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言”是春秋时期的普通话吗/毕罗

梅花山人

“雅言”是春秋时期的普通话吗

       自五四白话文运动泛滥以来，尤其是经历近半个多世纪文化极端主义为患，汉语文的传统出现了明显的断裂。造成的後果之一，是当今学界的语文素养，特别是文言的阅读能力大大下降。“雅言”一词的误解即为一个例子。

       今天有不少人用当代之事理解古人之文。把雅言说成是春秋时代的民族共同语，就像今天的普通话。

       那么，这样的解释是如何证明的呢？全凭想当然。他们说，《论语》上有：“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孔子周游列国，学生众多，如果没有一种普通话作为共同语，势必语言不通。可是文献上孔子没有使用翻译的记载，因此孔子说的“雅言”就是当时的汉语“普通话”。由此“考证”出中国自古以来就实现了“语同音”。

      有点常识和生活经验的话，不难知道这都是站不住脚的。社会的教育水平是逐步提高的，春秋时代的教育普及程度远低于现代。现代中国，在广播电视普及之前，“国语”、“普通话”的推广尚且收效甚微，何况两千多年前诸侯林立的中国了。

      上世纪已经有记录声音的技术发明应用。中国历史上的名人留下了相当多的语音录音。例如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等。这些人都各用各的乡音，他们活动范围内交际的人，各地都有，可他们并没有用翻译，他们是怎么交流的呢？比如共产党内吧，毛泽东、刘少奇是湖南人，说湘语，朱德是四川客家人，说四川官话，叶剑英是广东梅县人，说客家话，陈伯达是福建人，说闽语，张闻天是无锡人，说吴语，周恩来是淮安人，说江淮官话，……等等，没听说谁说国语说普通话的，那他们交谈、开会时，难道都带翻译？

      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国大中小学的教师，能操普通话的还少之又少。大部分老师都用各自的方音教学。

      著名画家、散文家、教育家丰子恺《教师日记》中记载，抗战初他逃难到广西，在乡下一所中学任教，教国文和美术。丰先生是浙江嘉兴人，说一口吴语，当地学生也不会说“国语”。丰先生在第一堂国文课上对学生说：本来应该是老师学你们的语言，可是老师年岁大了，学语音比较困难了，所以请你们来适应老师的语音。于是，丰子恺拿出课本，用吴语语音朗读课文。就这样，学生熟悉了老师的发音，彼此交流无碍。

      既然当代人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从前不同方音的人用汉语交流，并不存在多大的隔阂，那么，以孔门弟子乡音不同断言孔子必说一种普通话，当然只是毫无根据的臆想。

      为什么不同乡音的人可以自由地交流而无需借助翻译人员呢？道理很简单，他们用的是统一的词汇系统，也就是书面词汇。方言之难懂，主要的不在语音，而在词汇。语言系统中，词汇繁多，而音素数量极为有限。方言的语音系统是有规律可循的，只要大家使用相同的词汇，互相熟悉一段时间，便不难晓知各自的意思。所以孙文与蒋中正尽管语音殊异，可以亲密交谈。广东人叶剑英在常委会中自然也不需专配译员。而湖南人毛泽东在大会上做报告，也无需说什么“国语”。

      事实上，《论语》本身也否定了“雅言是普通话”的臆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明明是说孔子的雅言，只用于讲解“诗”、“书”（後代儒家称为诗经、书经）这些典籍和举行礼节仪式时的用语，至于日常生活与人交谈，当然仍是“俗言”。

      汉代扬雄的《方言》是语言学的宝贵资料。扬雄记录的“方言”，是与“通语”相对的。值得注意的是，《方言》一书从始到终只谈词汇，毫不涉及语音。例如：

      “娥、泽，好也。秦曰娥，宋魏之间谓之泽，秦晋之间，凡好而轻者谓之娥。自关而东河济之间谓之媌，或谓之姣。赵魏燕代之间曰姝，或曰妦。自关而西秦晋之故都曰妍。好，其通语也。”

      “好”是通语，“娥”、“泽”、“媌”、“姣”、“姝”、“妦”是不同方言区独特的方言词。这此方言词相当于不同方言的一组同义词，都含有“好”的意思，用通语说，则都用“好”。这里的通语、是不同方言区共同通用的词。

