市、事、史、司、辞、疑、止、已”等。段玉裁搜罗考辨上古韵文与字书，依其古韵十七部分1521声首（主谐字）为17类，列古“之部”为第一部118个主谐字。经明清古音学家的研究，证明谐声系统与《诗经》韵读系统基本吻合。可以推想，把每个主谐字的谐声字组收集起来，再按主谐字群分类，就成为严密的谐声系统。得来的谐声系统与韵字系联的结果互为印证，就基本上可解决上古韵部划分的问题。上古留存的韵文不多，入韵字总是有限的，谐声系统的研究扩大了古音研究的视野和材料范围，韵文联不起来的字，可依谐声偏旁来确定它的韵部归属，可见谐声系统分析是一种以简驭繁的科学的古韵部分析方法。“同谐声者必同部”是段玉裁归纳出来的理论，但“谐声推演法”并不自段玉裁始。宋徐蕆、明赵宦光、清初柴绍炳、顾炎武、潘咸等都实践过，乾隆初年万光泰的《古音表考正》分古韵十九部，每部之下先详列谐声偏旁字，再以经籍韵文来证明，前承顾炎武，后接段玉裁，成就突出。

      韵脚字系联、谐声系统分析，是研究上古音最常用的重要方法。经传异文、重文的读音比较，读若、读为和声训材料的利用，古注音切的利用等，也是必不可少的辅助性方法。尤其是研究上古声母系统，韵脚字就用不上了，谐声字系统就显得更为重要，如中古读重唇音的“旁、榜、膀”与读轻唇音的“方、芳、放”上古都由“方”得声，说明上古重唇、轻唇同属一类，即“古无轻唇”。异文、重文、声训等在上古声类研究中的地位也相当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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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上古音的声、韵、调系统

       1）上古韵部的考求：上古音的研究是从韵部研究开始的，系统研究上古韵部的人首推南宋的吴棫，著有《毛诗补音》、《韵补》等。《韵补》提出古韵通转之说，分为古韵九部，有开创之功。但他缺乏历史音变观，取《诗经》至宋苏轼等人的作品五十余种，庞杂而缺乏时代性和准确性，又缺乏音理分析，其上古韵部只是中古韵的简单合并或通转，错误很多，如“四真”部合《广韵》收三种阳声韵尾的15个韵，违反语音体系本身规律。吴棫之后，有程迥《音式》和郑庠《古音辨》，均亡佚。戴震《声韵考》说“郑庠作《古音辨》，分阳、支、先、虞、尤、覃六部”，虽比吴还宽，但入声韵的编配较严，六部实际上按[－i]、[－u]、[－m]、[－n]、[－ŋ]和无韵尾六种类型来分，体系性较强，顾炎武正是在这六部基础上再细分的。不过郑庠也缺乏古今音变观念，只是中古韵的简单合并，未能反映上古音的实际情况。明陈第《毛诗古音考》虽无系统性的韵部总结，但其详博引证和严谨考据为后来者提供了方法上的范例，他全面清算“叶音”说的谬误，有正确的历史语音观，开辟了正确的道路。

      有清一代是上古音研究的全盛期，古韵分部成就尤为突出，考据之精、审音之细都是前所未见的。清代古韵学的奠基人顾炎武，用三十年功夫写成古音学巨著《音学五书》，对古音诸方面的问题作了较全面的论述，以陈第的理论为依据，提倡“古本音”，批驳“叶音”说，扎实的分析、考证上古韵文等材料，在郑庠的基础上划分古韵为十部。其最重要的贡献有二：一是“离析《唐韵》”，他发现由于语音变化，上古音中不同韵部的字在中古韵书中合流为一韵了，于是把《唐韵》（《广韵》）中同一韵的字，按上古押韵和谐声系统的实际离析开来，划归不同的上古韵部，如中古“支”韵字分归上古“支、歌”二部等。这种离析与重组完全合乎“相同的读音可以有不同的历史来源，不同的读音可以有相同的演变结果”的历史音变原理。二是“入声韵配阴声韵”，中古韵书、韵图中入声韵是只配阳声韵，顾氏从古韵文入声与阴声相押韵的实际出发，除收[－m]韵尾的9个阳声韵配有入声韵外，其它入声韵都配阴声韵。这种创举为后来的阴、阳、入三分以及“阴阳对转”理论的形成开拓了新的思路。顾炎武古韵分部取材丰富，考证严密，方法科学，为清代古音学研究打下扎实的基础。不足处是分部还较粗略，过于偏重考据等，江永评他“考古之功多，审音之功浅”。

