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句内之鹤膝？

梅花山人

    所谓鹤膝源自于沈约的四声八病，原意是指五言诗第五字不得与第十五字同声。这里的所谓句内鹤膝是借其名并用其后面的形容之意，即‘’言两头细，中央粗，似鹤膝也，以其诗中央有病。‘’。从四声八病兴起开始其实也是各话各说的，据‘’蜂腰、鹤膝，体有两宗，各互不同。王斌五字制鹤膝，十五字制蜂腰，并随执用。‘’可见的是王斌五字制鹤膝指的是五言一句之中而不是五言第一句末与第三句末之间的关系了。什么是两头细，中央粗呢？姑按平仄的概念理解的话是指五言除首末字外中间三字同声则犯鹤膝，这个鹤膝在唐代谓之不调病，‘’第二，不调病。不调者，谓五字内除第一字、第五字，于三字用上、去、入声相次 者。平声非病限。此是巨病，古今才子多不晓。如：〔晨风惊叠树，晓月落危峰。〕 〔月〕次〔落〕，同入声。如〔雾生极野碧，日不远山红。〕〔下〕次〔远〕，同上 声。如：〔定惑关门吏，终悲寒上翁。〕〔寒〕次〔上〕，同去声。‘’，到了宋代，平仄的概念已经明确，宋代司马光《资治通鉴》云：至于以赋诗论策试进士，及其末流，专用律赋格诗，取舍过落，擿其落韵、失平侧、偏枯、不对、蜂腰、鹤膝，以进退天下士，不问其贤不肖。《知贡举》对失平侧解释是：诗每句第二字与第三第四字俱用平声或俱用侧声则为失平侧，若第三字用平侧以间之者非然叠用四句亦当合抹。这样综合起来看的话，所谓句内的鹤膝并不象蜂腰一样避其单一之字而是避其中间三连，中间三连无论是带有四声碎用痕迹唐代的不调病还是明确了平仄二元的宋代科考都是视作声病的，据此可推王斌五字制鹤膝所指的也应是中避三连，这个中避三连从永明时代到唐代再到宋代虽随着四声碎用和平仄二元而含义有些许差别，但基本的声律规则却是一脉相承的。
       曾有个观察，自永明体始都是以五言二四平仄为主，其他如二五不同上去入、四声碎用句都非常少！不管怎样，五言二四平仄交换句，是整个永明体诗的主要组成部份，这个观察不得不说还是比较客观的，但却缺乏一定的理论依据，虽王斌五字制鹤膝的文论缺失，但若以后人而视前人的话，五言句中避三连应能回答这个问题。
       虽然这个句内之鹤膝是一个推测，但这个推测并不是一无所本的，首先便是来自于刘氏的辑语，其次还可从刘滔的［又第二字与第四字同声，亦不能善。此虽世无的目，而甚于蜂腰。如魏武帝《乐府歌》云：“冬节南食稻，春日复北翔”是也。］推理，第三是刘滔的二四之要位论跟用声法式如出一辙，不过一个举同入一个主论平声之别耳，第四是来自于护腰；既然二四之要都须避同声，护腰又要避同声，据此则可推中避三连是合理的，如王斌的五字制鹤膝不是指中避三连的话，则鹤膝之义‘言两头细，中央粗，似鹤膝也，以其诗中央有病。’便有可能无法理解。
     从刘滔的［又第二字与第四字同声，亦不能善。此虽世无的目，而甚于蜂腰。］到调声和用声法式再到白居易的‘二四不同，二九对避之，又下避三连’有两个观察，首先是都着重在提二、四，可见二、四之要无论于平还是于上去入都至关重要，其次是四声碎用好象从来就没脱离唐人的诗律观，这多少有些出人意外，但认真想来其实也不意外，不过是唐人把永明体本是主导地位四声碎用降为次级而偶用，到了宋代则把平仄二元抬升到最高层级，《贡举条式》明确了平仄也明确了句律上的用声法式，如此剩下的就是理解上的问题了，譬如什么平仄交替和三平尾三仄脚之忌就不必再浪费笔墨而知者自知了。
       事实上于句律而言，无论是唐人的下避三连还是宋人的中避三连都是句律的根本，同时适用于四声碎用和平仄二元，两相结合的话都能比较合理地解释从永明体到近体的基本声律之规，区别仅是永明体具有比较明显的四声碎用，而唐人之诗律也遗留有四声碎用的成份，到了宋代则就把四声碎用的痕迹基本泯灭殆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