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州市诗词学会(原名嘉应诗社)

标题: 文人原本是怪胎/易中天 [打印本页]

作者: 若兰    时间: 2015-11-12 04:09
标题: 文人原本是怪胎/易中天
本帖最后由 若兰 于 2015-11-12 04:09 编辑

——“文化人的分野”之一
      


        一 孔子的分类有问题
      把作家、学者、媒体人、知识分子等等,都简称或统称为“文人”,实在很扯淡,也很糊涂。比如,你能说顾准先生是文人么?那简直就是亵渎!
      文人从来就不是“荣誉称号”。文人相轻,文人无行,也都不是什么好词。所以,要简称,得称“文化人”。最好,是细分。这事孔子老早做过。他老人家的主张,是分为君子与小人。这两个概念,可以区分“品类”,比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也可以区分“品级”,比如“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
     品类是类别,品级是级别。这种区分,在孔子那里是普适的,可以用于所有人。但如果加个“儒”字,称为“君子儒”和“小人儒”(《论语•雍也》),则特指文化人。可见,文化人不但能分类,还能分级。
     但这个分法,有问题。因为君子与小人,原本指不同的“阶级”。君子即贵族,小人即平民。其形成,则源自宗法制。宗法制规定,家族的血统、财产和地位,原则上由嫡长子继承,世代为君。天子的嫡长子为天下之君,诸侯的为国君,大夫的为家君。所以,君子,就是“诸君之子”。做不了君的次子和庶子,分出去成为“小宗”。大贵族的小宗,起先也是贵族。天子的小宗是诸侯,诸侯的小宗是大夫,大夫的小宗是士。但分到最后,一无所有,啥都不是,就成了平民。所以,小人就是“小宗之人”。这就是阶级。
      到了孔子那里,这两个概念,又指“品级”,即君子“三高”(高贵、高尚、高雅),小人“三俗”(粗俗、低俗、庸俗)。再后来,阶级的意义没有了,品级的意义也淡化了,变成了“品类”:君子是好人,小人是坏人。或者说,君子道德高尚,小人品质恶劣。阶级讲“地位”,品级讲“品位”,品类讲“品质”,都是君子高,小人低。
     这就越来越说不清。比如小人,是无德还是缺德,是德薄还是德寡?然而“寡德之人”, 可不是谁都能自称的。呵呵呵,“寡人”不是“小人”,反倒是“大人”。正所谓:尊贵是王侯,偏偏称孤寡,你说是谦虚还是自夸?
事实上,简单的道德判断,最不靠谱。谁都可以轻易地说自己是君子,别人是小人。那么,到底谁是君子,谁是小人?
      更何况,君子又怎样,小人又如何?比如周扬,是不是君子?是。整不整人?整。挨不挨整?挨。而且,正因为是君子,后来他忏悔。但不忏悔的,也未必就是小人。事实上,小人整人,君子也整;君子挨整,小人也挨(比如偷鸡摸狗的梁上君子)。历朝历代,还有搞政治运动那会,都这样。


       二 我的主张,是区分类型
      显然,以道德标准为文化标准,是不灵的。一笔糊涂账,统称“文人”,更不行。分类才能见分野。因此我的主张,是区分“类型”。类型有品类的意思,也有品级的意思,还有型号的意思,标志着不同的气质和味道,甚至人格特征,所以叫“类型”。
      文化人的类型,主要有四种:士人、学人、诗人、文人。前三种,大约相当于“君子儒”;文人,大约相当于“小人儒”。大约而已,不完全准确。另外,还有两种次要的类型:哲人和艺人。之所以次要,是因为哲人数量极少,艺人又往往被认为“没文化”。
      这种分类,表面上看,似乎带有“职业标签”,其实无关乎“职业身份”。比方说,并非学哲学、搞哲学、讲哲学的,都是哲人。真正的哲人,凤毛麟角,屈指可数,千载难逢。大多数,则不过“哲学工作者”,甚至“吃哲学饭的”。
同样,并非写诗的都是诗人,做学问的都是学人。比如乾隆皇帝,诗写得倒多,难道也算?又比如,现在某些官员,为了解决级别待遇问题,转岗文联、作协、社科院,今天主持一个项目,明天主编一套丛书,其实胸无点墨,事无寸功,也算诗人或学人?
      就连专业作家和学者,也不好说。事实上,有人写了一辈子诗,也不是诗人;做了一辈子学问,也不是学人。为什么?或无诗人之灵气,或无学人之锐眼,只好算作“诗匠”或“学匠”,无妨统称为“匠人”。这就只能算是“写诗的”和“做学问的”。好比有些人,只能叫“男的”,不能叫“男人”。
      舞文弄墨的也一样,有文匠,有文人。文匠只会写陈词滥调、新老八股、官样文章。这就像学匠,只会写“教材体”;诗匠,只会写“朗诵体”。八股文面目可憎,教材体味同嚼蜡,朗诵体令人肉麻。稍微像样一点的文人,也不屑。
文人肯定是有才气的,叫“才子”;也是有才情的,叫“情种”。所以,才子每被佳人心仪,正如美女常为英雄所爱。但这不是鉴别文人与否的标准。真正的诗人,也都有才气和才情。真正的学人,则必有才气。是不是“情种”,因人而异。
不看职业,也不看才能,看什么?这正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但可以肯定,文人作为“类型”,有特定的含义,并不等于“文字工作者”或“文化工作者”。因为人家写文章,就管人家叫“文人”,是没动脑子,含糊惯了。


      三 所有类型,都是士的变体
      什么是“文人”?文人是士人的变体。当然,其他类型,除了艺人,也都是。艺人在古代,多由“贱人”充任。社会地位,与士人不可同日。这当然是歧视。但艺人不是士(士人),而是庶(庶人),总归是事实。
士在春秋战国,是最低一等的贵族。他们没有封建领地(诸侯之国,大夫之家),但有学问本事,或一技之长。其中,有文化的是“文士”,有武艺的是“武士”。这是最早的分野。但这是“分工”,不是“分类”。文士和武士,都要靠自己的本事找饭吃。
      这就跟后来所谓“知识分子”一样,也是“毛”,必须依附在一张“皮”上。不过那时皮很多,毛也值钱。几乎所有的皮,都希望拥有更多的毛。稍微有点头脑的诸侯和大夫,都争相“养士”,甚至不计成本。比如齐之孟尝,楚之春申,魏之信陵,赵之平原,这“战国四君子”,便都是爱才如命,求贤若渴,网罗天下,执礼甚恭。
      反过来,士人则可以挑肥拣瘦,朝秦暮楚,爱理不理,爱来不来,端足了架子摆足了谱。反正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于是,他们不但是中国最早的“文化工作者”,也是中国最早的“自由职业者”。
但从秦汉开始,士就不自由了。因为这时,“皮”只剩下一张,就是皇帝,或皇权。出路,也基本上只有一条,就是“读书做官”。所谓“士人”,也一般不再包括武士,而主要指文士,即“读书人”。读书而做官,由士而大夫,所以叫“士大夫”。
      不过,做官这事,也非人人有份。有的做不了,也有的不愿做,还有人心里很想偏说不。这些人,便有的去做学问,这就是“学人”;有的去吟风月,这就是“诗人”。所以,学人和诗人,都是士人的变体。士的分野、分流和分类,自此开始。
      士人做了官,就是“官人”。官人是“帮忙”的。部分学人,修官史,设教席,注经典,搞意识形态,也算帮忙。偌大一个王朝和帝国,总要有人做事。这也无可厚非。何况士人来做官,总体上要比其他人好。外戚专政,宦官擅权,藩镇割据,都是“祸源”。
      于是从秦汉到明清,“文官制度”就越来越完善,越来越成熟。官员的主体,必须是士人(读书人);读书人的“正道”,则是做官。甚至还有世世代代读书做官的大家,叫“士族”;而某些有一定社会地位的读书人,即便还没做官,也叫“士大夫”。总之,官人,是秦汉以后士人的主要组成部分。只不过,不能算作文化类型。


      四 文人是士人演变的末流
      然而皇帝或皇家,不但要有人帮忙,还要有人帮凶、帮闲、帮腔。这不仅是帝国政治的需要,有时也是皇帝本人的需求,比如附庸风雅,装腔作势,显摆卖弄。
帮凶的,有打手,有鹰犬,有厂卫,有酷吏。帮闲和帮腔,则不是他们的活,也干不了。靠艺人同样不行。旧社会的艺人,并不像新社会这样受到尊重。所谓“王八、戏子、吹鼓手”,哪里上得了台面?没有话语权,如何帮腔?帮闲都难。
      于是所谓“文人”,便应运而生。文人,最早指“有文德的人”。这是古意,见于《书经》和《诗经》,后世不用。汉代的说法,是“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王充《论衡•超奇》)。但这是“文秘”,不是“文人”。而且,也应该算是“帮忙”的。
      汉魏以后的“文人”,俗称“笔杆子”。他们是为皇权或当局服务,帮闲、帮腔甚至帮凶的读书人。歌功颂德,是帮腔;吟风弄月,是帮闲;为文字狱提供“证据”,深文周纳,罗织罪名,上纲上线,则是帮凶。没有文人,单靠皇帝,根本就实现不了“文化专制”。《韩诗外传》说,君子要“避文士之笔端”,并非没有道理。
显然,文人这一品种或类型,实乃古士演变之末流。事实上,有士人“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学人传承文化延续文明,诗人(包括一切真正的艺术家)创造文艺作品,再加上哲人启迪智慧,艺人丰富生活,也就够了,要文人做甚?可见是怪胎。
      帮腔和帮闲,也有等级或品级。高级的舞文弄墨,中级的插科打诨,低级的溜须拍马。但无论哪种,都是“御用”。有人主张分为“御用”和“非御用”的,这是犯糊涂,或想当然。其实,凡文人,皆御用,只有“在岗”和“待岗”之别,顶多再加“求之不得,恼羞成怒”的一种。这就正如执政党和在野党,都是政党。凡政党,都希望执政。如果连在野党都做不成,就变成黑手党。黑手党如果做了总统,其实也很乐意“放下屠刀”的。
文人也一样,几乎无不盼望“上书房行走”。就连某些诗人,也如此。否则,何必抱怨“不才明主弃”,说什么“奉旨填词”?可见吟诗作赋,原本退求其次。如果连这条出路都没有,便只好“落草为寇”,给“山大王”去当“狗头军师”。
所以,文人其实有多副面孔,或为“文丑”,或为“文痞”,或为“文贼”,或为“文匪”,甚至“斯文扫地,泼妇骂街”,我们以后再说。那些从来就不想御用的,则决非文人。因此,有风骨的文化人,千万别以为文人称号是桂冠,随便戴在自己头上。


      总之,秦汉以后,士人就分化了,产生出各种类型。其中,学人和诗人是“正变”,文人是“异变”,哲人是“异数”。还有“匪人”,则是“异类”。匪人也有两种。原本是匪,然而儒雅,是“儒匪”;毕竟是儒,但有匪气,是“匪儒”。儒匪的特点,是“君子动口也动手,该出手时就出手”。匪儒的特点,则是离经叛道,呵佛骂祖,非文武而薄周孔,比如嵇康和李贽。这也是极少数,故不列为一种类型。
后面的文章,便分而论之。