       清代前期，继顾炎武之后有成就的古音学家较多，如邵长衡、李因笃、李光地、潘咸等，成就最大为康乾隆之交的万光泰。万光泰，浙江秀水人，著音韵学著作多种而多未刊布。早期著作《古韵原本》在顾炎武十部基础上分十三部，其中从“支部”分出“之部”是了不起的创举。后来《古音表考正》将十三部修订为十九部（类），且用《广韵》韵目命名，其中“谆类”即今“文部”，“废类”即王念孙、江有诰的“祭部”，“未类”即章太炎的“队部”，其“群经谐声”中古韵十九部编排完全以《说文》谐声偏旁字的系统分类为依据。万氏贡献突出：支、脂、之三部划分比段玉裁早半个世纪；鱼、侯、幽、宵的分出和真、文、元三分与段玉裁一致；至、废的独立走在王念孙、江有诰之前；未部分立解决了与物部阴入相承的问题；入声韵与各自的阴声韵相配很吻合，与后来王念孙、江有诰所配基本一致。

      江永字慎修，著有《音学辨微》、《四声切韵表》和《古韵标准》。江永既精通古韵学又精通等韵学，还重视方音材料的利用，这就使他的古韵研究更为深入、精细且合乎音理，成为“审音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古韵标准》从审音角度对顾氏古韵十部加以修正，所分十三部（入声分八部相配）比顾氏十部精密得多，如“真、元”分立就考虑了韵母“侈弇”的因素，以等韵学审辩音理的方法分析韵母的侈音“口侈而声大”，弇音“口敛而声细”，实际上就是指韵母中开口度大的低元音与开口度小的高元音之别。江永入声的分配比顾氏更有条理，提出“数韵共一入”之说，认为阴声韵、阳声韵可配同一入声韵，推进了阴、阳、入三声韵配合关系的研究，为戴震等人的“阴阳对转”理论的成熟作了关键性的铺垫。

      段玉裁字若膺，师从戴震，是《说文》研究大家，他的古音学力作《六书音均表》附在《说文解字注》之后。他在《六书音均表》中提出很多音韵学、文字学的精辟见解，在古音学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如强调“因文字音声以求训诂”；提出“古本韵”与“古合韵”的概念，使韵字归部有了更正确而便于操作的理论依据；承江永而提出“异平同入”的入声划配新思路；《古十七部谐声表》把谐声系统与古韵文紧密结合起来进行古韵分部研究，使谐声推演法在古韵部划分中占有更为重要的地位并取得良好的效果。段氏分古韵为六大类十七部，注意按相邻韵部的内在关系疏密来排列次序。段氏古韵分部的主要贡献：1）真、谆分立；2）尤、侯分立；3）支、脂、之分立等。王力《清代古音学》评述道：“清代古韵之学到段玉裁已经登峰造极，后人只在韵部分合之间有所不同（主要是入声独立），而于韵类的畛域则未能超出段玉裁的范围。所以段玉裁在古韵学上功居第一。”

      戴震字东原，师承江永，虽为段玉裁的老师，但其古音学研究成果比段玉裁发布迟，有《声韵考》、《声类表》、《转语二十章》等。《声类表》分古韵为九类二十五部， 每类按阳、阴、入声韵的顺序排列。其主要贡献有：舒声十六部在江永十三部基础上，采用段玉裁支、脂、之三分，再把祭、泰、夬、废四韵从江氏去声第二部和段氏十五部中独立出来为霭部；入声韵独立为专门的九部与阴声七部、阳声九部相配，即把“数韵共一入”、“异平同入”之说发展为阴阳入三分相配，产生了质的飞跃。他选二十五个影纽字（近于零声母）作古韵部的代表字，进行了最早的展示音值的尝试，是明音理的突出表现，被视为“审音派”的代表。他确立阴阳入三类韵相配的关系，揭示语音内在的系统性，由此生出“阴阳对转”理论，为古音研究的应用作出了重大贡献，其《转语二十章》就是这方面的实践，虽只存序而正文亡，但基本理论和方法仍在，对其学生王念孙、段玉裁等的“因声求义”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

