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原本是怪胎/易中天

若兰

——“文化人的分野”之一
      

        一 孔子的分类有问题
      把作家、学者、媒体人、知识分子等等，都简称或统称为“文人”，实在很扯淡，也很糊涂。比如，你能说顾准先生是文人么？那简直就是亵渎！
      文人从来就不是“荣誉称号”。文人相轻，文人无行，也都不是什么好词。所以，要简称，得称“文化人”。最好，是细分。这事孔子老早做过。他老人家的主张，是分为君子与小人。这两个概念，可以区分“品类”，比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也可以区分“品级”，比如“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
     品类是类别，品级是级别。这种区分，在孔子那里是普适的，可以用于所有人。但如果加个“儒”字，称为“君子儒”和“小人儒”（《论语•雍也》），则特指文化人。可见，文化人不但能分类，还能分级。
     但这个分法，有问题。因为君子与小人，原本指不同的“阶级”。君子即贵族，小人即平民。其形成，则源自宗法制。宗法制规定，家族的血统、财产和地位，原则上由嫡长子继承，世代为君。天子的嫡长子为天下之君，诸侯的为国君，大夫的为家君。所以，君子，就是“诸君之子”。做不了君的次子和庶子，分出去成为“小宗”。大贵族的小宗，起先也是贵族。天子的小宗是诸侯，诸侯的小宗是大夫，大夫的小宗是士。但分到最后，一无所有，啥都不是，就成了平民。所以，小人就是“小宗之人”。这就是阶级。
      到了孔子那里，这两个概念，又指“品级”，即君子“三高”（高贵、高尚、高雅），小人“三俗”（粗俗、低俗、庸俗）。再后来，阶级的意义没有了，品级的意义也淡化了，变成了“品类”：君子是好人，小人是坏人。或者说，君子道德高尚，小人品质恶劣。阶级讲“地位”，品级讲“品位”，品类讲“品质”，都是君子高，小人低。
     这就越来越说不清。比如小人，是无德还是缺德，是德薄还是德寡？然而“寡德之人”， 可不是谁都能自称的。呵呵呵，“寡人”不是“小人”，反倒是“大人”。正所谓：尊贵是王侯，偏偏称孤寡，你说是谦虚还是自夸？
事实上，简单的道德判断，最不靠谱。谁都可以轻易地说自己是君子，别人是小人。那么，到底谁是君子，谁是小人？
      更何况，君子又怎样，小人又如何？比如周扬，是不是君子？是。整不整人？整。挨不挨整？挨。而且，正因为是君子，后来他忏悔。但不忏悔的，也未必就是小人。事实上，小人整人，君子也整；君子挨整，小人也挨（比如偷鸡摸狗的梁上君子）。历朝历代，还有搞政治运动那会，都这样。


       二 我的主张，是区分类型
      显然，以道德标准为文化标准，是不灵的。一笔糊涂账，统称“文人”，更不行。分类才能见分野。因此我的主张，是区分“类型”。类型有品类的意思，也有品级的意思，还有型号的意思，标志着不同的气质和味道，甚至人格特征，所以叫“类型”。
      文化人的类型，主要有四种：士人、学人、诗人、文人。前三种，大约相当于“君子儒”；文人，大约相当于“小人儒”。大约而已，不完全准确。另外，还有两种次要的类型：哲人和艺人。之所以次要，是因为哲人数量极少，艺人又往往被认为“没文化”。
      这种分类，表面上看，似乎带有“职业标签”，其实无关乎“职业身份”。比方说，并非学哲学、搞哲学、讲哲学的，都是哲人。真正的哲人，凤毛麟角，屈指可数，千载难逢。大多数，则不过“哲学工作者”，甚至“吃哲学饭的”。
同样，并非写诗的都是诗人，做学问的都是学人。比如乾隆皇帝，诗写得倒多，难道也算？又比如，现在某些官员，为了解决级别待遇问题，转岗文联、作协、社科院，今天主持一个项目，明天主编一套丛书，其实胸无点墨，事无寸功，也算诗人或学人？
      就连专业作家和学者，也不好说。事实上，有人写了一辈子诗，也不是诗人；做了一辈子学问，也不是学人。为什么？或无诗人之灵气，或无学人之锐眼，只好算作“诗匠”或“学匠”，无妨统称为“匠人”。这就只能算是“写诗的”和“做学问的”。好比有些人，只能叫“男的”，不能叫“男人”。
      舞文弄墨的也一样，有文匠，有文人。文匠只会写陈词滥调、新老八股、官样文章。这就像学匠，只会写“教材体”；诗匠，只会写“朗诵体”。八股文面目可憎，教材体味同嚼蜡，朗诵体令人肉麻。稍微像样一点的文人，也不屑。
文人肯定是有才气的，叫“才子”；也是有才情的，叫“情种”。所以，才子每被佳人心仪，正如美女常为英雄所爱。但这不是鉴别文人与否的标准。真正的诗人，也都有才气和才情。真正的学人，则必有才气。是不是“情种”，因人而异。
不看职业，也不看才能，看什么？这正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但可以肯定，文人作为“类型”，有特定的含义，并不等于“文字工作者”或“文化工作者”。因为人家写文章，就管人家叫“文人”，是没动脑子，含糊惯了。