刊载于2012年5月29日《南方都市报》B22版,责任编辑帅彦




作者: 若兰    时间: 2015-11-12 04:09
标题: 诗人与文人
本帖最后由 若兰 于 2015-11-12 03:26 编辑

——“文化人的分野”之二



       一 何为诗人
      我把文化人,分成士人、学人、诗人、文人等几种类型,肯定有人不以为然。你这种分类,有什么依据,又有什么标准嘛?难道写诗的就是诗人,写文章或者写小说的就是文人?难道写诗的就高人一等,写文章或者写小说的就低人一头,还要被骂作“怪胎”?
      呵呵呵,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诗人”,其实是把所有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都包括在内的。诗人,只是一个符号,一个代码,一个便于理解和言说的标签。士人、学人、文人等概念,也如此。
但这样说,又有问题:都是写作或创作,文人跟诗人,有什么区别?
看来,还得把标准先说清楚。
      的确,表面上看,诗人就是写诗的,学人就是治学的,正如文人就是写文章的。但这是“社会分工”或“职业身份”,不是“文化类型”。讲“文化类型”,得刨根问底,从根上说起。换言之,我们得问个究竟:世界上,为什么要有学人和诗人?历史上,又为什么会“多余”地冒出来“文人”这个类型?
先说诗人。
      众所周知,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诗人,也都要有诗人。为什么?就因为人类的普遍情感和共同追求,需要表现和传达;而这种表现和传达,又必须非常独特,非常个性化。这是一切文学艺术共同的本质特征。因此,一切真正的文学艺术家,都可以广义地称为诗人,归入“诗人”这一文化类型。
      显然,这里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共同情感的普遍传达,二是艺术表现的个性独特。人类有共同情感吗?有。比如爱,比如对幸福的追求,对压迫的反抗,以及求之不得的郁闷和烦恼,反抗不能的愤怒和悲怆。这些共同情感,能普遍传达吗?能。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且,正因为能够传达,才会有诉说和倾听。
      不过,尽管诉说和倾听的权利属于每一个人,但一般人的听和说,传达的普遍性和感染力,都是有限的。然而人类的共同情感,却要求最大限度的普遍传达。这就需要诗人,需要真正的艺术家。真正的诗人和艺术家,总是能说出人们最想说的话,又说得不同凡响。也就是说,他们传达的情感,是最普遍的;表现的方式,则是最独特的。因为最普遍,所以引起共鸣;因为最独特,所以让人惊叹。这才被尊为诗人,尊为艺术家,被看作民族的灵魂,民族的骄傲,甚至全人类的代言人。
       所谓“诗人”(含一切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即此之谓。


      二 谁是诗人,谁是文人
      弄清了什么是诗人,也就明白了什么是文人。
      什么样的是诗人呢?真正的诗人,一定有真情感,也一定有真才华。这种才华,往往是天赋;他们的情感,则发自内心。文人呢?才也是有的,情就靠不住。因为文人的“本职工作”,主要是帮腔和帮闲。这就要帮得上,用得着,随时都能满足需求。皇上好大喜功,就写“封禅之文”;皇上声色犬马,就作“登徒之赋”。呵呵,说得难听一点,文人就像“应召女郎”,必须“召之即来,来之能干”。情感是否真实,那就讲不得了。
      这样一说,分野也就清楚:诗人是“我要写”,文人是“要我写”。要我写,也未必就是皇帝下圣旨,或上面派任务。也有并无指令号召,自己就“上杆子”的。文人的头脑里,都设定了程序。一到某个时刻,某种关头,则无论地位高低、在朝在野,便都会竞相献艺。如果是节庆和纪念日,就把颂诗写得花团锦簇;如果是搞阶级斗争、反和平演变,则把檄文写得义愤填膺。总之,主动、自觉、抢先、紧跟。至于自己的情感,随时都可以调整。
      如此这般的“习惯性表态”,在“文革”中表演得淋漓尽致、绝后空前。那时,每有“最新指示”发表,或重大事件发生,必有海量的诗文,铺天盖地而来。唱红,就都唱红;批邓,就都批邓;说“形势大好”,就“山也笑,水也笑”。反正,人人争先,个个恐后,还得五十六个民族都上。肚子里攒的那点墨水,全都派上了用场。
      老实说,这种事,我也没少干。所以,我也曾经是文人。也所以,我对什么是文人,了如指掌。还所以,我将在后面的文章里,进行自我批判,找出病根。
      不是说“众口一词”就一定不对,一定虚假。粉碎四人帮,五一二地震,也有许多人在同一时刻,发出了同样的声音,唱出了“同一首歌”。但那是遇到了非常事件,而且是全国人民真正“心往一处想”。如果像上了闹钟似的,一到钟点就莺歌燕舞,便很可疑。一见“大雪纷纷落地”,就说“都是皇家瑞气”,也很可疑。
      总之,历史上,现实中,有两种作家或作者,两种写作或创作。一种是真情实感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这才发言为诗;另一种则是舞文弄墨,无病呻吟,没话找话,言不由衷。这个分野,早在一千六百年前,就被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艺理论家刘勰看出。他在《文心雕龙》的《情采篇》,把前者称之为“为情造文”,后者称之为“为文造情”。而且,他的态度也很明朗:“为情造文”是真艺术,应该肯定;“为文造情”是伪艺术,必须批判。
      更有意思的是,刘勰也分了类型,贴了标签,管前者叫“诗人”,后者叫“辞人”。其实刘勰所谓“辞人”,就是我说的“文人”,用词不同而已。有人看不懂我的分类,认为牵强附会,或者多此一举,甚至故弄玄虚。哈,那是因为学问不够,没读过《文心雕龙》。


       三 验明正身有点难
      然而,当真要区分诗人与文人,又很难。
      在文化人的各种类型中,诗人与文人,是最为接近,也最难区分的。第一,他们都写作,甚至都以写作为生,或者都有创作的冲动。第二,他们也都有才。一点才华都没有的,只能叫“诗匠”或“文匠”。第三,他们甚至都是“性情中人”,至少看起来是。诗人固然“风流倜傥”,文人同样“放浪形骸”。文人游山玩水,诗人也游;文人泡吧泡妞,诗人也泡。诗、酒、山水和女人,一般地说,都是他们的最爱。
       这就很难“划清界限”。比如,你总不能说,诗人的浪漫就是“多情”,文人的风流就是“无行”;诗人喝酒就是“寻找灵感”,文人喝酒就是“放纵自己”吧?
      我不知道刘勰是否想过这个问题,但他提出了鉴别的方法和标准,那就是区分情感的真假。他说,“辞人”(文人)的特点,就是人格分裂,表里不一,口是心非。比如,明明“志深轩冕”(极想做官),却“泛咏皋壤”(扬言归隐);明明“心缠机务”(勾心斗角),却“虚述人外”(假装超脱);开口“淡泊”,闭口“宁静”,其实比谁都在乎功名利禄、票子风头。总之,他们的性情是假的,叫“真宰弗存”(《文心雕龙•情采》)。
      例证也有,比如潘岳(字安仁)就是。此人的一些作品,比如《秋兴赋》,表达的情感是很高洁的。对脱离官场,走向自由,也是很向往的。然而实际为人呢?每天站在路旁,等待权臣接见。高官的车子远远扬起尘土,就拜倒在地,叫“望尘而拜”。谄媚如此,其清高自然可疑。所以,后来元好问就讥讽他,说“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论诗绝句》其六)。潘岳,也就成了言不由衷的文人典型。
      但这事其实不好说。因为人都有两面性,文化人就尤其性格复杂,内心冲突,充满矛盾。比如那位最为放荡不羁的大诗人李白,不也很想入朝做官吗?为了满足唐玄宗,不也为杨贵妃写了“云想衣裳花想容”吗?何况想做官,也未必都是为了光宗耀祖、富贵荣华,甚至以权谋私。也可能是为了践行政治理想,施展政治才华,实现政治抱负。然而官场有如江湖,毕竟凶险。饱受打压排挤之时,难免有归隐之心。而且,正如范文澜先生注《文心雕龙》时所说:尘俗之缚愈急,林泉之慕弥深。所以这一条,还真不好鉴别。
       但,诗人“为情造文”,文人“为文造情”,是不错的;诗人性情是真,文人性情是伪,也是不错的。问题是:何以知之?


      四 一念之差
      我的主张,是看体验。说得再明白一点:但凡真有体验,而且那体验是个人的,为真情感,也是真诗人。反之,没有体验,装模作样;或表面上有体验,却其实不过看别人的脸色,替别人涂脂抹粉或自吹自擂,充当“肉话筒”的,是文人。
      这样讲,似乎跟前面的说法有矛盾。诗人传达的,不是人类的共同情感吗?没错。但这种传达,又必须是个性的和独特的。这就决不仅仅只是技术问题,或形式问题。更重要的,还是体验。体验不属个人,表现岂能个性?也就是说,情感是共同的,体验却必须是个人的,是“共同情感的个人体验”。这样,才能实现“共同情感的个性表现”,也才能实现“共同情感的普遍传达”。质言之,共同情感、个人体验、独特表现,缺一不可。
      还是举例说明吧!比如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是不是他的个人体验?是。因为“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正是他这亡国之君的独特感受。那么,他传达的,是不是人类的共同情感?是。因为忧愁,是每个人都有的。每个人从他的诗句中,都能看到自己,这才引起共鸣。至于表现形式,不用说,非常独特。因此,李煜作为君王,虽然很不怎么样;作为诗人,却相当不错。
      显然,强调情感的个人性,并不妨碍诗人成为人民或时代的代言人。诗人完全可以,而且也应该,表达人民的欢乐,人民的悲痛,人民的愤怒。他甚至可以帮别人说话,比如“代人寄远”之类。只不过,这些情感,必须来自他的个人体验,或者是他将心比心体验到的。也就是说,诗人的情感,可以“关于他人”或“关于集体”,但必须“自己体验”。自己体验的,才是真情感。所谓“愤怒出诗人”,其实是“真情出诗人”啊!
      因此,诗人几乎无不敏感,甚至孤独。这种心态,会使他们选择离群索居,甚至自行了断。这是诗人气质所致,也是一种无法抗拒的“宿命”,因为“情到深处人孤独”。
      文人却很少孤独。因为他们的情感,原本是造出来的,是“为文造情”。他们当然也敏感,但那多半关乎面子,或脸色,尤其是在“作秀走台”或“颂圣应景”的时候。那时,他们的每一根神经,都是紧崩着的。
     说起来,这也是区分诗人与文人的一个难题。因为中国历史上那些大诗人,也都有这样的所谓“作品”,只不过或多或少而已。这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的是阿谀奉承,有的是应付场面,还有的是由衷赞美。比如杜甫的“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就多半是真心话;何况这首诗的后面,还说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事实上,真正的诗人,是一定会有“士人风骨”的。至少,不会总是“颂圣”,总是“应景”。这一点,后面还要讲到。但下一篇文章,却得先讨论一下学人与文人。