      这就好比你提一个建议：“明天我们去西山看红叶好不好？”说河南话的可能说：“中”，说广东话的也许说“得”。这“中”、“得”就是河南、广东的方言词，而“好”则是通语词。

      那么，“雅言”究竟是什么呢？孔颖达疏：“雅言，正言也。”即典雅正式的语言，李泽厚译为“文言”，这是最准确的译文。李泽厚说：“中国一大特色是言（口头语言）文（书面语言）的殊途同归。……中国书面语言对口头语言有支配、统率、范导功能，是文字（汉字）而不是语言（口头语言）成为组合社会和统一群体的重要工具，这是中华文化的一大特征。”这样理解，才能使读者豁然开朗。

梅花山人

我觉得还是毕罗先生的解释是比较到位的，雅者，正也，雅言是相对于俗语而言的，通语是相对于方音而言的，雅言即文言，俗言是白话，文白是分离的，远的不说，就六朝而言，官方出的文告就必须是骈俪文，如果六朝人平常说话也是满口骈俪的话这是不可想象的，最迟从唐代开始就有了话本，当然话本是按实际语音整理的白话语言，它跟文言文是有所区别的，跟韵文的区别就更大了。从话本到明清小说，白话文逐渐被人们所接受，至五四新文化运动，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的正统地位，虽如此，文读音并未消失而得以传承，古代的韵书兼有认字、辩音、释义、宗韵的基本功能，我们所说的读书音其实说的就是韵书的读音，韵书的读音才是通语，这通语也是远的不说，只从尔雅到说文，从说文到切韵到广韵到洪武正韵到康熙字典是被一路传承了下来的。延至普通话的普及，新华字典的读音成了当代学校的读书音从而取代了古韵书的读音，至此，官话跟学校的读书音高度一致，这才让一部分人误认为读书音就是官话，官话就是读书音。
普通话的普及是近二、三十年的事情，二、三十年前的人是怎么读书的呢，一是老师的教读和带读训练，二是教会拼读方法去查找韵书，这就是反切的传承。第三是学会拼音，用拼音方案去拼读，这个拼音其实有几套，1是罗马国际音标，2是罗马字注音音标，3是拉丁国际音标，这套音标是用来拼读普通话的，它并不适合拼读古音和方音。再往远了一点说，1932年或最早的1913年2月15日以前根本就没有音标，只有反切、谐音、读若。。。


涯知得欸----白读、俗语，注音ŋǎi  tɕie  tək  ʔᴀi，意思是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雅言、通语，文读音  ŋǒ   zhī   tào   liǎo。
我知道了-------当今官话，当今读书音 wǒ   zhī   dào   le

这个ŋǒ音，ŋ是古疑母，发音大体相当于ng，o是歌部韵，ǒ对应的是上声二十哿，广韵中的戈韵只是多了一个介音u，uo，就这个ŋǒ音，我比对过京白、南京话，粤语、闽语、潮汕话、赣语、湘语、云南话、山西话、四川话甚至是果敢话都发这个音


请试比较梅县话‘我知道了’的文读音和当今官话及白读层之异同

本网特别说明，王力先生在汉语音韵学一书中说过，客家话是古代的官话，在汉语诗律学中又提过，六朝时江阳已不可分，在汉语语音史中又说过，陆法言之切韵，存古的意向很明显，其‘因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欲更捃选精切，除消疏缓。’，说白了就是个大杂烩，故其韵部分类非常之细，结合梅县话江阳也不分而与广韵音并不太相符的实际来说，亦不必怀疑客家话是六朝古音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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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雅言
作者：国学之光


古代与今天普通话相对应的词汇有“通语”，“正音”，“雅言”、“官话”等等。但这些概念的具体含义都不尽相同。雅言即正言，也是文言，是与白话即口语相对应的。
今天的普通话使用的是白话，也就是说，作为记录和传承中国两三千年文明的载体的雅言在五四运动白话文革命以后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语言学界将雅言理解和定义为夏言，可以理解，古代洛阳是中心，夏的在人心目中自然就是文雅的。
但将雅言与正音混为一谈，很不准确，因为汉字表义不表音，没有证据证明孔子会河南话的语音。