      三 所有类型，都是士的变体
      什么是“文人”？文人是士人的变体。当然，其他类型，除了艺人，也都是。艺人在古代，多由“贱人”充任。社会地位，与士人不可同日。这当然是歧视。但艺人不是士（士人），而是庶（庶人），总归是事实。
士在春秋战国，是最低一等的贵族。他们没有封建领地（诸侯之国，大夫之家），但有学问本事，或一技之长。其中，有文化的是“文士”，有武艺的是“武士”。这是最早的分野。但这是“分工”，不是“分类”。文士和武士，都要靠自己的本事找饭吃。
      这就跟后来所谓“知识分子”一样，也是“毛”，必须依附在一张“皮”上。不过那时皮很多，毛也值钱。几乎所有的皮，都希望拥有更多的毛。稍微有点头脑的诸侯和大夫，都争相“养士”，甚至不计成本。比如齐之孟尝，楚之春申，魏之信陵，赵之平原，这“战国四君子”，便都是爱才如命，求贤若渴，网罗天下，执礼甚恭。
      反过来，士人则可以挑肥拣瘦，朝秦暮楚，爱理不理，爱来不来，端足了架子摆足了谱。反正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于是，他们不但是中国最早的“文化工作者”，也是中国最早的“自由职业者”。
但从秦汉开始，士就不自由了。因为这时，“皮”只剩下一张，就是皇帝，或皇权。出路，也基本上只有一条，就是“读书做官”。所谓“士人”，也一般不再包括武士，而主要指文士，即“读书人”。读书而做官，由士而大夫，所以叫“士大夫”。
      不过，做官这事，也非人人有份。有的做不了，也有的不愿做，还有人心里很想偏说不。这些人，便有的去做学问，这就是“学人”；有的去吟风月，这就是“诗人”。所以，学人和诗人，都是士人的变体。士的分野、分流和分类，自此开始。
      士人做了官，就是“官人”。官人是“帮忙”的。部分学人，修官史，设教席，注经典，搞意识形态，也算帮忙。偌大一个王朝和帝国，总要有人做事。这也无可厚非。何况士人来做官，总体上要比其他人好。外戚专政，宦官擅权，藩镇割据，都是“祸源”。
      于是从秦汉到明清，“文官制度”就越来越完善，越来越成熟。官员的主体，必须是士人（读书人）；读书人的“正道”，则是做官。甚至还有世世代代读书做官的大家，叫“士族”；而某些有一定社会地位的读书人，即便还没做官，也叫“士大夫”。总之，官人，是秦汉以后士人的主要组成部分。只不过，不能算作文化类型。