刊载于2012年6月1日《南方都市报》B21版,责任编辑刘铮



作者: 若兰    时间: 2015-11-12 04:09
标题: 学人与文人
本帖最后由 若兰 于 2015-11-12 03:33 编辑

——“文化人的分野”之三

       一 学者与学人

      要说清楚何为学人,先得弄清楚何为学者。一般地说,学者,就是“做学问的”。学人当然也是。但,这仍是“职业身份”,不是“文化类型”。讲“文化类型”,还得得刨根问底,即:我们为什么要有学者,要有学术研究,要有人“做学问”?
      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人是“文化的存在物”。因此,知识要传授,文明要传承,文化要传播,所有的人都要学习。这就要有人专门从事这类工作。此为“学”。第二,人类社会,总会有问题。有“人与自然”的问题,有“人与社会”的问题,还有“人与人”的问题。有问题,就得有人来研究,来解决。这才有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此为“问”。前者关乎知识,后者关乎思想。合起来,就叫“学问”。
      学与问,哪个更重要?问。传授、传承、传播、学习,一般学者,甚至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人,都能做。但,他们在做这些工作时,未必都能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更未必都能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做到这四条的,是学人,也只能是学人。
      这,大约就是学人与学者的区别。也就是说,一个人,只要有诚实的态度,坚实的基础,足够的知识,能够“传道、授业、解惑”,哪怕一辈子都出不了成果,也是学者。学人却原则上必须有成果,至少得有问题。当然,问题可以有大小,成果可以有多寡。比如古籍整理、版本校勘,也许只是弄清楚了一个字,一处断句,也是成果。发表的方式,也未必一定得是论文和专著。比如注释,比如札记,比如散论,比如随笔,均无不可。他甚至可以藏之名山,不予刊布。在这个问题上,不能“以成败论英雄”,更不能“以方式论是否”。
      何况对于学人而言,问题又远比成果重要,因为他们首先是“问题中人”,甚至是因问题而生的。因此,凡学人,必有“问题意识”。他们总是能察觉到,哪儿有问题;正如诗人总是能感觉到,哪里不对劲。故诗人敏感,学人敏锐。我们甚至可以极而言之,一个人,只要能发现问题,哪怕不能解决,没有成果,也是学人。
      也因此,真正的学人,一定是想问题的。他们还一定是真有问题,才去做研究;真正有所得,才去写论文。为了评职称、混饭吃,或者完成任务,不惜制造“学术泡沫”和“学术垃圾”的,不但不是学人,连学者或学匠都不是。这一类,跟“为文造情”的,没什么两样,只能算作学术界的“辞人”,或曰“伪学者”。而且,由于此类人物往往既无才气,也无才情,只会写八卦文章和官样文章,还不如文人。
      不过这样说,也有麻烦,因为文人也琢磨问题。他们不但爱“提问题”,还喜欢“惹事端”,甚至不惜搅得风生水起。那么,学人与文人的分野,又在哪里?

        二 真问题与伪问题

      学人的标准有四个:真问题,实证据,无成见,有逻辑。
      前面说过,学术研究的前提,是要有问题。发现了问题,提出来,再加以分析,或者解决,或者存疑,这就是研究。因此,问题是关键,而且是关键的关键。
据此,我们可以把学者分为三类:学人型的,文人型的,匠人型的。学人的问题,都是真问题。文人的,是伪问题。匠人提不出问题,只能重复别人的。好一点的,重复学人的真问题;差一点的,重复文人的伪问题。
      什么叫“伪”?就是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学术研究的价值和意义,有两种。一种是能够解决问题。或者能解决现实问题,或者能解决理论问题,都算。另一种,是虽不能解决问题,却能够活跃思维,启迪智慧,也有价值和意义。这两种,都是“真问题”。
      可见问题的真假,与是否能够得出结论无关。更不能要求这结论,大家都接受,成为公认的真理。比如人性是善还是恶,就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永远得不出结论。但,孟子从“人性向善”出发,呼吁呵护善;荀子从“人性有恶”出发,主张防范恶;韩非认为“人性本恶”,得出“制度比人可靠”的结论。这三种意见,都有积极意义。他们的辩论,也能帮助我们思考问题。所以,人性善恶,是“真问题”。
      伪问题也不是怪问题。比如“天会不会塌下来”,在不明白宇宙结构之前,是可以思考,也应该思考的。所以,杞人忧天并不可笑。英国甚至设立了“搞笑诺贝尔奖”。其宗旨,是“表彰那些不能也不应该被重复的科学研究”;其意义,则在于让人们“先是大笑,然后开始思考”。结果,俄裔荷籍物理学家安德烈•海姆,在2000年获此“奖项”。十年后,又获得了2010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伪问题,则一点价值都没有。比如“曹雪芹的祖先是不是曹操”,有什么意义呢?难道芹圃确为魏武之后,《红楼梦》就可以看作《三国演义》,宝玉就是阿瞒搞“穿越”?
      不过,做这种研究的,好歹还是学者。因为他们的态度十分认真,论证也极为严谨,只不过因为“考据癖”,不慎或不幸把伪问题当成了真问题。换言之,此案是“伪问题,真方法”,故至少可以看作“学术训练”,或“操作示范”,只是学费高了点。

        三 从“扯淡”到“脑残”

      如果说某些学者,是在“认真的扯淡”;那么,文人则多半是“扯淡的认真”。区别何在?前者问题是假,证据却是真;后者则问题和证据都假,甚至没有证据,不是问题,但听起来头头是道,说起来振振有词,所以叫“扯淡的认真”。
      比如质疑,在学术研究和公共事务中,原本都是很正常的事。然而现在,只要有人提出质疑,就马上有人追问动机。其实问题的关键,在于质疑者的怀疑,是否合理;证据,是否属实。是则是,不是则不是,与动机何干?就算质疑者“动机不纯”,难道有道理就成了没道理,有证据就成了没证据?反过来,如果质疑者态度很好,被质疑的就一定有错误,有问题?都未必。既然未必,问他做甚?
      何况质疑者的动机,你是怎么知道的?难道你是他肚子里的蛔虫?就算你料事如神,未卜先知,请问又如何求证?使用测谎仪吗?
      诸如此类,既没有意义,又不能证明,就是伪问题。但,文人的伪问题,是不需要证据的,因为反正是扯淡,是搅局,是转移视线,是胡搅蛮缠。因此,道听途说,街谈巷议,或者“听圈内朋友在餐桌上讲”,都可以算是“证据”。只要讲得绘声绘色,有鼻子有眼,就行。这是典型的“文人思维”。
      学人则相反。没有证据的话,是不敢说的。证据不足,也不敢妄下结论。使用“孤证”,在学术界是犯忌的。证据不全,断章取义,割裂上下文,也犯忌。指鹿为马,更不可以。这就是所谓“实证据”。做不到这三个字,就不是真学人,或者是“文人型学者”。
      不讲证据的,多半也不讲逻辑。学人说话,虽未必都对,但逻辑上总能“自洽”,起码“自圆其说”。文人则不管这一套。要讲,也是“中国逻辑”。比如张三质疑李四,王五有不同意见,则王五必定是帮李四的。可笑!王五为什么一定得帮谁?他就不能就事论事吗?
      又比如有人说,中国和西方,应该互相学习。现在西方并不学中国,所以主张向西方学习的,都是“汉奸”。还有人说,中国有中国的问题,西方有西方的问题。你如果只批评中国,不批评西方,也是“汉奸”。
这是很带欺骗性的说法。因为“相互学习”和“都有问题”并不错。但,人家学不学,是人家的事,我们为什么要管?你管得着吗?还有,自家人感冒了,我当然要着急,为什么要先管人家拉不拉肚子?你说你是“爱国者”,请问你爱的是哪一国?
       很明显,文人的这套“逻辑”,虽然都不堪一击,却颇能蛊惑人心,甚至批量地生产“脑残”,因此非予以批判和揭露不可。

         四 泾渭分明

      文人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正如刘勰所云,他们的特点,是“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文心雕龙•情采》)。夸夸其谈,自然不要证据;沽名钓誉,自然不讲逻辑。
      这也正是其本性所使然。因为所谓“文人”,原本就是帮腔和帮闲,充当喉舌或打手的的。帮腔说官话,帮闲说闲话,喉舌唸稿子,打手听命令,哪里用得着去管问题的真假,证据的虚实,以及逻辑的严密?当然也不可能“无成见”。相反,他们的说法,都是结论在先、主题先行的。也就是说,预设一个前提或结论,然后去“论证”,还得“貌似正确”。这就只能牵强附会,不讲证据;强词夺理,不讲逻辑。
      学人正好相反。他们做研究,是因为自己发现了问题,又需要明白真相。这就不能预设立场,也不能带成见和偏见。这当然很难。尤其是对自己长期研究的对象,日久生情,难免偏爱和溢美。这是所有做学问的人,包括我自己,都必须高度警惕的。
      但,真正的学人,必须对所有的研究对象,都一视同仁地既“无罪推定”,也“无功推定”。然后,再根据事实和逻辑,是其是,非其非,问其故,存其疑。宁肯没有结论,也不妄言是非。因此,如果说学人有立场,那也只能是客观、公正、理性,坚持科学精神。
      什么是“科学精神”?就是怀疑精神、批判精神、分析精神和实证精神的总和。文人是没有这些精神的,虽然看起来好像也有。但,他们的怀疑,其实是疑神疑鬼;他们的批判,其实是上纲上线;他们的分析,其实是胡搅蛮缠;他们的实证,其实是捕风捉影。总之,文人夸大其词,学人实事求是;文人信口开河,学人深思熟虑。
      故,凡学人,必严谨。严谨不是没有硬伤,不犯错误,而是有账必认,有错必纠。严谨也不是呆板。学人的文章,也可以写得风趣俏皮、神采飞扬,但必有内在逻辑和充分证据支持。他们的结论也未必正确,但定能发人深省、引人深思、令人回味。如果辩论,则不但尊重事实,尊重逻辑,还尊重对手,绝不会搞人身攻击,更不会扯到私德上去。也因此,真正的学人,只有学派,没有帮派。道不同,亦可与谋;道相同,也不腻在一起。
      文人则相反。他们也读书,也有学问,否则无以为文。但没有或缺少“学养”。有学无养,说话便不靠谱。文人也讨论问题。但他们的问题,多为“谈资”。故文人对“伪问题”最有兴趣,因为可以扯淡。文人当然也有圈子。但他们的圈子,多为拉帮结派。其特点,是党同伐异,再加互相吹捧;其表现,则是亲密无间,又非常容易反目为仇。因为文人都是“爱憎分明”的,而他们的爱憎,又往往因于一己之私利,或一时之情绪。
学人与文人,岂非泾渭分明?
      不过,更重要的是,学人和诗人,骨子里都是士人。因此,只有弄明白了什么是士人,文化人的分野,才能彻底弄清。