      孔广森是戴震的受业弟子，所著《诗声类》分古韵十八部，阴、阳声韵各九部，依次相配以利于解释“阴阳对转”理论。孔氏十八部只在段氏基础上多分出一个“冬部”。他的主要成绩是继承和发展戴震阴阳入“相配互转”之说，首次明确提出“对转”术语，促进“阴阳对转”理论的完善和具应用，一直为后来的音韵训诂学家所推崇。

       此后，贡献较大的古韵学家有王念孙和江有诰，都分古韵为二十一部。王念孙比段氏十七部多出“至、祭、缉、盍”四部，晚年又接受孔广森东冬分立而增为二十二部。江有诰字晋三，所撰《诗经韵读》等合称《音学十书》，“自奋于穷乡孤学”的他未见过段、戴、王的著述，在江永分部基础上分古韵为二十部，后东冬分立而为二十一部。他与段、戴、孔、王多不谋而合，对之前五家有核实与补正之功。后来，其友夏炘撰《诗古韵表二十二部集说》作总结，江有诰二十一部加王念孙至（质）部，即为：之、幽、宵、侯、鱼、歌、支、脂、至（质）、祭、元、文、真、耕、阳、东、中（冬）、蒸、侵、谈、葉、缉，共二十二部。清后期的程瑶田、严可均、张成孙、朱骏声等再有研究，而创获无多，不烦备举。

      清末民初，古音学研究又大大推进一步。章太炎《小学略说》、《二十三部音准》等文章，在夏炘二十二部基础上独立出队部为二十三部，按“阳、入、阴”三分相配通转的次序做成《成均图》，用圆周图形形象地图示韵部之间的对转、旁转、旁对转等关系，发展了古音通转学说。他用时音的零声母字来标示古韵部的音值，比戴震又向科学化更靠近一步。黄侃《音略》、《声韵通例》等从《广韵》出发来考求古音，有“古本纽、古本韵”等提法，综合各家择善而从，集清代古韵研究之大成，被称为清代古音学研究“殿军”。黄侃分古韵为二十八类（部），以其师章氏二十三部为基础，又依戴震将锡、铎、屋、沃、德五个入声韵部独立，构成阴阳入三分相配格局，改太炎去声“至、队、泰”为入声“屑、没、曷”。不足处是取消幽部入声，但晚年从“添、帖”部中分出 “谈、盍”两部，实分古韵为三十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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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力《汉语史稿》，在黄侃二十八部的基础上增“微、觉”减“冬”而为二十九部，后又在《古代汉语》中增“冬”为三十部。至此，上古韵部的划分基本上定型，成为较完整的上古韵部系统。按阴、入、阳相配关系分为十一类并加上拟音，排列如下：

              阴声韵      入声韵      阳声韵

    第一类    之部[ə]     职部[ək]     蒸部[əŋ]

    第二类    幽部     觉部[uk]     冬部[uŋ]

    第三类    宵部[o]     药部[ok]

    第四类    侯部[ɔ]     屋部[ɔk]      东部[ɔŋ]

    第五类    鱼部[a]     铎部ak]      阳部[aŋ]

    第六类    支部[e]     锡部[ek]      耕部[eŋ]

    第七类    脂部[ei]     质部[et]      真部[en]

    第八类    微部[əi]     物部[ət]      文部[ən]

    第九类    歌部[ai]     月部[ap]     元部[am]

    第十类                缉部[əp]     侵部[əm]

    十一类                盍部[ap]     谈部[am]