      四 文人是士人演变的末流
      然而皇帝或皇家，不但要有人帮忙，还要有人帮凶、帮闲、帮腔。这不仅是帝国政治的需要，有时也是皇帝本人的需求，比如附庸风雅，装腔作势，显摆卖弄。
帮凶的，有打手，有鹰犬，有厂卫，有酷吏。帮闲和帮腔，则不是他们的活，也干不了。靠艺人同样不行。旧社会的艺人，并不像新社会这样受到尊重。所谓“王八、戏子、吹鼓手”，哪里上得了台面？没有话语权，如何帮腔？帮闲都难。
      于是所谓“文人”，便应运而生。文人，最早指“有文德的人”。这是古意，见于《书经》和《诗经》，后世不用。汉代的说法，是“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王充《论衡•超奇》）。但这是“文秘”，不是“文人”。而且，也应该算是“帮忙”的。
      汉魏以后的“文人”，俗称“笔杆子”。他们是为皇权或当局服务，帮闲、帮腔甚至帮凶的读书人。歌功颂德，是帮腔；吟风弄月，是帮闲；为文字狱提供“证据”，深文周纳，罗织罪名，上纲上线，则是帮凶。没有文人，单靠皇帝，根本就实现不了“文化专制”。《韩诗外传》说，君子要“避文士之笔端”，并非没有道理。
显然，文人这一品种或类型，实乃古士演变之末流。事实上，有士人“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学人传承文化延续文明，诗人（包括一切真正的艺术家）创造文艺作品，再加上哲人启迪智慧，艺人丰富生活，也就够了，要文人做甚？可见是怪胎。
      帮腔和帮闲，也有等级或品级。高级的舞文弄墨，中级的插科打诨，低级的溜须拍马。但无论哪种，都是“御用”。有人主张分为“御用”和“非御用”的，这是犯糊涂，或想当然。其实，凡文人，皆御用，只有“在岗”和“待岗”之别，顶多再加“求之不得，恼羞成怒”的一种。这就正如执政党和在野党，都是政党。凡政党，都希望执政。如果连在野党都做不成，就变成黑手党。黑手党如果做了总统，其实也很乐意“放下屠刀”的。
文人也一样，几乎无不盼望“上书房行走”。就连某些诗人，也如此。否则，何必抱怨“不才明主弃”，说什么“奉旨填词”？可见吟诗作赋，原本退求其次。如果连这条出路都没有，便只好“落草为寇”，给“山大王”去当“狗头军师”。
所以，文人其实有多副面孔，或为“文丑”，或为“文痞”，或为“文贼”，或为“文匪”，甚至“斯文扫地，泼妇骂街”，我们以后再说。那些从来就不想御用的，则决非文人。因此，有风骨的文化人，千万别以为文人称号是桂冠，随便戴在自己头上。

      总之，秦汉以后，士人就分化了，产生出各种类型。其中，学人和诗人是“正变”，文人是“异变”，哲人是“异数”。还有“匪人”，则是“异类”。匪人也有两种。原本是匪，然而儒雅，是“儒匪”；毕竟是儒，但有匪气，是“匪儒”。儒匪的特点，是“君子动口也动手，该出手时就出手”。匪儒的特点，则是离经叛道，呵佛骂祖，非文武而薄周孔，比如嵇康和李贽。这也是极少数，故不列为一种类型。
后面的文章，便分而论之。

刊载于2012年5月29日《南方都市报》B22版，责任编辑帅彦

若兰

——“文化人的分野”之二



       一 何为诗人
      我把文化人，分成士人、学人、诗人、文人等几种类型，肯定有人不以为然。你这种分类，有什么依据，又有什么标准嘛？难道写诗的就是诗人，写文章或者写小说的就是文人？难道写诗的就高人一等，写文章或者写小说的就低人一头，还要被骂作“怪胎”？
      呵呵呵，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诗人”，其实是把所有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都包括在内的。诗人，只是一个符号，一个代码，一个便于理解和言说的标签。士人、学人、文人等概念，也如此。
但这样说，又有问题：都是写作或创作，文人跟诗人，有什么区别？
看来，还得把标准先说清楚。
      的确，表面上看，诗人就是写诗的，学人就是治学的，正如文人就是写文章的。但这是“社会分工”或“职业身份”，不是“文化类型”。讲“文化类型”，得刨根问底，从根上说起。换言之，我们得问个究竟：世界上，为什么要有学人和诗人？历史上，又为什么会“多余”地冒出来“文人”这个类型？
先说诗人。
      众所周知，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诗人，也都要有诗人。为什么？就因为人类的普遍情感和共同追求，需要表现和传达；而这种表现和传达，又必须非常独特，非常个性化。这是一切文学艺术共同的本质特征。因此，一切真正的文学艺术家，都可以广义地称为诗人，归入“诗人”这一文化类型。
      显然，这里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共同情感的普遍传达，二是艺术表现的个性独特。人类有共同情感吗？有。比如爱，比如对幸福的追求，对压迫的反抗，以及求之不得的郁闷和烦恼，反抗不能的愤怒和悲怆。这些共同情感，能普遍传达吗？能。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且，正因为能够传达，才会有诉说和倾听。
      不过，尽管诉说和倾听的权利属于每一个人，但一般人的听和说，传达的普遍性和感染力，都是有限的。然而人类的共同情感，却要求最大限度的普遍传达。这就需要诗人，需要真正的艺术家。真正的诗人和艺术家，总是能说出人们最想说的话，又说得不同凡响。也就是说，他们传达的情感，是最普遍的；表现的方式，则是最独特的。因为最普遍，所以引起共鸣；因为最独特，所以让人惊叹。这才被尊为诗人，尊为艺术家，被看作民族的灵魂，民族的骄傲，甚至全人类的代言人。
       所谓“诗人”（含一切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即此之谓。