刊载于2012年6月5日《南方都市报》B21版,责任编辑刘铮

作者: 若兰    时间: 2015-11-12 04:09
标题: 士人的风骨
本帖最后由 若兰 于 2015-11-12 03:45 编辑

——“文化人的分野”之四

        一 士与知识分子

      认真说来,士或士人,作为概念或称呼,已经是历史了。今天没有“士”,只有“知识分子”。所谓“知识分子”,又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指“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狭义的特指“社会的良心与良知”。这两种,都与“士”有关。
      广义的知识分子,是士人身份的现代化。古代的士,原本就是一种“社会分工”和“职业身份”。所谓“士农工商”,即意味着农是庄稼人,工是手艺人,商是生意人,士是读书人。要求最严的时候,士人除了读书,以及因为读书而做官,不能从事别的行业。当然,躬耕于垅亩,是可以的。但,耕是副业,读是主业。耕读为本,是因为国家重农;诗书传家,才是命脉所系。亲自到地里干活,带有“体验生活”的性质。
      所以,士人可以不耕,不能不读。开作坊,做生意,就更不行。刘备卖履,嵇康打铁,当时便都算“出格”。读书做官,则理所当然。做官以后,也还要读书,有的还写写诗,做做学问。这就叫“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
      可见,古代的士,就是读书人,而且是“职业读书人”。或者说,是在读书与做官之间游刃有余的人。因为“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优”,是优裕的意思。也就是说,做官轻松自如,就做点学问;治学精力过剩,就当当官员。这是古代士人的最佳状态。能做到这一点的,就是典型的士大夫。
      这样的人,今天恐怕不多。今天受过高等教育的,即广义的知识分子,其实未必都读书。教科书当然是要读的,但那叫“学习”或“上课”,不叫“读书”。毕业以后,也未必都要做官,更很少有人再去务农。他们可以当白领,做律师,办企业,搞艺术,成为科学家,都正大光明,自由平等。读书,则只是业余爱好。因此,我们很难从职业身份,来认定谁是士,谁不是。甚至读不读书,也不足为凭。要知道,就连文人,也读书的。
      不看职业,也不看读书,那看什么?看精神。实际上,士或士人在古代,既是一种“职业身份”,又是一种“文化精神”。狭义的知识分子,则是士人精神的再传承。因此,本系列文章所说的士人,也包括其他,都是指某种精神类型、气质类型或人格类型,甚至只是一种“文化符号”。比如梅兰芳,职业虽是艺人,却不但成就极高,更在抗战时期,表现出传统士大夫的精神气质。因此,文化界普遍视他为士人,要尊称“梅先生”的。
那么,士人的精神、气质和人格特征是什么?

         二 担当与担待

      我认为,就是有风骨、有气节、有担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是有风骨;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孟子•尽心上》),可杀不可辱(《孔子家语•儒行解》),是有气节;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论语•泰伯》),是有担当。
      担当是广义的,包括“好汉做事好汉当”,自己的事情自己负责。有此一条,即可无愧为“士”。但严格意义上的“士”,还得有“天下之担当”。这种担当,古之士人,一般都有。后之士人,也“可以有”。但如果是“国士”,则“必须有”。刘备寄居刘表时,就曾当面痛斥一个名叫许汜的人,说他明知天下大乱国难当头,却居然“求田问舍,言无可采”,真是徒有国士之名,当为士林不齿(《三国志·陈登传》)。
      可见古人心目中的国士,必须像《毕业歌》所云,能够“担负起天下的兴亡”。至于“无双国士”,则恐怕只有像诸葛亮那样才行。可惜这样一位难得的士人,却被《三国演义》歪曲为自命清高忸怩作态的酸腐文人,作够了秀才出山,实在让人忍无可忍。
      诗人和学人,则可以不必有此担当。真正的诗人,当然也都是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的。他们的作品,也一定是人民的心声。但这是“反映”,不是“担当”。同样,学人也可以撰写时评,发表政见,以天下为己任。但这时,他已经是士人了。或者说,是具有士人精神的学人。纯粹的学人,完全可以“两耳不闻天下事”。正如纯粹的诗人,完全可以“每有闲情娱小我”。天下和国家,是可以管,也可以不管的。只要为社会和人类,提供了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和艺术作品,就是真正的学人和诗人。
      至于文人,则是没有担当的,也别指望他们有。帮闲和帮腔,要什么担当呢?有“眼色”,能“揣摩圣意”即可。至多,有点儿“担待”。比方说,皇帝或上级犯了错误,便挖空心思替他们擦屁股,打补丁。2007年,陈水扁夸人时误用“罄竹难书”一词,舆论哗然。历史学家出身的“教育部长”杜正胜,便硬说这成语没有贬义,用在哪儿都行。看来,替主子文过饰非,也是古今如一,两岸皆同,而且“驾轻就熟”的。
      如果实在打不了圆场,主子又不想认账,文人便或自愿、或被迫,或半自愿半被迫地去当替罪羊。还有,揣摩失误,站错了队,表错了情,得自认倒霉。赖得一干二净的也有。哪怕白纸黑字写着,众目睽睽看着,当事人都还活着,也不承认。但,你可以不认错,不能不认账。账都不认,哪有担当?连担待都没有!
      这就是士人与文人的区别之一。士人有担当,文人得担待。担当是对天下的,担待是对领导的;担当是自觉的,担待是无奈的;担当是对自己负责,担待是帮别人赖账。所以,士人,也包括诗人和学人,都能文责自负。文人,则只要有可能,一定推到别人头上。而且那“别人”,也一定不是皇帝或上级。除非那上级,是上上级正好要收拾的人。

        三 傲骨与傲气

      没有担当,也不会有气节。何况帮腔与帮闲者,原本就没有什么需要坚守。因此,文人不讲“气节”,只讲“节气”。到什么季节,就开什么花;刮什么风,就使什么舵。名为“与时俱进”,实为“与势俱进”。哪边得势,或可能得势,就往哪边靠。
      所以,文人的“风骨”,极其靠不住。就算有,也一定是“做”出来,不是“长”出来的。就连他们的“反骨”,也不过“另一副嘴脸”,后面还要讲到。除非,他反躬自省,大彻大悟,又做回了士人。但这是“返祖现象”。而且,也不能叫“文人风骨”。
      风骨一定是士人的。也因此,看一个人是不是士,就看他能不能“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孟子•尽心下》)。哪怕“千首诗傲万户侯”,或者“天子呼来不上船”,也算诗人或文人,有士人的风骨。这仍然与职业身份无关。比方说,某些教授、博导、学术带头人,见了当官的,就点头哈腰,满脸谄媚;或者领导放个屁,就马上提供“数据支持”,还说得头头是道。请问,这还能算是学人吗?
      真正的学人,一定有士人的风骨。其表现,就是坚持学术的标准,坚守学者的良知与良心。这就像真正的诗人,面对灾民和冤魂,绝不会说什么“纵做鬼,也幸福”。写这种狗屁玩意的,一准是文人,还是不入流的。
      或许有人会问:文人,就不傲吗?呵呵,傲,而且傲气十足。他们往往目空一切,谁都不放在眼里,还最看不起同行,故曰“文人相轻”。但这是傲气,不是傲骨。有人一见文人的傲,就觉得他牛,钦佩不已,这其实是脑子进了水,还一辈子没甩干。
      傲气与傲骨,有什么区别?傲骨是因为自己,傲气是因为别人。坚信自己站得住,不肯趋炎附势、同流合污,所以有傲骨;生怕别人看不起,又要出人头地、体面风光,所以有傲气。傲气,也是秀出来的。真正的士人,有傲骨无傲气;地道的文人,则有傲气无傲骨。傲骨还是傲气,是区分士人与文人的紧要之处。
      士人有傲骨,并不奇怪。要知道,士在秦汉以前,是最低一等的贵族(以上三等是天子、诸侯、大夫);秦汉以后,是最高一等的平民(以下三等是农、工、商)。但无论哪种,士都是最有知识、有文化、有思想、有智慧的。因此,士人往往有高贵感。这种高贵,是精神上的,故曰“精神贵族”。他们也许在经济上一贫如洗,在事业上一事无成;但在精神上,却富有得像个国王,可以把一切权贵都不放在眼里。故士人之傲骨,就是风骨。

         四 侠义与清高

      士人不但有傲骨,还往往有侠骨。傲骨是对权贵的,侠骨是对朋友的。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即此之谓。至于是“红颜知己”,还是“知遇之恩”,则无所谓。但可以肯定,成为士人的知己,极难。故云: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这同样不奇怪。因为在先秦,士原本包括文士和武士。后来,文士变成了儒,武士变成了侠,都为专制不喜。韩非就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韩非子•五蠹》),统统应该消灭。只不过汉武以后,统治者的办法,是恩威并重,软硬兼施,两手都用。对儒,主要是“抚”(封官许愿),兼之以“剿”(以言治罪);对侠,则主要是“剿”(武力镇压),兼之以“抚”(诱降招安)。后世之士多不如先秦之士,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但,统治者能够消灭侠,却消灭不了侠义。形式上或职业的侠没了,侠就会变成精神和风气,渗透于骨血,弥漫于天下。它在民间,为“义气”;在士人,为“肝胆”。不过,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常是读书人。毕竟,文士是统治者收买拉拢的重点,草根反倒少受污染。故前贤有云:与有肝胆人共事,于无字句处读书。
      但真正的士人,总归是有肝胆的。肝胆相照,则意气相投;同声相应,则同气相求。所以士人有自己的圈子。士人的圈子,就叫“士林”,也叫“清流”。他们的声誉,则叫“清誉”;他们的品性,则叫“清高”。总之,士人最为看重的,是“清”。不仅是清廉,也是清白、清纯、清淡、清静、清朗、清明、清雅、清正。为此,他们甚至甘于清贫。故士人发表的时评,就叫“清议”。他们的圈子,也当然“清一色”。闲杂人等,根本别想混入。
      这也是士人的又一特点:爱惜羽毛。表现之一,是不但不肯“同流合污”,甚至连一般的世俗也会拒绝。比方说,反对白话文,拒绝上电视。前者是极端的清高,后者是特别的谨慎。因为一怕做“规定动作”,被“喉舌化”;二怕为了收视率,被“娱乐化”;三怕主持人问一堆愚蠢问题,被“弱智化”。这可有碍清誉,不能“一失足成千古恨”。
总之,士人的特点,就是有风骨、有气节、有担当、有肝胆,再加“爱羽毛”。
      然而众所周知,文人也是很清高的,这话又怎么讲?也只能说,士人的是真,文人的是假。因为清高只能来自风骨。风骨靠不住,清高又岂能是真?就连他们的“侠义”,当然也是假的。不过这是后话,我们下篇文章再说。