      上古韵部不等于韵母，加上开合、等第等介音因素，一韵部可能含几个韵母。上古韵部的舒声韵字是不分平、上、去而共居一部之内，入声韵与阴声韵、阳声韵配成主要元音相同的类，且主要元音相近的韵部依次排列，利于展示上古汉语语音的系统性，也利于解释古代汉语的语音转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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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上古音系的研究与应用  

       2）上古音的声类考求：考求上古音声类不能用韵文，因而比韵部考求更难。研究上古声类，要用历时音变和地域音异的眼光来看问题；要有精深的考古功力，发现并正确利用古文献中大量的异文、异读、谐声、声训等材料；要有较好的等韵学功底和审音能力，能发掘并论证材料中所含的古今声类演变规律；有很强的引证比较和归纳推理能力，能搜集并运用方音材料、译音材料乃至近现代所用的亲属语言材料来佐证所得出的结论。

       明季陈第已注意唇音声母古今有异的问题，如《毛诗古音考》卷四：“匐音必，‘葡匐救之’《礼记》作‘扶服救之’。……畐古读必，故福、楅、幅、偪、葡之类悉从此音。”方以智《切韵声原》有“论古皆音和说”一篇，认为古人唇音不分轻重而可通转、古音舌头舌上互切也属音和。清初顾炎武《音学五书》多有轻唇注为重唇、舌上注为舌头以及章组、喻四、邪纽等注为舌头音的用例，如《唐韵正》“知古无轻唇”的考证既是。柴绍炳《柴氏古韵通》也明确认为古人轻重唇不分、舌头舌上不分，无所谓“类隔”或“交互”，而只有音和。之后，黄生在其《义府》、《字诂》中列举了很多轻唇古读重唇的例子，并提出“某与某一声之转”之说；熊士伯《等切元音》提出“娘母同泥说”；徐用锡、仇廷模、王霖苍等都引证或论述过轻唇重唇、舌头舌上等古声纽问题；李光地论舌头舌上音最为明确，如《音韵阐微·凡例》云“知彻澄三母，古音与端透定相近，今音与照穿床相近”。再后有邹汉勋《五均论》列举“论照穿床审析为照穿神审甾初床所”、“论照之照属古读同端知本钱（晓徵）说”、“论泥娘日一声”、“论喻当并匣”、“论神本在禅顾陆诸人析出从影”、“论字纽犹韵类有古本音有流变”等数条上古声类讨论条目，惜原书已佚，条目仅存，内容未明。戴震《转语二十章》对古声纽亦多所涉及，分古声母为二十类，再求其音义的通转。钱大昕是清儒研究上古声类最用力且成果最为突出者，《十驾斋养新录》、《潜研堂文集》多处引用详博的例证进行扎实的考据，得出“古无轻唇音”、“舌音类隔之说不可信”等结论。近代章太炎提出“古音娘日二纽归泥”说，曾运乾提出“喻四古读如定、喻三古读如匣”说。黄侃总结诸家成果，拟上古声纽为十九声类，颇具系统性。今人王力、周祖漠、李方桂、李荣、裴学海、严学窘、李新魁等在上古声母研究上各有创获。总括古今学者的上古声母研究成果，主要的可归纳为下列数条：

      古无轻唇音：明末清初以来的学者对此多所涉及，钱大昕在其“古无轻唇音”条中作了总结性的论证说：“凡轻唇之音，古读皆为重唇”，也就是说上古没有“非敷奉微”一组轻唇音声母，轻唇音后从古重唇音“帮滂並明”中分化出来的，他举证百十条以证实。

      古无舌上音：钱大昕在“舌音类隔之说不可信”中说：“古无舌头、舌上之分，知彻澄三母以今音读之，与照穿床无别也；求之古音，则与端透定无异。”是说上古没有舌上音“知、彻、澄”，它们是从古舌头音“端、透、定”三母中分化出来的。他引证多而实。

