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韵学【万献初】

梅花山人

国学讲义之八——音韵学（一）
                              音韵学
    音韵学又称声韵学，是研究汉字的历史读音及其变化规律的科学，也就是研究古代汉语的音节结构、语音系统及其历史演变规律的科学。通过分析汉字的读音，归纳出汉语各个历史时期的声母、韵母和声调系统，然后进行历史比较，从而探究汉语语音的演变过程及其发展规律。汉语音韵学属于历时语音学范畴。

    音韵学又是传统“小学”即汉语言文字学的一个学科分支。汉字用来记录汉语词，词的产生远早于记录它的字形，词是音与义的结合体，则文字首先是语音的载体，不弄清语音和文字的关系，也就很难去推求字义。顾炎武在《答李子德书》中说：“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音韵学是传统小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汉语音韵学有传统音韵学与现代音韵学之分。传统音韵学研究主要用功于音类的归并，以声、韵、调类别的详尽划分来显现汉语各个时段的语音系统。现代音韵学研究借鉴西方语言学的理论、工具（音标）和方法，使汉语音韵学走上现代科学化的道路。结合传统与现代的研究，从汉语语音发展史着眼，一般分汉语音韵学为上古音、中古音、近代音和现代音四个阶段。而传统音韵学主要有三个分支，即古音学、今音学和等韵学。

    古音学，研究上古（西周－东汉）时期的语音系统，主要以先秦两汉有韵诗文和汉字的谐声系统为研究对象和材料，通过与中古《切韵》音系的比较来归纳和展示周秦汉古音的韵部系统和声类特点。对古音材料的考证是古音学研究的基本功，古音学的结论对上古汉语的文字、训诂和文献阅读等都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今音学，研究中古时期主要是南北朝至唐宋时期的语音系统。它以《切韵》、《唐韵》、《广韵》、《集韵》、《礼部韵略》、“平水韵”等“《切韵》系韵书”为主要对象，分析、归纳出中古时期的声韵调系统，探讨其演变规律。“今音”对应“古音”，“古音”实际上指上古音，“今音”指中古音。“今音学”本指“《切韵》学”，《切韵》亡佚已久，《广韵》是流传下来最完整的早期《切韵》系韵书，基本上完整地保存了《切韵》的音系，成为中古音系的代表韵书，故研究中古音系一般都从《广韵》入手。《切韵》、《唐韵》等多种唐写本残卷陆续被发现后，中古音系研究的材料更为丰富，领域更为扩大。

    等韵学，以宋元以来的等韵图作为对象来研究汉语语音系统，材料包括各时期不同内容的韵图。等韵图主要运用“等、呼、摄”等概念对字音进行审辨，整体而直观地显示语音组合面貌，略相当于音节表。早期韵图主要用来分析韵书中的反切，分等列图展示其声、韵、调配合关系，如《韵镜》、《七音略》就是用图表来反映《广韵》语音系统的。后来，明清等韵图经改造而不断扩大范围，被用来分析和描写近代汉语（包括方音）的多种语音系统。清代的古音学家还利用韵图来分析上古音系统。等韵学有精细的审音方法，有成套的术语（包括很多“门法”术语），有较好的系统观念和音理知识，这些对音韵学各门类的研究都很有作用。从现代语言学理论、方法等方面看，等韵学是传统的汉语语音学，或可以看成中国古代的普通语音学和音系学，是音韵学基础中的基础。

    汉语的现代音韵学，是在继承传统音韵学的基础上，吸收西方现代语音学的理论和方法逐步建立起来的。西方现代语音学的理论和方法在汉语音韵学的理论建设和科学化进程上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五四”以后，西方先进的语音学理论和方法传入我国，现代的汉语音韵学研究者一方面总结和继承传统音韵学的丰厚成果，另一方面运用现代语音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解释和、厘清一些前人说不清楚的语音现象、概念、术语，建立起汉语音韵学完整的科学体系，使之成了一门独立而又系统的学科。随着汉语现代音韵学的发展，在传统音韵学“古音学、今音学、等韵学”三分的基础上，又增加“北音学”（或称近古音、近代音）一支，研究宋末元初至清末的近代音韵，一般认为有官话系统与方言系统之分。方言系统的分支太多，存而不论。官话系统首先以元初产生的《中原音韵》一系韵书为研究对象，其次是明清各时段具有代表性的官话音系韵书，主要反映近代北方地区实际通行的语音系统及其演化体系。此类研究对于了解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形成和发展意义重大，是汉语音韵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汉语音韵学的发展建立在反切注音法的广泛运用基础上，“反切”是汉语的一种传统注音方法，它是用两个汉字拼注出另一个汉字的读音，被注音的字叫“被切字”，用来注音的前一字叫“反切上字”，后一字叫“反切下字”，上字取声母，下字取韵母和声调，然后拼合出被切字的读音。如“都，当孤切”，则是“当d＋孤ū＝都dū”。在反切广泛应用之前，汉字采用过读若、譬况、直音等方法来注音，都有缺陷。在早期汉语“双声、叠韵”基础上，借鉴佛经传入与翻译中梵文的拼音原理，来改进汉字的注音方法，就促进了反切注音法的产生和完善。今传最早的是东汉末年服虔、应劭用于《汉书音义》中的反切，魏晋以后反切注音法普遍使用，于是有了对反切所注音读的韵、调等字音要素的系统分析，各种韵书才可能相继问世，而韵书的不断产生，正是汉语音韵学形成的基础。隋代陆法言编成重要的韵书《切韵》，经历代修订，成为《广韵》。《广韵》集传统反切之大成，是完整而又系统的汉语音韵研究资料。一般说来，汉语音韵学的学习重点应在今音学，必须把《广韵》的结构及其音系完全弄明白，然后才可能依据它来上考古音，下连近现代音，旁及等韵，因而它是音韵学的基础，是音韵学课程学习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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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海粦