刊载于2012年6月8日《南方都市报》B19版,责任编辑陈举

作者: 若兰    时间: 2015-11-12 04:09
标题: 文人真面目
本帖最后由 若兰 于 2015-11-12 03:51 编辑

——“文化人的分野”之五

         一 一个本性

       在进行了四篇文章的讨论之后,我们应该大致清楚了:士人、学人、诗人的特点是真,文人是伪。士人有真风骨,学人有真学问,诗人有真性情。文人呢?只有花腔,没有学养;只有欲望,没有理想;只有风向,没有信仰。所以,他们也“只有姿态,没有立场”。尽管那姿态,往往会秀得“绚丽多彩”,能够“颠倒众生”,甚至“惊世骇俗”。
       这也并不奇怪。前面说过,文人的“本职工作”和“历史使命”,就是帮闲和帮腔,偶尔帮凶。只不过,有帮得上和帮不上、受重用和被排挤、体制内和体制外之别。但,无论当班还是待业、在岗还是编外,甚至不过“闲杂人等”,其实“自作多情”,也都要走台、献艺、开屏,而且是秀给别人看的。既然如此,便并不需要什么学养、理想、信仰,也不需要自己独立的立场,“风姿绰约”即可。
       故,文人也可能有学问,但那是用来卖弄的;可能有性情,但那是用来表演的;还多半会有聪明才智,但那是用来舔痔疮的。有一次,一个文人进上书房,懵里懵懂,随口问了句“老头子来了吗”。不料乾隆从屏风后转出,问他“老头子”是什么意思。这文人立马跪下来奏道:万寿无疆谓之老,至高无上谓之头,父天母地谓之子。皇上龙颜大悦,这文人也转危为安。看来,正如士人有傲骨,并不妨碍他谦和;文人多傲气,也不妨碍他谄媚。甚至他们的“满腹经纶”和“一腔热血”,就是用来干这个的。
      显然,文人这一类型或品种,实在颇具“中国特色”。当然,是帝制时代的。现在虽已共和,奈何其阴魂不散!于是,帮闲者有之,帮腔者有之,帮凶者亦有之。“反右”时,“文革”中,最热衷于整人,而且整文化人最凶的,正是文人。
      文人的德性,统治者心知肚明。最早把话说穿的,是魏文帝曹丕。他在《与吴质书》中说:“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在《典论•论文》中,则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这就是成语“文人无行”和“文人相轻”的出典。
      前面说过,文人一词,有三种用法和定义。起先指“有文德的人”,后来指“文秘”。再后来,指“舞文弄墨的人”,所以也叫“文人墨客”。这种用法,最早就出现在曹丕的这两篇文章。可见,后世通用的“文人”一词,刚一出现,就伴随着恶评。与“文人”相关的好词,却似乎没有。
      这就意味深长了。要知道,在统治者中,曹氏父子对文人,要算最好的。他们自己就是诗人,曹丕还是文艺理论家。他甚至曾以副君之重,参加王粲的追悼会,还带头学驴叫。曹丕尚且这样说,则文人口碑之差,品位之低,便可想而知。

         二 两副嘴脸

      可惜,像曹丕这样的明白人,并不多。
说来也不奇怪,因为文人原本就有两副嘴脸,一副叫谄媚,还有一副叫狂傲。谄媚当然没人看得起,狂傲却有吸引力。因此,坊间流传的,便多半是文人狂傲的故事,比如让杨贵妃磨墨,高力士捧靴之类。祢衡的“击鼓骂曹”,也为众人津津乐道。
      这类故事之所以广为传播,又有两个原因。一是新奇。所谓“传奇”,不奇谁传?但既云传奇,当然稀少罕见。这岂非反过来证明,文人当中,其实狂者不多?
      第二个原因,就是“替代性满足”了。也就是说,在民众的内心深处,至少有某些统治者,比如昏君和暴君,奸臣和阉竖,是该骂的。或者,是可以表示一下蔑视的。但当真自己来骂,尤其是骂正在台上的,又不敢。最好是有别人来骂,还骂得出彩;有别人来蔑视,最后又没出问题。这就皆大欢喜。文人狂傲的传奇,便满足了这种心理需求。这当然有相当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可惜说到底,还是一种“意淫”。
      意淫也是有快感的,故很能迷惑一些人。而且,哪怕明知靠不住,也宁可信其有,不肯信其无。久而久之,便信以为真,把假象当成了真相。
      其实这事,应该说是“亦真亦幻”。前面说过,凡文人,皆御用,只有“在岗”和“待岗”之别。这就要“见用”。用不上,就会闹情绪,发牢骚,甚至恼羞成怒,破口大骂。比如祢衡,就曾怀揣名片,奔走许都。求职不成,这才骂遍朝野。
      就连文人的“反叛”或“反骨”,也当作如是观。要知道,历史上的文人,原本就是皇帝的弄臣。当上了的如“宠姬”,没当上的如“怨妇”,但都无不“盼临幸如望云霓,展菊花似绽新蕊”。只要皇上的龙体能够眷顾,哪怕去当夜壶。皇家的夜壶,也总归是金贵的。
      如果连夜壶都当不上呢?那就破罐子破摔,由“文人”变成“狂人”。这跟后宫嫔妃为了争宠,由撒娇而撒泼,没什么两样,甚至就是“要做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正所谓:夜壶不能当,就去做宋江;一朝天子唤,没人不上床。文人会有两副嘴脸,原因就在这里。
      至于“新文人”,则不过换了东家。东家不定就是谁。可能是政府,也可能是民众。他们自己,则既可当“五毛”,也可扮“草根”。反正,秀场就是官场,人前即是御前,都是“只有姿态,没有立场”。既然本无立场,也就无所谓“左右”。左也好,右也罢,都是“走台”,都是“作秀”。正如我在《韩寒的新衣》中所说,对于他们来说,“为民请命”和“含泪劝告”没有本质区别,只看“画眉深浅入时无”。

          三    三种姿态

      除了狂傲,清高也是文人的一张脸,一副牌。
      文人清高吗?当然。清高,是文人的Logo。但,也只是Logo。真正的清高,属于士人。文人,其实是表演清高,或自命清高。只不过,久而久之,养成习惯,有时也变成了真清高。这就正如世界上本没有路。走得多了,也就成了路。
      这样的清高,也有三种。第一种是目空一切,孤芳自赏,自以为天下第一,谁都不放在眼里。这种名为“清高”,实为“傲慢”。第二种是忸怩作态,待价而沽,口头上唱的是“归去来兮”,骨子里想的是“终南捷径”。这种名为“淡泊”,其实“钻营”。第三种就是演技颇高,或半真半假,甚至本有清高的一面。这就正如“三陪小姐”,未必都是“风尘女子”,也有“清纯少女”型,卖艺不卖身的。看走了眼,上当受骗,那是你自己的事。
      文人,为什么要故作清高呢?因为“卖相”较好。要知道,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是古代读书人的共同理想。文人也好,士人也罢,都一样。只不过,士人是去帮忙,文人却只能帮闲和帮腔。这就让其中一些也有理想抱负的,难免愤愤不平。如果连帮闲和帮腔的份都没有,更要抱怨。因此,不才明主弃,其实是“撒娇”;天子呼来不上船,则其实是“撒气”。因为李白,是并不甘心当文人的。
      撒娇和撒气,有没有用?难讲。但狂傲和清高,则肯定有利于“讲价”。人都是容易“犯贱”的,皇帝或掌权者也一样。你越是谄媚,他越是看不起。你要是摆摆谱,没准他更想要。这道理,有经验的交际花都懂。你不把银子花够,功夫做足,她决不会跟你上床。
      这就是文人的“清高”。其中,有做出来的,也有演出来的,都是姿态。至于恃才自傲,则其实是狂傲,是嘴脸,也是姿态。但无论哪种,都不敢蔑视权力,尤其是最高权力。不但不敢得罪,还要受其荫庇,分其杯羹。所以,谄媚也是真嘴脸。
      故,古之文人,有两副嘴脸:谄媚和狂傲;也有两种姿态:狂傲和清高。但这是“老皇历”。新中国成立后,五十年代“思想改造”,七十年代“斗私批修”。狂傲和清高,是重点打击的对象之一。这是连撒娇和撒气,都被不允许,谁还敢故伎重演?
      现在就更没市场。改革开放后,公民作为个人,有了更多的发言权和选择权。进入互联网时代,更可以对他人的作品和言论,自由地表达好恶和爱憎。这个时候,如果还傲气十足,牛皮哄哄,或者自视甚高,目中无人,谁尿你呀?
      这就要调整姿态;而新文人的新姿态,或者说新表情,就是“愤激”。

          四 新的表情

      调整是必须的。前面说过,凡文人,都要走台、献艺、开屏,而且是秀给别人看的。只不过,以前是秀给朝廷看,文坛看;现在则要秀给网民看,大众看。但,不管给谁看,都得察言观色,弄清楚看客喜欢什么,才能保证“收视率”。
      选择愤激作为姿态,也是有道理的。因为现如今,虽然日子越过越好,却又差不多每个人,都憋了一肚子气。弱势群体苦,中产阶级难,其他人也各有压力、烦恼和憋屈,可谓“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很想“出他娘的一口鸟气”,是民众的普遍心理。这时,如果有人出来“代骂”(呵呵,不是“代驾”),肯定“大快人心”。甚至甭管骂谁,只要骂得痛快,也能让人爽。某些从不讲理只会骂人的家伙,居然拥有众多粉丝和拥趸,这是原因之一。
      何况愤激也有传统。辛亥以后,革命成了主旋律,激进成了主流派。调门越高,就越是显得立场坚定、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只不过,以前是一边倒地“左”,现在是分左右地“愤”。但无论“左愤”还是“右愤”,共同的特点,都是愤激、非理性、不讲道理。
      这就值得警惕。因为没有理性的立场,很可能只是姿态,或者表情。因此,他们完全可能在一夜之间,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也完全可能只是为了表态,站队,抢话筒,昭告天下,占领道德制高点,争夺公共话语权。这样的“侠义”,岂不可疑?
      何况就算他们的想法是真实的,又怎么样呢?也只能培养造就“太平天国义和团”,再加“革命小将红卫兵”。事实上,愤激的情绪,并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它只能有一个效果,就是为走台作秀的文人增加“票房”。
      当然,国家有难,世道不公,有人出来说话,总比万马齐喑好,哪怕那人其实是作秀。不过,我更希望是“理性的声音”,而不是“正义的火气”。忧国忧民没有错,却决不等于骂爹骂娘。我们需要的,第一是理性,第二是理性,第三还是理性。
      事实上,有三种愤激:当事人的,一般人的,文化人的。第一种,可以理解,也可以接受。一个人,房子被强拆了,案子被错判了,血汗钱被私吞了,亲骨肉被杀害了,你还让他“淡定”,那是没有心肝。
      第二种,也可以理解,可以接受。因为“路见不平一声吼”,原本“见义勇为”,总不能要求人家吼得“温良恭俭让”。不过,我也愿善意提醒:最好能理性一点。至少,弄清事实。否则,弄不好就会整出“冤假错案”,那可是违背初衷的。
      至于文化人,则必须理性。他可以“愤怒”,不能“愤激”。或者说,可以怒骂,可以怒斥,可以怒吼,但一定基于理性的判断,归于理性的分析,而不是骂娘泄愤,煽动情绪。极端的情绪化,不是“士人的传统”,更不可能真正成为“社会的良知与良心”。