      古无正齿音：钱大昕论及古无正齿音时说：“古人多舌音，后代多变齿音，不独知彻澄三母为然也。”是说中古三十六字母中的正齿音“照三、穿三、床三”（章组声母）上古也读舌头音“端、透、定”，可称“章组古归舌头音”或“照三归端”。该论断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娘日归泥：清人熊士伯、邹汉勋曾提出古“娘日泥”三纽合一，但论证不够。章太炎在《国故论衡》中正式提出并充分论证“古音娘日二纽归泥”说，认为“古音有舌头泥纽，其后支别，则舌上有娘纽，半舌半齿有日纽，于古皆泥纽也。”是说中古的“娘、日”两母字上古都读“泥母”。他多用谐声、声训、异文等材料来详加论证，但研究者一般认为日母和泥母在上古是两个读音相近的声母，还不能将它们合为同一个音位。

      喻三归匣、喻四归定：清人邹汉勋《五均论》曾将中古喻母整个合并于上古匣母，失之粗略。近人曾运乾在其《喻母古读考》一文中离析喻母，提出“喻三归匣、喻四归定”之说，认为：“喻、于二母（近人分喻母三等为于母）本非影母浊声。于母古隶牙音匣母，喻母古隶舌音定母，部仵秩然，不相凌犯。”是说中古的喻母三等（喻三，亦称于母或云母）字在上古属匣母、中古的喻母四等（喻四，亦称以母）字上古属定母。举证多而所论确切。

      照系二组归精组：邹汉勋《五均论》分正齿音“照穿床审”为“照二、照三”两组，把照二组合并于古“精清从心”，把照三组合并于古“端透定”。黄侃承用并发展邹氏的观点，在《音略》、《与友人论小学书》中申述古无照系二组声母，中古正齿音照系二组的“庄、初、崇、生”四母，在上古读齿头音“精、清、从、心”，即庄组（照二）与精组上古原是同一组声母而中古才一分为二。他主要用谐声字来证明，如“斩（庄母）－渐（精母） ；察（初母）－祭（精母）；霜（生母）－相（心母）”等。此说还有待进一步论证。

      黄侃先生在《与友人论小学书》中还提出“古群归溪”和“古邪归心”之说，即上古牙音有“见、溪”而无“群母”，齿头音有“心母”而无“邪母”。至此，他总结前人古声纽的研究成果，并对《广韵》的声类和韵类进行了综合考求，得出著名的古韵二十八部，称为“古本韵”。考定上古十九声纽为“古本纽”与“古本韵”相配合。其“古音十九纽”为：

        一喉音：影喻     晓      匣（为）   见   溪群    疑

        二舌音：端知照   透彻穿审  定澄（神）禅     泥娘日   来

        三齿音：精（庄）  清（初）  从床      心邪（疏）

四唇音：帮非    滂敷     並奉      明微

       写在“古音十九纽”旁边的小字，表明是“今声”，也就是从上古声纽中分化出来的中古声母，其中加括号的，表明是从中古“三十六字母”中再分出的声母。为补这类归纳法的不足，现代音韵学者又运用了演绎法：如果认为某两个中古声类在上古属同一个声类，就必须找出它们在中古之所以分化的不同条件；如果找不出，就只能认为这两个中古声纽在上古并非同一声类，而只是两个上古读音相近的声类，不能归并为一个音位。据此王力《汉语史稿》提出了上古三十二声母系统，并拟其读音：

    唇  音：帮非［p］ 滂敷［p‘］ 並奉［b］  明微［m］

    舌  音：端知［t］ 透彻［t‘］  定澄［d］  喻四［d ‘］ 泥娘［n］ 来［l］

            章［ȶ］   昌［ȶ ‘］   船［ȡ］   书［ɕ］   禅［ʑ］   日［ȵ］

    齿  音：精［ts］  清［ts‘］  从［dz］   心［s］   邪［z］

            庄［tʃ］  初［tʃ‘］  崇［dʒ］   生［ʃ］

    牙喉音：见［k］   溪［k‘］  群［g］   疑［ŋ ］

            影［Ø］   晓［x］   匣喻三［ɣ］

时至今日，各家对上古声母系统还没能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王力的三十二声母系统虽多被采用，但有待进一步研究和完善。此外，有人认为上古有诸如［kl］、［pl］、［sm］这样的复辅音声母存在，也有人不同意，也有待深入研究。