陈海粦

梅花山人

陈海粦 发表于 2015-3-24 16:55
拜读了老师的文章，对音韵又一次有所了解。多谢了！但愿类似的文章多出，使学者能理解，使写作进一步提高。 ...

音韵学是一门非常高深的学问，初学诗词的我们没必要去深究，粗略地了解一下即可

陈海粦

拜读了老师的文章，对音韵又一次有所了解。多谢了！但愿类似的文章多出，使学者能理解，使写作进一步提高。

梅花山人

万献初万献初，男，1956年生，湖北咸宁人，文学博士，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长，武汉大学汉语言文学典籍整理与研究中心办主任。

转帖编辑过程中有小部分字符可能不太清晰，有兴趣了解音韵学知识的读者可自行摆渡‘万献初’上原作者的新浪博客查阅，另，万先生有81集的音韵学视频公开课和其它的国学视频公开课；

本人的音韵学知识非常惭愧，是故，转帖只提供给有心了解音韵学知识的读者参考而不负责任何解释；

梅花山人

明兰茂《韵略易通》编成于明英宗正统七年（1442），距《洪武正韵》六十年左右，反映的是当时流行于云南一带的官话实际语音。《韵略易通》用一首《早梅诗》分声母为20类，据王力的拟音为：“东[t ]、风[f]、破[p‘]、早[ʦ]、梅[m]，向[x]、暖[n]、一[ø]、枝[tʂ]、开[k‘]，冰[p]、雪[s]、无[v]、人[ʐ]、见[k]，春[tʂ‘]、从[ts‘]、天[t‘]、上[ʂ]、来[l]”。与《中原音韵》21声母比，只是将疑[ŋ]母字并入了零声母。《韵略易通》分20个韵部，与《中原音韵》的19韵比，只是把“鱼模”分为“居鱼、呼模”两部，反映了撮口呼[y]的成立。声调上平声字分阴阳，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五个调类。明末，山东人毕拱辰改并《韵略易通》为《韵略汇通》，把20韵部归并为16韵部，反映了二百多年间的实际语音变化，即北方话收[－[m]尾的韵母消失而归并于收[－n]尾的韵母等。

明徐孝编《合并字学篇韵便览》，刊行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全书四个部分中有韵书《合并字学集韵》、韵图《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简称《等韵图经》），韵书和韵图相配合，虽托名重订司马光《切韵指掌图》，实际内容却反映了当时顺天（北京）一带的语音实际。声调分“平（阴平）、上、去、如（阳平）”四声，入声已真正消失。韵母系统将十六摄合并为十三摄，韵尾收[－m]的“深、咸”两摄并入[－n]尾韵中，“梗、曾”并入“通摄”， “江”并入“宕摄”，又增“垒摄”和“拙摄”，这十三个韵部与现代曲艺的十三辙大体相同，且韵字的排列显示开齐合撮四呼已基本形成。声母19个，即变《韵略易通》“无（微）母[v]”入零声母，知照系和日母演变而来的[tʂ、tʂ‘、ʂ、ʐ]四母所拼的二、三等韵合流为一，则三等韵由齐齿呼变为开口呼，也就是当时卷舌声母已经不与[－i] 介音相拼了，见组和精组细音字合流（尖团合流）在《便览》中已经初露端倪。《等韵图经》及时地表现了明末北方话中声韵调系统所发生的较大变化，其音系与现代北京话音系十分接近。