刊载于2012年6月12日《南方都市报》B21版,责任编辑帅彦

作者: 若兰    时间: 2015-11-12 04:09
标题: 文化气质与文化血型
本帖最后由 若兰 于 2015-11-12 03:56 编辑

——“文化人的分野”之六

          一 混血与转型

       士人、学人、诗人、文人,是文化人的四种主要类型。所谓“文化人的分野”,便在这里。但必须再说一遍,这不是“职业类型”,无关乎“职业身份”。学者,也可能是文人;作家,也可能是士人。参加某组织或某机构,属于某团体或某圈子,也不足为凭。要知道,就连明代锦衣卫里,也有正人君子,何况“写作组”之类?此其一。
      第二,这事也无关乎私德。过去,因为公认“文人无行”,文人泡妞,大家听说都一笑了之,甚至乐观其成。但如果视“风流罪过”为文人专利,或以为风流者必是文人,则大错特错。陈独秀就很风流,并不妨碍他是士人。樊哙就说,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史记•项羽本纪》)。此人虽是“屠狗辈”,但这话说得很到位。
      第三,所谓“文化类型”,是某种精神类型、气质类型或人格类型。马马虎虎打个比方,类似于人的血型。只不过,文化血型,不全由天赋。而且,既可“转型”,也可“混血”。比如严嵩,原本也是士人,且“颇著清誉”(《明史•严嵩传》)。后来,替皇帝充当枪手,撰写青词(拍皇天上帝马屁的文字),便变成“文人”。最后,又变成“奸人”。这是“转型”。又比如,苏东坡,是士人兼诗人;司马光,是士人兼学人;王阳明,是士人兼哲人。这是“混血”。可见,文化血型与生理血型,并不完全相同。
       但“转型”也好,“混血”也罢,类型即血型。因此,文化类型,也会表现为一个人的气质和味道,即“气味”。气味是可以感觉的。敏感的人,刚一接触,立马便知,甚至会有生理反应(想拥抱或想呕吐)。是否投缘,往往就在这感觉之中。
       比如鲁迅,是士人;胡适,是学人;萧军,是士人兼诗人;郭沫若,是诗人、学人兼文人。所以鲁迅最喜欢萧军。跟胡适和郭沫若,就不大搞得来。萧军身上,是有侠气的。一怒之下,不但会拍案而起,还可能动手。再加上诗人的真性情,故为鲁迅所喜,觉得声气可以相通。对胡适的温文尔雅,则未必欣赏,也与胡适不和。
然而先生去世后,胡适却为《鲁迅全集》的出版奔走张罗,十分仗义。因为胡适虽为学人,却有士人风骨。该出手时,定会出手。郭沫若后来也赞美鲁迅,但我总怀疑那是“奉旨填词”。好在郭老同时还是诗人和学人。其成就和境界,仍为一般文人不敢望其项背。
      总之,人是复杂的。个体,也会有差异性。而且,人既“多面”,也“多变”,未必终其一生都是一种类型。类型之间,也并非水火不容,也可能水乳交融。何况还有伪装,还有误读。正所谓“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谁要把人看死了,也是犯傻。

          二 骨气与酸味

       那么,我们怎样判别类型?一是“望气”,二是“尝味”。
       士人的气质,总体上是阳刚的。因为士人的特点,是有担当,有气节,有风骨。故士人之气,为“骨气”。骨气的来源,主要是正义感,再加上责任感和使命感。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孟子•告子下》),所谓“使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孟子•万章上》),所谓“舍我其谁”(《孟子•公孙丑下》),便都有一股牛气冲天的精气神。显然,士人之气,即孟子所谓“浩然之气”。它的特点,是“至大至刚”(《孟子•公孙丑上》)。有此大气之人,甚至会产生强大的气场,让人折服,给人鼓舞,当然阳刚。
       但这与性别无关。一位女学者,或一位女作家,也可能有此“阳刚之气”,却同时仍是贤妻良母。贤妻良母,是她们的家庭角色;至大至刚,则是她们的文化性格。所以,她们也往往被尊称为“先生”。比如资中筠,是“资先生”;龙应台,是“龙先生”。当然,这里的“先生”,有“老师”的意思。但称为“先生”,还是比一般地叫“老师”,更为敬重。
      何况担当这事,也未必只属于“爷们”。实际上,女人往往比男人更有决断,更有肩膀。佘太君挂帅,穆桂英出征。国之兴亡,都担在女人肩上,还有什么话说?
      文人的气质,则总体上是阴柔的。因为文人的前身,高级一点的,是皇帝的词臣;低级一点的,则不过弄臣。所谓“文学侍从之臣”,也就多少都有点“臣妾心理”。故文人多柔媚。或者说,帮闲,则柔;帮腔,则媚;帮凶,则阴。文人为强权帮凶,从来就不会明火执仗,一般都是上眼药,传闲话,蜚短流长,添油加醋,多为后宫嫔妃争宠那一套。
因此,文人之气,是酸气。酸,是文人特有的味道,别人没有的。为什么酸?献媚邀宠,争风吃醋,患得患失。文人最想的,是名扬天下;最怕的,是失宠落单。如果垂涎三尺,那葡萄又吃不上,或别人吃得更多,必定酸溜溜。
      故,凡文人,无不酸。甚至,看一个人是不是文人,或有没有文人气,就看他酸不酸。闻香识女人,闻酸识文人,这是屡试不爽的,可谓“品鉴识别指南”。至于傲气,那是醋长了毛。这就正如失宠的女人,可能变成“怨妇”,也可能变成“泼妇”,没什么好奇怪的。
      这同样与性别无关。但一个男人,如果文人气特别重,便难免“女里女气”,甚至翘起“兰花指”,拿起“娘娘腔”。这里也没有“性别歧视”。女人不比男人差,阴柔之美也是美。问题是,我们非常喜欢“女人味”,却完全无法接受“娘娘腔”,这又是为什么呢?

         三 “娘娘腔”之谜

      这就要弄清什么是“娘娘腔”。表面上看,娘娘腔,就是男人说话像女人。女人说话像女人,是“女人味”;男人说话像男人,是“男人味”。不男不女,当然“不是味”。
      问题是,女人说话像男人,叫什么“腔”?好像没有说法,可见不成问题。显然,这事无关乎真假。否则,“假小子”怎么不讨人嫌,反倒招人爱?同样,这事也无关乎性别。否则,“慈父如母”又怎么说?
看来,问题不在男人女人,而在士人文人。讨厌“娘娘腔”,其实是讨厌“文人气”。正如喜欢“男人味”,其实是喜欢“士人骨”。
      这并不难证明。首先,娘娘腔,肯定是文人的。你见过工人、农民、解放军,有“娘娘腔”吗?一身傲骨的士人,也没有。其次,娘娘腔什么味儿?酸的。文人气什么味儿?也是酸的。这就肯定不是“女人味”。女人味不是酸,是甜。正如男人味也不是酸,是咸。女人是糖,男人是盐,故一甜一咸。
      因此,娘娘腔不是“假女人”或“伪男人”,也不是“学生腔”或“文艺腔”。文艺腔,就是“文青”的腔调。文艺青年,初入江湖,涉世未深,傻乎乎地带着理想,带着憧憬,还带着几分羞涩,有如青苹果。所以,他们的味道是涩,顶多略酸。
      男人咸,女人甜,这都是“正味”。咸菜里面放点糖,甜品里面加点盐,只要恰如其分,更有味道。所以,男人有点像女人,女人有点像男人,未必是坏事,甚至是好事。比方说,一个男人像女人一样,疼爱自己的孩子和爱人,温柔体贴,关怀备至,谁不喜欢?
      事实上,男人有某些女性气质或特征,正如“南人北相(北人南相)者贵”,是刚柔相济,阴阳和谐,中庸之道。其结果,是士人则谦和,是学人则儒雅,是诗人则唯美,是老人则慈祥。反过来也一样。具有某些男性气质或特征的女人,或者大气,或者帅气,或者英气,或者豪气,甚至兼而有之。要知道,所谓“女儿身,男儿心”,原本就是女人中的极品。只不过,不能弄成顾大嫂或孙二娘,母老虎或女政委。呵呵,那可完全是另一回事。
     娘娘腔则不同。它根本就不是“男人像女人”,而是男人的“命根子”被割掉了。这才说起话来,像宦官、太监、公公。只 不过,对文人来说,是精神被阉割,灵魂不能雄起。这是气节问题,不是器官问题。同样,这事也无关乎性取向。一个男人自愿做变性手术,是他的权利和自由,我们无权议论,也与本案无关。

         四 风度与腔调

     心灵被阉割,就不会有精气神,也不会有风度。剩下的,便只有腔调。
     腔调与风度有何不同?风度来自本色,腔调来自拿捏,叫“拿腔捏调,装腔作势”。无疑,装腔作势的“势”,不是“气势”,而是“姿势”,亦即“姿态”。姿势和姿态,重点在“姿”,故文人最重“姿色”。比如,夸张华丽,铺陈排比,口若悬河,言过其实。故,文人不但“只有姿态,没有立场”,而且“只有腔调,没有风度”。
     有风度和气势的,首推士人。因为士人有风骨、有气节、有担当,再加有肝胆,故能气吞山河,势如破竹。其风度,则是孟子所云“充实之谓美”(《孟子•尽心下》)。当然,美之上,还有大(充实而有光辉)、圣(大而化之)、神(圣而不可知之)三个品级,但都很难。能够“充实”,就很好。能“充实而有光辉”,就叹为观止了。
诗人和学人也有风度。不过,我们一般管诗人的叫“风采”,学人的叫“风范”。因为诗人多半“神采飞扬”,故曰“风采”;学人则要“为人师表”,故曰“风范”。
      风采也好,风范也罢,都是本色。诗人的本色是真性情。性情因人而异,或男或女,或南或北,或刚或柔。但只要真,则阳刚与阴柔均为美,豪放与婉约都是诗。诗言志,因此诗人是“性情中人”。他们有情怀,也率性,有如“赤子”。故,诗人多有“孩子气”。
      学人的本色是真学问。他们是“学术中人”,也是“问题中人”。学术和问题,合为“学问”。做学问,要有知识,更要有理性。所以学人的气质特征,是厚重、沉稳、平实。而且,只有“博览群书”,才能“厚积薄发”。故,学人多有“书卷气”。
     书卷气是修养所致,孩子气是天赋所成,这是学人与诗人的区别。共同之处,则是真实。总之,士人有风骨,诗人有情怀,学人有理性,哲人有智慧。因此,他们都有风度。他们的风度,也都自然呈现。正所谓:唯大丈夫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
     文人就只有腔调。腔调不是“范儿”,是“派儿”。范儿是自然的,派儿是做作的,所以也叫“做派”。文人的腔调,就是做派。使用的原材料,则是“馊了的饭菜”。所以,它的味儿是酸的。这就难以下咽,甚至令人作呕。要知道,即便正宗的山西老醋或镇江陈醋,也不能端起来就这么喝,何况是隔夜饭的酸?
     这样说,肯定有人不爽。的确,我们是一个有着“文人传统”的国度。文人习气,大家或多或少都会沾染一点。这就既要解剖别人,更要解剖自己。否则,任何一个文化人,包括我自己,是都有可能成为文人的。