      3）上古音声调的探求： 明清以来，不少音韵学者涉足了上古声调的研究，但至今还没有一个比较统一的结论，影响较大的主要有如下几种意见：

      “古无四声”说：宋代的吴棫在《韵补》中认为平上去入四声在上古可以“通转”，即四声之韵可以通押；程迥《古韵通式》认为上古“四声互用，切响通用”。通用则无界限，实质上就是上古无四声之分。明季陈第在《读诗拙言》中说“四声之辨，古人未有”。顾炎武《音论》说“四声之论虽起于江左，然古人之诗已有迟疾轻重之分，故平多韵平，仄多韵仄。亦有不尽然者，而上或转为平，去或转为平上，入或转为平上去，则在歌者之抑扬高下而已。故四声可以并用”，若依其“四声一贯”说，易得出上古无四声的结论，故多不取。

      “古有四声”说：江永认为古有四声，不赞同“四声一贯”说，不承认声调可以随意通转，认为古代押韵不严才出现四声杂用现象。《古韵标准·例言》说“四声虽起于江左，案之实有其声，不容增减，此后人补前人未备之一端。平自韵平，上去入自韵上去入者，恒也”。戴震、钱大昕观点均似江永。江有诰、王念孙认为古有四声而不同于今四声，有些韵四声俱备，有些韵并不全备。江有诰《再寄王石臞书》谓：“至今反复紬绎，始知古人实有四声。”王念孙书云：“谓古人实有四声，特与后人不同，陆氏依当时之声误为分析，特撰《唐韵四声正》一书，与鄙见几如桴鼓相应，益不觉狂喜。顾氏四声一贯之说，念孙向不以为然。”

      古四声不齐之说：段玉裁持“古无去声”说，他在《六书音均表》中说：“古四声不同今韵，犹古本音不同今韵也。考周秦汉初之文，有平上入而无去，洎乎魏晋，上入声多转而为去声，平声多转为仄声，于是乎四声大备”；“古平上为一类，去入为一类。上与平一也，去与入一也。上声备于《三百篇》，去声备于魏晋”。孔广森持“古无入声”说，认为除闭口韵外上古无入声，入声是由去声中的“短言之”演变而来的。作为口语中已无入声的山东人，他认为入声是后代南方的产物，其古韵分部只有阴声韵和阳声韵而无入声韵。黄侃持“古有平入二声”说，认为古无上去二声，《音略》谓“古无去声，段君所说。今更知古无上声，惟平入而已”；《声韵略说》谓“古声但有阴声、阳声、入声三类，阴阳声皆平也。其后入声少变而为去，平声少变而为上，故成四声（四声成就甚迟，晋宋间人诗尚去入通押）。近世段君始明古无去声……，《切韵》之后，去入始有严界”。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八“五声说”云：“古音有五声，阳类一，与阴类之平上去入四声是也。说以世俗之语，则平声有二（实则阳类自为一声，谓之平声，语不甚切），上去入各一，是为五声。自《三百篇》以至汉初，此五声者大抵自相通叶，罕有出入。”所说颇为新颖。

       王力承段玉裁之说，主张上古声调有两种平声和入声，即长平和短平、长入和短入：长平到中古仍是平声，短平到中古则变成了上声；长入到中古变成了去声，短入到中古仍是入声。周祖谟《古音有无上去二声辨》继承和完善王念孙等古有四声之说，论述《诗经》中去声独用而不混的事实，证明上古汉语平上去入四声具备。此外，陆志韦认为上古有长去、短去两个去声，故有五声。李荣认为上古有二声三调。李新魁认为上古声调共五类，调值有三种。总之，上古音的声调是需继续深入研究的课题，各家分歧颇大，难以定论。然从各家的意见中看出一些共同性的倾向：一是上古汉语有声调之分，与中古的平上去入四声大略相当，只是各家标名各不相同。二是上古调类可与中古四声相应，说明中古四声都有上古来源，但又不是完全照搬，整体系统在规律性演变中，也有一些字会发生隶属关系上的不规则变化。三是调类变化有规律可寻，调值变化很大很快而难于考定，如上古平声与中古平声同属于平声调类而实际调值不同，这就像现代汉语不同方言的同一调类往往有不同的实际调值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