古代的通语，是白话，可以理解为古代老百姓的通用语言，通语是相对的，一定地域内的通用语言也可以叫通语。例如西汉杨雄的《方言》中，就提到“秦晋通语”、“扬楚通语”、“北方通语”等等。在古代，北方各地方言基本是相通的，能够互相听得懂，但听不懂南方话，称为“鴃舌”。
元朝时所称的“天下通语”，就是指通行的北方话，相当于今天的官话方言。
雅言则很不同，它是全天下文人的通用语言。假如没上过学是文盲的话，不但今天的人看不懂听不懂雅言，古代人也看不懂听不懂雅言。我举个例子，在2000多年前西汉的司马迁写的《史记》，描写刘邦：“ 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 南北朝的裴駰集解引三国时的文颖曰：“准，鼻也。”《后汉书》描写刘秀“身长七尺三寸，美须眉，大口，隆准”，唐朝的李贤注曰：“隆，高也。许负云：‘鼻头为准。’”许负也是西汉人。也就是说在西汉的时候，准就是鼻的雅言，隆准就是高鼻头的雅言，之所以要注释，是因为当时的普通人听不懂。古代出现过很多有名的像东汉的郑玄这样的经学大师，对前世典籍进行注解，就是这个原因。

作为雅言的文言，是历经数千年天下文人广彩天下语言约定俗成的，并非完全源自河南话。换句话说，古代的河南人洛阳人未必会说雅言、懂雅言，比如白居易是河南人，他被称为白话诗人，我们都知道他为了讲求通俗易懂，写的诗要让不识字的老太太听懂，老太太听不懂的就改。

东晋的永嘉南渡，使得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移到健康，即今天的南京。为维护华夏正朔的尊严，以洛阳话为代表的中州音成为文人心目中的“正音"，在此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洛阳音在历朝历代的读书人心目中都被认为是中国古代的标准音，也就是说，古代文人的读书音，也即雅言的语音公认是洛阳音。当然，能不能真正学会洛阳音是个问题，因为晋朝之后，洛阳再没做过华夏一统的首都。一方面，古代没有一本韵书以洛阳音为标准。另一方面即使有这样一本韵书也学不会，因为韵书不能传声，河南话和山东话发音基本一样，腔调不同，这样的区别在韵书上根本体现不出来。所以自古有各种各样的韵书，但南方文人会写一首好文章，但不会说北方话，例如康有为、章太炎这样的大学者与北方人包括与皇帝交流还需要翻译。在现实的实际运用中，古代普通话的语音，即雅言的发音通常体现的是首都方言的语音。可以想象，宋朝的首都是开封，当时的普通话发音肯定是开封话，而不会是洛阳话。明清也一样，首都在北京，让天下人尤其让北京人学说洛阳话很不现实，想学也学不会，没法学。清朝雍正乾隆在南方推普失败就是最好的例子，学不会官话不准参加科举这样的政策都没用，让他们学天子脚下而且学了很有用的北京话都学不会，更不用说学说用不上的洛阳话了。所以，也可以这样说，历代文人强调应以洛阳音为正，实际上更多是一种口号，一种向往。

总之，雅言可以理解为文雅之言，也称正言，亦即文言，与俗语、白话相对，他强调的是一种语义的表达方式，是言的内容，是“彼此”而不是“那这”，是“父母”而不是“爹娘”。

古代从来不用雅言一词来表示正音，表示正音的词，叫雅音。明朝开始出现的“官话”一词与雅言不同，官话实际就是指北京话，它更多强调的是语音一面。对外地人来说，你学得了一口标准的京腔，就是学得了标准的官话，不管你会不会说之乎者也，识不识字。

幸勇

微尘

梅花山人

音韵学大家评《切韵》音系的性质——为词心先生开拓眼界/毕罗

    词心先生（“救救诗词”与“救救诗心”两马甲的合称）也许是只知有郑张，不知有音韵学大师，也许是故意拿郑张为虎皮，用来吓唬不明所以的网友，反正他对音韵学界对切韵音系性质的观点只字不提，似乎那位“自学成材”的郑张先生已经用一篇信口雌黄的访谈颠覆了整个音韵学界对切韵音系性质的共识，竟然把切韵音系当成“中古时期通行全国的普通话”。