刊载于2012年6月15日《南方都市报》B14版,责任编辑帅彦

作者: 若兰    时间: 2015-11-12 04:09
标题: 谁都可能是文人
本帖最后由 若兰 于 2015-11-12 04:02 编辑

——“文化人的分野”之七

       一 我也差点是文人
      文章写到这会,文人的坏话已经说了不少。给人感觉,好像有什么深仇大恨,或文化偏见,非得在文化人的种种类型中,搞“种族歧视”。
      呵呵,不是这样的。我跟文人,非但前世无冤后世无仇,还曾经也是其中一员。之所以拿他们开刀,还刀刀见血,不留情面,原因有三:第一,文人是我们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表情。第二,表情不佳,是因为内心错乱。第三,这个问题如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则稍有文化者,谁都可能堕落为文人。
      就说我自己。
      严格说来,当年我开始写作的时候,还只能算“文青”,算不了“文人”,因为不够资格。在报刊上写几篇小破文章,或者发表点诗歌什么的,就是“文人”了?没那么便宜。文人,得成熟;文青,就幼稚。但,幼稚归幼稚,不等于没有文人的毛病。
     比如希望“见用”,这心思是有的,还很重。那时,如果有“梁效”之类的写作组召唤,屁颠屁颠就去了。也不会喊阿Q“同去同去”,但会对着农场的庄稼地喊一声:我辈岂是蓬蒿人!可惜那些写作组,门槛太高,够不着。因此,没变成“四人帮”的御用文人,不是有什么风骨气节,是没机遇和资格。
      但,组织上没进“写作组”,思想上是进了的。而且,还积极创造条件,争取进去。颂圣、唱红、批黑、整风,没有一件不是闻风而动,甚至都不用领导布置。腔调,也是“朗诵体”或“播音腔”。至于“四人帮”嫡系部队的作品,则是当作教材来学习的。
      这样做,并非没有功利目的。一要政治上受信任,二要生活上得改善,三要走出去有面子。因此,一旦被用,就洋洋得意;遭到冷遇,就垂头丧气。如果还“情场失意”,就更是“怀才不遇”:我这样的“才子”,咋没“佳人”来眷顾呢?现在看,真是酸极了!
      因此,我曾反躬自问:如果没有拨乱反正,没有改革开放,没有对历史和自我的反思反省,会不会也盼望着“淡扫峨眉朝至尊”?十有八九。因为,你不把头脑中文人的软件删除并格式化,它就没准哪天会冒出来。我狠批文人,其实也是警告自己。
       家丑不可外扬。自曝“前丑”,正是为了“绝后”。事实上,文人虽为帝制时代产品,却像阿Q一样,是不会“断子绝孙”的。诗人和学人,甚至士人,随时随地也都可能变成文人。这可不是敲一下回车键,就能含糊过去的,必须来算一个总账。


          二 学人也会是文人
      先说学人。
      表面上看,学人与文人的差异很大,其实未必。中国的学术传统,历来就是文史哲不分;中国的政治传统,则历来是官学文不分。秦汉以后的博士,唐宋以后的学士,都是官。翰林院,也很难说是政研室、社科院,还是文联作协。而且,一个读书人,学问越好,越有可能成为皇帝的“词臣”,甚至“弄臣”。他们多才艺,通古今,承问对,草诏书,往往同时是官人、学人和文人,既能注经考古(有的成就还不低),又能舞文弄墨(有的文笔还不差),还能出将入相(有的官职还不小)。即便是在野的学者,也不少都能吟诗作赋。何况“身在江湖,心存魏阙”,所谓“文人习气”,便难免“如影相随”。这是古代。
      今之学者,会做诗的倒是不多了。充当“笔杆子”的,却不少。改革开放前,要“为政治服务”;改革开放后,要“为政府服务”。服务原本也可以。任何一个政党或政权,都需要有学术的帮助和支持,比如回答咨询、参与决策、进行论证等等。这并无可厚非。
      但这事要有原则。第一,不能所有的学术研究,都为政治或政府服务。有不服务的,也有服务不了的。第二,有需要,得聘请。官民双方,相互平等,是契约关系。第三,独立自主,客观公正,实话实说。有问题如实相告,有分歧充分讨论,有看法据理力争。学者的意见,官方可以不听;官方的想法,学者也可以不从。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事实),只唯理(逻辑),方为真学者,方为真学人。
       总之,原则有三:不能全部,没有义务,可以说不。再明确一点,就是不媚权,不拜官,不趋炎,不附势,可以做“参谋”,不能当“喉舌”。如能这样,不但为政府服务应该,为企业、为个人服务,也没错。为此收取合理的费用,更没错。
       可惜,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坚持学术的良知与良心,非常之难。不少学者,都是看着领导的脸色说话,甚至是领导定了调子以后,便帮着说、照着说、顺着说。这就无异于帮腔和帮闲,跟文人没什么两样了。
      这种现象,在社科人文领域,尤为突出。只不过,社科界帮腔多,人文界帮闲多。所谓“智囊”,其实“酒囊”;所谓“泰斗”,其实“阿斗”。这样的学者,就不能叫“学人”;或名为“学人”,实为“文人”,甚至“花瓶”。


        三 士人也会是文人
      再说士人。
      在前面的文章中,士人和文人,一直是作为“对立面”来表述的。但,这是为了行文的方便,理解的简易。实际上,二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知道,文人原本就是士人的变体。士人如果是没病的,怎么会变成文人?
     何况士人也一直在变。战国已不同于春秋,秦汉更迥异于先秦。春秋的士,多有风骨。比如子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宁肯站着死,也不跪着生。孔子虽然周游列国,四处求职,但那是为了实现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故一言不合,便拂袖而去,视官位如敝屣,甚至宁肯“乘桴浮于海”。这风骨,到墨子、孟子、庄子那里,也还有。
      战国就不一样了,尤其是后期。商鞅去见秦孝公,是带了三套方案的。哪套吃得开,就用哪一套。至于张仪、苏秦辈,更是唯利是图,完全没有什么底线,也没什么坚守。苏秦说得很明白:一个士人,拼命读书,如果不能靠这谋取富贵,书读得再多,又有什么用(请参看《史记•苏秦列传》)?
      秦皇汉武以后,更是大变。先秦的士,是“游士”;秦汉以后,是“绅士”。游士是“自由职业者”。他们可以做官,也可以不做。做,也是“聘任制”。老板可以解聘,自己也可以跳槽。所谓“楚材晋用”,所谓“朝秦暮楚”,就是这个意思。
绅士则必须做官。不做官,岂能叫“士大夫”?实际上,绅士之所以又叫“缙绅”,就因为他们的腰带上,是要插笏的。腰带,就叫“绅”;插笏,就叫“缙”。这当然是官员甚至大臣的服饰。因此即便“乡绅”,原则上也得是退休的官员;或者虽无官职,却有官威,却有官谱。见了地方官,是可以礼尚往来的。
      这就是秦汉以后的“绅士”。以前,只要是士,就有绅(腰带)。比如子张,就曾“书诸绅”(《论语•卫灵公》)。秦汉以后,士人系绅,心里想的都是插笏;他们读书,也都是为了做官。做不了,就得候着。做胥吏、师爷,是“屈就”;做教书匠、孩子王,是“失意”。这些都不能叫“绅士”。士人之主流,其实是“官人”。至于做官以后,是去帮忙,还是帮闲和帮腔,甚至帮凶,就由不得自己了。士人变成文人,岂非分分钟的事?
      事实上,士人与文人,常常混淆不清,甚至同为一个人的两面。比如韩愈,写《论佛骨表》时,是士人;写《幽拘操》时,是文人。什么“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你都不敢相信其作者,是“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的那个人。


        四 人人都会是文人
      如果说,连士人都可能变成文人,那么,学人和诗人,就更没什么不可能。要知道,古代的学术,原本就有两种:官学和私学;诗,也有两种:雅颂和国风。谁,又能一清二楚地划出“楚河汉界”?
      何况一个人的价值要实现,得有别人认可。那么,在一个权力至上的社会和时代,最权威的认可来自哪里呢?当然是权力。而且最权威的,就是最高权力。古人说得很坦白: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重横行,就是希望实现自我;赐颜色,就是价值得到体现。渴望得到皇上青睐的,并不只是文人啊!
      更何况,文人也好,士人也罢,甚至包括学人和诗人,又有几人不想从政,不想做官?当然,动机或有不同。有的是要平治天下,有的是要光宗耀祖,有的是要以权谋私,但都要依附皇权。因为秦汉以后,做官的制度,变成了“任命制”。皇帝不赏识,朝廷不委任,你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满腹经纶,又能如何?
      因此,真正的士大夫,或许尚能保留和继承“古士遗风”。但从秦汉到明清,每下愈况。到“文革”期间,更是斯文扫地。风骨、气节、担当、肝胆,所剩无几。相反,跟皇家、官府、公权力,则有着扯不清的关系;跟政治,也有着扯不清的关系。
      关系有种种,或紧密,或松散。原因也有种种,或以天下为己任,是一种责任担当;或以政治为运动,不搞他心里痒痒。想着“背靠大树好乘凉”,或者“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的,也有。最松散的,也若即若离、藕断丝连,正所谓“剪不断,理还乱”。
      这样一来,中国的文化人,脑子里便都有一根弦:政治正确。这并不错。西方也讲“政治正确”,比如不能侵犯人权,不能种族歧视,不能恐怖主义。但人家,只把这当底线。底线之上,是广阔自由的空间。咱们,却是当高标。高标之下,处处禁忌,遍地雷区。
      更有甚者,咱们还要比赛,看谁更加“政治正确”。这就有了两大习惯,一是表态,二是站队。表态要见风使舵,站队要以人划线,也就顾不上什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结果,跟文人一样,也是“只有姿态,没有立场”。
      所以我说,问题如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人人都会是文人。士人、学人、诗人身上会有“文人气”,就更不奇怪。实际上,本系列文章之所谓“士人”,也包括学人和诗人,都是理想状态的,或本来意义的。也就是说,凡士人,就该如此。并不等于说,当真如此。有真士人,也有半真半假、徒有虚名和变来变去的。士人一旦堕落,则与文人无异,甚至还不如文人中之有“士人风骨”者。
      既然如此,为什么要把文人单挑出来痛批?这正是下一篇文章要回答的。




刊载于2012年6月19日《南方都市报》B14版,责任编辑帅彦



作者: 若兰    时间: 2015-11-12 04:09
标题: 做人要做怎样的人
本帖最后由 若兰 于 2015-11-12 04:08 编辑

——“文化人的分野”之八

         一 文人是“国民的集体表情”