      二 谁是诗人，谁是文人
      弄清了什么是诗人，也就明白了什么是文人。
      什么样的是诗人呢？真正的诗人，一定有真情感，也一定有真才华。这种才华，往往是天赋；他们的情感，则发自内心。文人呢？才也是有的，情就靠不住。因为文人的“本职工作”，主要是帮腔和帮闲。这就要帮得上，用得着，随时都能满足需求。皇上好大喜功，就写“封禅之文”；皇上声色犬马，就作“登徒之赋”。呵呵，说得难听一点，文人就像“应召女郎”，必须“召之即来，来之能干”。情感是否真实，那就讲不得了。
      这样一说，分野也就清楚：诗人是“我要写”，文人是“要我写”。要我写，也未必就是皇帝下圣旨，或上面派任务。也有并无指令号召，自己就“上杆子”的。文人的头脑里，都设定了程序。一到某个时刻，某种关头，则无论地位高低、在朝在野，便都会竞相献艺。如果是节庆和纪念日，就把颂诗写得花团锦簇；如果是搞阶级斗争、反和平演变，则把檄文写得义愤填膺。总之，主动、自觉、抢先、紧跟。至于自己的情感，随时都可以调整。
      如此这般的“习惯性表态”，在“文革”中表演得淋漓尽致、绝后空前。那时，每有“最新指示”发表，或重大事件发生，必有海量的诗文，铺天盖地而来。唱红，就都唱红；批邓，就都批邓；说“形势大好”，就“山也笑，水也笑”。反正，人人争先，个个恐后，还得五十六个民族都上。肚子里攒的那点墨水，全都派上了用场。
      老实说，这种事，我也没少干。所以，我也曾经是文人。也所以，我对什么是文人，了如指掌。还所以，我将在后面的文章里，进行自我批判，找出病根。
      不是说“众口一词”就一定不对，一定虚假。粉碎四人帮，五一二地震，也有许多人在同一时刻，发出了同样的声音，唱出了“同一首歌”。但那是遇到了非常事件，而且是全国人民真正“心往一处想”。如果像上了闹钟似的，一到钟点就莺歌燕舞，便很可疑。一见“大雪纷纷落地”，就说“都是皇家瑞气”，也很可疑。
      总之，历史上，现实中，有两种作家或作者，两种写作或创作。一种是真情实感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这才发言为诗；另一种则是舞文弄墨，无病呻吟，没话找话，言不由衷。这个分野，早在一千六百年前，就被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艺理论家刘勰看出。他在《文心雕龙》的《情采篇》，把前者称之为“为情造文”，后者称之为“为文造情”。而且，他的态度也很明朗：“为情造文”是真艺术，应该肯定；“为文造情”是伪艺术，必须批判。
      更有意思的是，刘勰也分了类型，贴了标签，管前者叫“诗人”，后者叫“辞人”。其实刘勰所谓“辞人”，就是我说的“文人”，用词不同而已。有人看不懂我的分类，认为牵强附会，或者多此一举，甚至故弄玄虚。哈，那是因为学问不够，没读过《文心雕龙》。