    是故有必要略叙音韵学大家们的结论性意见：

    太炎先生称“切韵是古今万方语音”。他说：“《广韵》所包，兼有古今方国之音，非同时同地得有声势二百六种也。（原注：且如‘东’‘冬’于古有别，故《广韵》两分之，在当时固无异读，是以李涪《刊误》以为不须区别也。‘支’‘脂’‘之’三韵，唯‘之’韵无合口，而‘支’‘脂’开合相间，必分为三者，亦以古韵不同，非必唐音有异也。若夫‘东’‘锺’‘阳’‘唐’‘清’‘青’之辨，盖由方国殊音，甲方作甲音者，乙方则作乙音，乙方作甲音者，甲方又或作乙音，本无定分，故殊之以存方语耳。）”

    显而易见，太炎先生把《切韵》看成一个书面的综合音系，而非现实语音的总和的音系。而任何一代的官话都是现实的口头语音，只能是一个单一的语音系统。

    罗常培先生说：“《切韵》的性质本来是一部兼综‘南北是非，古今通塞’的音汇，它于当时的方音虽然无所不包，却没有一种方音能够跟它完全符合。”

    陆志韦先生说得更明白：“《切韵》代表六朝的汉语的整个书面，不代表任何一个方言。”

    王力先生总结说：“他们的话是对的。” 王力先生在《汉语语音史》中明确地说：“《切韵》并不代表一时一地的语音系统。”

    陆法言在《切韵序》中说得清楚：“吕静《韵集》、夏侯咏《韵略》、阳休之《韵略》、李季节《音谱》、杜台卿《韵略》等各有乖互。江东取韵与河北复殊。因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欲更捃选精切，除消舒缓。”《切韵》就是在上述五部韵书的基础上，经过综合整理而成的一部韵书。它当然只能反映六朝时期的书面语音，而不能反映任何时期的现实语音。

    可见，音韵学大师们公认《切韵》不是任何朝代的官话。

黎世新

五四运动的副作用重要的一点是对传统文化的伤害与破坏！
“汉语文的传统出现了明显的断裂。造成的後果之一，是当今学界的语文素养，特别是文言的阅读能力大大下降。”
————我以为不只学界，是全体国民。

——感谢山人

山野之子

秋歌

宗旨

梅花山人

本帖最后由 同车淑女 于 2015-12-1 23:29 编辑 毕罗 板凳   楼主| 发表于 2015-9-1 10:19:19 | 只看该作者 一、张中行有《文言和白话》，其中对书面语与口头语概念的区分，分析得比较详细。可参考。 二、口头语只能耳听，书面语可以目治。书面语固然亦有读音，但对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人来说，其读音可以不同。由于中古时的韵书流行，书面语（这里主要指文言）的读音有了相对统一的标准，但这标准只是相对的，只分出了音类，并不区分音值（就是具体怎么读没有统一标准）。就像平上去入，各地方言都有这些调类的全部或大部，但具体的调值却千差万别。一地的平声，可能与他地的上声听上去相像。由于存在这样的标准，所以对口语来说也起到一定的束缚作用。 三、你说的情况，是广播电视普及以后的情况。实际上现在各地的人，基本上都已可以说普通话了，只是发音受母语的影响不准确而已。准确不准确，是通过与标准音对比而来的。但古代书面语的读音，不存在这样的标准音。现代的历史人物，如孙文、蒋中正、毛泽东等，都有录音留存。这些人都是社会活动家，擅长在群众中演讲，他们都用乡音，并不会什么普通话，如果受众听不懂，那还有什么宣传效果？此足证没有统一的语音，不同语音的本族人也可以用口头语言沟通。 毕罗 地板   楼主| 发表于 2015-9-2 12:53:45 | 只看该作者     从词义上说，与雅言相对的，应当是“俗言”；与通语相对的，才应当是“方言”。     《论语》是孔门弟子记述孔子及其主要弟子言行的语录体散文。孔子在一些场合用“雅言”被专门记录下来，证明这是很不寻常的表现。     假如当时真的有一种读书人都能使用的普通话存在，那么作为弟子三千的老师来说，用普通话教学和举行礼仪不是太正常不过的事吗？还有什么必要专门记上一笔？     假如孔子真的会说“普通话”，他为什么只是“诗书、执礼时”才说？难道不应该整天都说这种话吗？     对不同方言的人说通语，不是什么稀奇的事。而一个人说话不用平常习惯的口语而采用书面语，这才显得与众不同，异乎寻常，也就值得记录一条了。     所以，以常理而论，孔子“所雅言，诗书、执礼”也应该理解为是用文言书面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