      把文人单挑出来痛批,不是要“吃柿子”,而是因为“树大招风”。或者说,因为他们站在台前,聚光灯下,万众瞩目。实际上,文人是我们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表演者”。他们的表演,就是我们的表演,是我们的“集体表情”。
      表情人人都有,关键在于有没有人看,主要看谁的,以及为什么要看。为什么要看呢?为了知道真情。真情有三:身之所历,是“实情”;心之所感,是“心情”;形于言表,就叫“表情”。每个人,有自己“个人之表情”。一国的国民,也有他们“集体之表情”。国民集体表现出来的,就是“国情”。
      这就不能看官人。官人代表的是官方,未必是国民。看官人的表情,是为了看当局的态度。这种态度与国家利益有关,与个人情绪无关。甚至只是“官腔”,并不好看。看众人也不行。人太多,看不过来,看不明白,甚至看不见。民众在历史上,从来就是“沉默的大多数”。哪怕网络时代,也如此。
      看学人,同样不行。他们的著作,并不代表国民心态。当然,从他们的关注热点和行文风格,也能看出一个时代国民的精神风貌和心理状态。但这是流露,是体现,不是表情。表情得靠“有情人”,诗人当然算一个。但诗人太个性。你很难弄清他的作品,是“集体闹情绪”,还是“个人发神经”。除非,他是“写诗的文人”。
      实际上,也只能靠文人。成为国民的集体表情,文人不但“当仁不让”,而且“义不容辞”,因为他就是干这个的。没错,文人的“本职工作”,是为皇权或当局帮腔帮闲,偶尔帮凶。帮闲倒无所谓,乐和就行。帮腔和帮凶,就得“讲政治”。否则,穿帮露馅,是会吃力不讨好,甚至吃不了兜着走的。
      怎样“讲政治”?两条。第一,你不能说这些话,是皇帝或当局让说的。那就没意思了。你得说,皇上“仁慈圣明”,天下“祥和太平”,某人“罪该万死”,都是“人民的心声”。这样,听起来才顺耳。第二,你也不能只对皇帝或当局讲,更要对民众讲,还得让他们点头称是信以为真,才算得上是帮腔和帮凶。老资格的“五毛”,都懂这道理。
      换言之,文人必须实际上是“皇权的传声筒”,表面上却是“民意的代言人”。这当然很考手艺,故文人必定有才。何况泱泱大国,人才辈出。文人队伍,也就蔚为大观。久而久之,不明就里的,便以为文人所说,就是国民的心情,也是国家的实情。于是,文人的表演,就成了“国民的集体表情”。

         二 表情、心情、实情

      这样的表情,显然是不真实,或未必真实的。
      不真实,倒很难说就是问题。表情、心情、实情,其实并非总一致。一个人,可能日子过得苦哈哈,却不妨碍他心里乐呵呵;可能心里气哼哼,也不妨碍他脸上笑眯眯。所以,表情未必代表心情,心情未必代表实情。只看表情,哪成?
      再说情况也很复杂。苦哈哈而乐呵呵,可能真是“以苦为乐”,或“不以为苦”,所谓“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是也。气哼哼而笑眯眯,则可能是“城府极深”,或“修养极高”,甚至“痛苦留给自己,欢乐带给别人”,你能说不好?
      但,明明是“皇权传声筒”,却偏要装成“民意代言人”,总归拧巴。心里想的和嘴上说的打架,也拧巴。所以这种事,偶一为之可,坚持不懈难。故文人内心,多半纠结。有谄媚和狂傲两副嘴脸,也能理解。忍气吞声那么久,不让他宣泄一下,岂非不人道?某些风骨气节尚存的文人,干脆宣布“老子不干了”,更该同情。
      不过,同情归同情,拧巴归拧巴。不但文人拧巴,我们也拧巴。因为看表情,是为了看心情;看心情,是为了看实情。总之,我们要的是真情。一回两回表里不一,倒也罢了。如果长期拧巴,岂非神经错乱?哪怕总是半真半假,也别扭。
      这就不但有问题,而且是大问题。什么问题?没有魂魄,没有风骨,没有坚守,没有恒定的价值观。事实上,我们推崇士人,责备文人,就因为士人有坚守。尽管他们坚守的东西,比如忠孝节义、三纲五常,都未必正确,或不合时宜,但总归始终如一。
      文人则“只有姿态,没有立场;只讲表情,不讲实情”。需要“歌功颂德”,就“满脸灿烂”;需要“排忧解难”,就“眼泪汪汪”;“群情激奋”之时,也能“仗义执言”一把。文人的清高和侠义未必可靠,未免可疑,原因即在于此。总之,没有恒定价值观的文人就像烟花:光彩夺目,一地纸屑。
      难怪从古到今,众口一词都说“文人无行”。这其实无关乎私德。文人那点风流事,相比帝王将相的游龙戏凤,达官贵人的妻妾成群,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他们之所谓“无行”,其实是“无节”和“无品”。比如再怎么说,也不能称暴君为慈父,视红肿若桃花,赞屠戮曰解救吧?苟如此,则天良何在,天理何存?
      任何一个心智健全心理健康的民族,对此都不会容忍,更不会欣赏。然而有趣的是,不少自命清高的,摄像机前一站,就自动变成文人。言不由衷地歌功颂德,还一脸的真诚。看来,文人传统就像某种气息,弥漫于空间,渗透于骨血。其中奥秘,值得深思。

          三 国情与民情

      文人无行,是国家有病,国民有病。恩格斯说过,政府的恶劣,是可以用臣民的恶劣来解释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下引同)。文人的恶劣,也当作如是观。也就是说,文人这种类型,在“必然产生”这个限度内,是合理的。岂止合理,而且合情;既合国情,又合民情,以至于我们就好这一口。
      因此,不能把所有的脏水,都泼到文人头上;也不能把所有的账,都算给他们,更不能只算在少数几个人身上。一个真正的贵族,是不可能猥琐的。内心强大的国民,也不会有这样的“集体表情”。只拿文人开刀,显然不对。
但,我们可以把文人看作一滴血,看看血相,查查体。如果“体检报告”显示“既无血气,也无血性”,那就真得问个“为什么”了。
      也只能一言以蔽之。
      简单地说,根子就在小农经济和计划经济。前者几千年,后者三十年,时间虽然有长短,却都只能造就“臣民”,不能培养“公民”。臣民,正如马克思所说,是“一袋马铃薯”。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也不能保护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保护。其结果,只能是“行政权力支配社会”(《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这样的社会,一切都是围绕最高权力旋转的;这样的臣民,则一定只能由别人来主宰和代言。皇帝,就是“从上面赐予阳光雨露”的主宰者;文人,则是最高权力赐给民众的代言人。臣民只能接受这个代表,因为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他们甚至乐意于也成为文人,因为可以得到更多的雨露和阳光。
      结果是,我们的国民没有了自己的表情。我们的表情,只能是钦定甚至御制的。当然,做工不差。精致,乖巧,美轮美奂,还丰富多彩。文人,就是制作这种表情的“能工巧匠”,保证能让臣民们五迷三道,交口称赞,广为传播,并以为那真是我们的“集体表情”。我说文人无不御用,道理就在这里;我说人人都会是文人,道理也在这里。
      然而正如恩格斯所说,在“必然产生”限度内合理的,不等于本质上合理;而本性不合理的,哪怕再现实,也会灭亡。国民集体表情的本性是什么?是全体国民的自由表情。它不是钦定的,更不是御制的,也不需要什么“文人”来代言。那,才是我们要的表情。
       问题是:怎样才能实现?

         四 独立人格,自由意志

      只有一个途径:文化的自觉。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有“文化的自觉”,才会有“自觉的文化”; 有“自觉的文化”,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这就得靠所有人,靠每个人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
      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是一个带根本性的大话题,这里只能从简。从历史上看,士人相对独立,文人比较自由。但这是表面现象。实际情况,是没有人真正独立,也没有人真正自由。称孤道寡,那叫“孤立”;放浪形骸,那叫“放任”。孤立不是独立,放任不是自由。相反,自由即责任。不负责任,或诿过于人,都不是自由。
      显然,要想自由,就得独立。独立才负责,负责才自由,自由才平等。路都不会走的孩子,有自由吗?奴隶和奴隶主,能平等吗?不平等,必依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三从四德,都是人身依附关系。妻依附夫,子依附父,民依附官,臣依附君,全国人民都依附于皇帝。结果,所有人都不会表情,还得文人来代表。
       这样一种依附关系,是不符合人性的;这样一种“代言”和“被代言”,也是不合理的。用恩格斯的话说,它“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也一直有另一种声音与之抗衡,比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比如“文章须自出机抒,成一家风骨”(《魏书•祖莹传》)。风骨,也从来就是我们民族的坚守和追求。
      但,守要守得住,追要追得着。守不住,追不着,就纠结。好在,按照恩格斯(其实也是黑格尔)的说法,本性不合理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由新的东西来代替。当然,这需要条件。幸运的是,这个条件,今天已经具备,并越来越成熟。
       改革开放,打开了独立之门;市场经济,铺平了自由之路。农民可以进城,工人可以经商,官员可以下海,白领可以跳槽。大多数人都不再像从前那样,死死地依附于单位或土地。这就像古希腊人,炸毁了氏族组织,从而独立出来;也有点像春秋战国,“毛”不必只依附在某一张“皮”上,而可以“朝秦暮楚”。
      依附关系的解除,带来的必定是自由和独立。我们应该明白:用不着因为领了点工资,就点头哈腰、感恩戴德。你可以把自己看作“雇员”。但,如果说有“老板”,那也是纳税人;有“领导”,也只能是你认定的真理。无论作家、学者、媒体人,都如此。
      由此可见,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是文人自新之路,国民改造之路,道德重建之路,中华振兴之路。只要走上这条道路,你会发现前面是一片光明。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己代表自己;我们每个人,也都可以自由地表情。
      我们甚至不必再有文化人的分野,因为你完全可以自由地选择适合自己的类型,还可以在各种类型之间自由转换,游刃有余。比方说,作为学人,可以甘于寂寞,又勇于发言;作为诗人,可以表现自我,又心系天下;作为哲人,可以远离尘嚣,又关注现实。你甚至可以兼有士人之风骨,诗人之情怀,学人之风范,哲人之慧心。那,就是“至人”。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刊载于2012年6月22日《南方都市报》B14版,责任编辑刘铮
全文完



作者: 宗旨    时间: 2015-11-13 23:26
本帖最后由 宗旨 于 2015-11-14 14:32 编辑

十分值得品味的文章。与余秋雨的文章一样对灰色人性描述相当到位。
作者: 秋歌    时间: 2015-11-14 16:10
己阅读,受益非浅,谢谢好友.辛苦了.

作者: 山野之子    时间: 2015-11-15 12:29

作者: 微尘    时间: 2015-11-22 23:06
谢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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