       三 验明正身有点难
      然而，当真要区分诗人与文人，又很难。
      在文化人的各种类型中，诗人与文人，是最为接近，也最难区分的。第一，他们都写作，甚至都以写作为生，或者都有创作的冲动。第二，他们也都有才。一点才华都没有的，只能叫“诗匠”或“文匠”。第三，他们甚至都是“性情中人”，至少看起来是。诗人固然“风流倜傥”，文人同样“放浪形骸”。文人游山玩水，诗人也游；文人泡吧泡妞，诗人也泡。诗、酒、山水和女人，一般地说，都是他们的最爱。
       这就很难“划清界限”。比如，你总不能说，诗人的浪漫就是“多情”，文人的风流就是“无行”；诗人喝酒就是“寻找灵感”，文人喝酒就是“放纵自己”吧？
      我不知道刘勰是否想过这个问题，但他提出了鉴别的方法和标准，那就是区分情感的真假。他说，“辞人”（文人）的特点，就是人格分裂，表里不一，口是心非。比如，明明“志深轩冕”（极想做官），却“泛咏皋壤”（扬言归隐）；明明“心缠机务”（勾心斗角），却“虚述人外”（假装超脱）；开口“淡泊”，闭口“宁静”，其实比谁都在乎功名利禄、票子风头。总之，他们的性情是假的，叫“真宰弗存”（《文心雕龙•情采》）。
      例证也有，比如潘岳（字安仁）就是。此人的一些作品，比如《秋兴赋》，表达的情感是很高洁的。对脱离官场，走向自由，也是很向往的。然而实际为人呢？每天站在路旁，等待权臣接见。高官的车子远远扬起尘土，就拜倒在地，叫“望尘而拜”。谄媚如此，其清高自然可疑。所以，后来元好问就讥讽他，说“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论诗绝句》其六）。潘岳，也就成了言不由衷的文人典型。
      但这事其实不好说。因为人都有两面性，文化人就尤其性格复杂，内心冲突，充满矛盾。比如那位最为放荡不羁的大诗人李白，不也很想入朝做官吗？为了满足唐玄宗，不也为杨贵妃写了“云想衣裳花想容”吗？何况想做官，也未必都是为了光宗耀祖、富贵荣华，甚至以权谋私。也可能是为了践行政治理想，施展政治才华，实现政治抱负。然而官场有如江湖，毕竟凶险。饱受打压排挤之时，难免有归隐之心。而且，正如范文澜先生注《文心雕龙》时所说：尘俗之缚愈急，林泉之慕弥深。所以这一条，还真不好鉴别。
       但，诗人“为情造文”，文人“为文造情”，是不错的；诗人性情是真，文人性情是伪，也是不错的。问题是：何以知之？


      四 一念之差
      我的主张，是看体验。说得再明白一点：但凡真有体验，而且那体验是个人的，为真情感，也是真诗人。反之，没有体验，装模作样；或表面上有体验，却其实不过看别人的脸色，替别人涂脂抹粉或自吹自擂，充当“肉话筒”的，是文人。
      这样讲，似乎跟前面的说法有矛盾。诗人传达的，不是人类的共同情感吗？没错。但这种传达，又必须是个性的和独特的。这就决不仅仅只是技术问题，或形式问题。更重要的，还是体验。体验不属个人，表现岂能个性？也就是说，情感是共同的，体验却必须是个人的，是“共同情感的个人体验”。这样，才能实现“共同情感的个性表现”，也才能实现“共同情感的普遍传达”。质言之，共同情感、个人体验、独特表现，缺一不可。
      还是举例说明吧！比如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是不是他的个人体验？是。因为“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正是他这亡国之君的独特感受。那么，他传达的，是不是人类的共同情感？是。因为忧愁，是每个人都有的。每个人从他的诗句中，都能看到自己，这才引起共鸣。至于表现形式，不用说，非常独特。因此，李煜作为君王，虽然很不怎么样；作为诗人，却相当不错。
      显然，强调情感的个人性，并不妨碍诗人成为人民或时代的代言人。诗人完全可以，而且也应该，表达人民的欢乐，人民的悲痛，人民的愤怒。他甚至可以帮别人说话，比如“代人寄远”之类。只不过，这些情感，必须来自他的个人体验，或者是他将心比心体验到的。也就是说，诗人的情感，可以“关于他人”或“关于集体”，但必须“自己体验”。自己体验的，才是真情感。所谓“愤怒出诗人”，其实是“真情出诗人”啊！
      因此，诗人几乎无不敏感，甚至孤独。这种心态，会使他们选择离群索居，甚至自行了断。这是诗人气质所致，也是一种无法抗拒的“宿命”，因为“情到深处人孤独”。
      文人却很少孤独。因为他们的情感，原本是造出来的，是“为文造情”。他们当然也敏感，但那多半关乎面子，或脸色，尤其是在“作秀走台”或“颂圣应景”的时候。那时，他们的每一根神经，都是紧崩着的。
     说起来，这也是区分诗人与文人的一个难题。因为中国历史上那些大诗人，也都有这样的所谓“作品”，只不过或多或少而已。这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的是阿谀奉承，有的是应付场面，还有的是由衷赞美。比如杜甫的“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就多半是真心话；何况这首诗的后面，还说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事实上，真正的诗人，是一定会有“士人风骨”的。至少，不会总是“颂圣”，总是“应景”。这一点，后面还要讲到。但下一篇文章，却得先讨论一下学人与文人。