清初直隶唐山人樊腾凤撰《五方元音》，约成书于顺治十一年（1656）之后，后年希尧增补并改名为《重校增补五方元音全书》，主要是增韵字和加注释。嘉庆间赵培梓又改编为《剔弊广增分韵五方元音》。赵荫棠在《等韵源流》中称该书为明末清初“一部可以作殿军的代表韵书”。该书实为删并兰茂《韵略易通》而成，声母20个承《韵略易通》“早梅时”，但认为《韵略易通》“母失次序”，故改回三十六字母依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有序排列：“梆[p]、匏[p‘]、木[m]、风[f]，斗[t ]、土[t‘]、鸟[n]、雷[l]，竹[tʂ]、虫[tʂ‘]、石[ʂ]、日[ʐ]，剪[ts]、鹊[ts‘]、丝[s]、云[j]，金[k]、桥[k‘]、火[x]、蛙[w]”。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声母排列顺序基本上依此而来。为凑足20声母，樊氏把“早梅诗”中“无”母和“一”母中的部分零声母字归并为“蛙[w]”，把“一”母其它字立为“云[j]”，其实“云、蛙”都是零声母，实则只有19声母，与《等韵图经》的一致。又并《韵略易通》20韵为12韵“天、人、龙、羊、牛、獒、虎、驼、蛇、马、豺、地”，大量归并前人韵部，始于“天”而终于“地”，人和动物在中间，受易学天地人三才观念的影响。为合“十二”元会之数，一个“地”韵就包含了《韵略易通》三个韵部，计有[ɿ、ʅ、i、uei、y]五个读音不同的韵母。不过，该书韵部的归并基本上还是语音发展演变实际情况的反映，清初马自援《等音》、林本裕《声位》等著作分十三韵，就与此十二韵很相近，《康熙字典》卷首所载《字母切韵要法》十二摄也与此大致相同。王力《汉语语音史》参照现代十三辙，将其分析为15个韵部，即“中东、江阳、支思、衣期、居鱼、姑苏、怀来、灰堆、人辰、言前、遥迢、梭波、麻沙、乜邪、由求”，这个韵部格局和现代北京话大体一致，此后的变化也就不大了。声调方面，《五方元音》韵书表面上分上平、下平、上、去、入五类，但从其韵书收字和韵图列字看，实际上入声韵尾已经消失而溶入相应的阴声韵中去了，“阴平、阳平、上声、去声”的四声局面从此基本定型，一直沿用到现代普通话。

现代普通话声母系统不分尖团音，清乾隆年间的北方话中尖团音的对立在逐渐消除，见晓组细音齐撮两呼字的声母已不断腭化为［tɕ、tɕ‘、ɕ］，故成书于乾隆癸亥年（1743）无名氏所撰《圆音正考》考求正处于尖团合流的“团音”，正反映了这一音变现象。在约一百年前的《五方元音》里，十二韵中都存在见、精两系的洪、细音明显分组现象，正是两系细音字声母全面腭化为［tɕ、tɕ‘、ɕ］的前奏，比徐孝走得更远，为尖团音问题的研究保存了系统的早期资料。《五方元音》十九声母加上见、精两系细音字腭化声母［tɕ、tɕ‘、ɕ］，就是二十二声母，就形成了现代普通话声母的基本格局，此后也就变化无多了。

《镜花缘》的作者李汝珍撰《李氏音鉴》，成书于嘉庆十年（1805），全书用三十三段问答来表述作者的音韵观点，后列字音图表。其声母用“行香子”词来代表：“春满尧天，溪水清涟。嫩红飘，粉蝶惊眠。松峦空翠，欧鸟盘翾。对酒陶然，便博个醉中仙。”这三十三字的“松石字母”实际上有介音“粗、细”之分，如“满”粗“眠”细、“陶”粗“天”细等，故实际上只有二十二个声母：“博便[p]、盘飘[p‘]、满眠[m]、粉[f]，对蝶[t]、陶天[t‘]、嫩鸟[n]、峦涟[l]，中[tʂ]、春[tʂ‘]、水[ʂ]、然[ʐ]，醉[ts]、翠 [ts‘]、松[s]、欧尧[ø]，个[k]、空[k‘]、红[x]，惊酒[tɕ]、溪清[tɕ‘]、翾仙[ɕ]”，二十一个声母加零声母，与今普通话声母完全相同了。至此，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声母系统就定型了，二百年来，没有变化。李汝珍少年在大兴（今北京市）长大，二十岁左右随其兄到地处今苏北的海州板浦定居，《音鉴》是为童蒙初学所撰的音学入门之书，强调反映时音和方音，故他在多处表明“此编悉以南北音并明”，他的“北”是18世纪中后期的北京音，“南”是当时海州板浦音中与北京音不同的部分，问答中常常是“南音”与“北音”对比的。《音鉴》卷六“字母五声图”是以声母分类为主列成的字表，韵的分类退居其次，分韵为二十二，收[－m]尾韵母全部归入[－n]尾韵母，剥除其中掺入的“南音”成分，就是当时的北京音韵母系统，已经与现代汉语普通话差别甚微了。声调分五类：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入声分出自然掺杂“南音”，剔除“南音”所得北京音的声调系统也明显是“入派四声”的，即只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个调类，与今普通话相同，可能调值与今北京音还有些不同。总之，《李氏音鉴》记录和论及当时的北京音，声、韵、调系统已经具备现代汉语普通话音系的框架和基本特点，是汉语中古音向近现代音演变的一个总结。

至此，现代汉语语音系统的基本格局已经形成，汉语语音的发展史也有了一个概貌性的系统展示。此后清人编的韵书还有很多，其中反映官话音系的内容往往大同小异，抄撮汇编之类的较多，偏于应用型的“便览”、“集成”之类的较常见，有建树和新见的不多，故不烦一一论及。反映近代官话音系的韵图也很多，但音系上有实质性变化的也不多见，等韵图的基本原理在介绍《韵镜》一系韵图时已经讨论过，故不再对明清韵图作进一步的介绍。需要更深入学习者，可阅读各类专门的音韵学著作和有份量的专题研究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