刊载于2012年6月1日《南方都市报》B21版，责任编辑刘铮

若兰

——“文化人的分野”之三

       一 学者与学人

      要说清楚何为学人，先得弄清楚何为学者。一般地说，学者，就是“做学问的”。学人当然也是。但，这仍是“职业身份”，不是“文化类型”。讲“文化类型”，还得得刨根问底，即：我们为什么要有学者，要有学术研究，要有人“做学问”？
      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人是“文化的存在物”。因此，知识要传授，文明要传承，文化要传播，所有的人都要学习。这就要有人专门从事这类工作。此为“学”。第二，人类社会，总会有问题。有“人与自然”的问题，有“人与社会”的问题，还有“人与人”的问题。有问题，就得有人来研究，来解决。这才有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此为“问”。前者关乎知识，后者关乎思想。合起来，就叫“学问”。
      学与问，哪个更重要？问。传授、传承、传播、学习，一般学者，甚至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人，都能做。但，他们在做这些工作时，未必都能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更未必都能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做到这四条的，是学人，也只能是学人。
      这，大约就是学人与学者的区别。也就是说，一个人，只要有诚实的态度，坚实的基础，足够的知识，能够“传道、授业、解惑”，哪怕一辈子都出不了成果，也是学者。学人却原则上必须有成果，至少得有问题。当然，问题可以有大小，成果可以有多寡。比如古籍整理、版本校勘，也许只是弄清楚了一个字，一处断句，也是成果。发表的方式，也未必一定得是论文和专著。比如注释，比如札记，比如散论，比如随笔，均无不可。他甚至可以藏之名山，不予刊布。在这个问题上，不能“以成败论英雄”，更不能“以方式论是否”。
      何况对于学人而言，问题又远比成果重要，因为他们首先是“问题中人”，甚至是因问题而生的。因此，凡学人，必有“问题意识”。他们总是能察觉到，哪儿有问题；正如诗人总是能感觉到，哪里不对劲。故诗人敏感，学人敏锐。我们甚至可以极而言之，一个人，只要能发现问题，哪怕不能解决，没有成果，也是学人。
      也因此，真正的学人，一定是想问题的。他们还一定是真有问题，才去做研究；真正有所得，才去写论文。为了评职称、混饭吃，或者完成任务，不惜制造“学术泡沫”和“学术垃圾”的，不但不是学人，连学者或学匠都不是。这一类，跟“为文造情”的，没什么两样，只能算作学术界的“辞人”，或曰“伪学者”。而且，由于此类人物往往既无才气，也无才情，只会写八卦文章和官样文章，还不如文人。
      不过这样说，也有麻烦，因为文人也琢磨问题。他们不但爱“提问题”，还喜欢“惹事端”，甚至不惜搅得风生水起。那么，学人与文人的分野，又在哪里？

        二 真问题与伪问题

      学人的标准有四个：真问题，实证据，无成见，有逻辑。
      前面说过，学术研究的前提，是要有问题。发现了问题，提出来，再加以分析，或者解决，或者存疑，这就是研究。因此，问题是关键，而且是关键的关键。
据此，我们可以把学者分为三类：学人型的，文人型的，匠人型的。学人的问题，都是真问题。文人的，是伪问题。匠人提不出问题，只能重复别人的。好一点的，重复学人的真问题；差一点的，重复文人的伪问题。
      什么叫“伪”？就是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学术研究的价值和意义，有两种。一种是能够解决问题。或者能解决现实问题，或者能解决理论问题，都算。另一种，是虽不能解决问题，却能够活跃思维，启迪智慧，也有价值和意义。这两种，都是“真问题”。
      可见问题的真假，与是否能够得出结论无关。更不能要求这结论，大家都接受，成为公认的真理。比如人性是善还是恶，就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永远得不出结论。但，孟子从“人性向善”出发，呼吁呵护善；荀子从“人性有恶”出发，主张防范恶；韩非认为“人性本恶”，得出“制度比人可靠”的结论。这三种意见，都有积极意义。他们的辩论，也能帮助我们思考问题。所以，人性善恶，是“真问题”。
      伪问题也不是怪问题。比如“天会不会塌下来”，在不明白宇宙结构之前，是可以思考，也应该思考的。所以，杞人忧天并不可笑。英国甚至设立了“搞笑诺贝尔奖”。其宗旨，是“表彰那些不能也不应该被重复的科学研究”；其意义，则在于让人们“先是大笑，然后开始思考”。结果，俄裔荷籍物理学家安德烈•海姆，在2000年获此“奖项”。十年后，又获得了2010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伪问题，则一点价值都没有。比如“曹雪芹的祖先是不是曹操”，有什么意义呢？难道芹圃确为魏武之后，《红楼梦》就可以看作《三国演义》，宝玉就是阿瞒搞“穿越”？
      不过，做这种研究的，好歹还是学者。因为他们的态度十分认真，论证也极为严谨，只不过因为“考据癖”，不慎或不幸把伪问题当成了真问题。换言之，此案是“伪问题，真方法”，故至少可以看作“学术训练”，或“操作示范”，只是学费高了点。

        三 从“扯淡”到“脑残”

      如果说某些学者，是在“认真的扯淡”；那么，文人则多半是“扯淡的认真”。区别何在？前者问题是假，证据却是真；后者则问题和证据都假，甚至没有证据，不是问题，但听起来头头是道，说起来振振有词，所以叫“扯淡的认真”。
      比如质疑，在学术研究和公共事务中，原本都是很正常的事。然而现在，只要有人提出质疑，就马上有人追问动机。其实问题的关键，在于质疑者的怀疑，是否合理；证据，是否属实。是则是，不是则不是，与动机何干？就算质疑者“动机不纯”，难道有道理就成了没道理，有证据就成了没证据？反过来，如果质疑者态度很好，被质疑的就一定有错误，有问题？都未必。既然未必，问他做甚？
      何况质疑者的动机，你是怎么知道的？难道你是他肚子里的蛔虫？就算你料事如神，未卜先知，请问又如何求证？使用测谎仪吗？
      诸如此类，既没有意义，又不能证明，就是伪问题。但，文人的伪问题，是不需要证据的，因为反正是扯淡，是搅局，是转移视线，是胡搅蛮缠。因此，道听途说，街谈巷议，或者“听圈内朋友在餐桌上讲”，都可以算是“证据”。只要讲得绘声绘色，有鼻子有眼，就行。这是典型的“文人思维”。
      学人则相反。没有证据的话，是不敢说的。证据不足，也不敢妄下结论。使用“孤证”，在学术界是犯忌的。证据不全，断章取义，割裂上下文，也犯忌。指鹿为马，更不可以。这就是所谓“实证据”。做不到这三个字，就不是真学人，或者是“文人型学者”。
      不讲证据的，多半也不讲逻辑。学人说话，虽未必都对，但逻辑上总能“自洽”，起码“自圆其说”。文人则不管这一套。要讲，也是“中国逻辑”。比如张三质疑李四，王五有不同意见，则王五必定是帮李四的。可笑！王五为什么一定得帮谁？他就不能就事论事吗？
      又比如有人说，中国和西方，应该互相学习。现在西方并不学中国，所以主张向西方学习的，都是“汉奸”。还有人说，中国有中国的问题，西方有西方的问题。你如果只批评中国，不批评西方，也是“汉奸”。
这是很带欺骗性的说法。因为“相互学习”和“都有问题”并不错。但，人家学不学，是人家的事，我们为什么要管？你管得着吗？还有，自家人感冒了，我当然要着急，为什么要先管人家拉不拉肚子？你说你是“爱国者”，请问你爱的是哪一国？
       很明显，文人的这套“逻辑”，虽然都不堪一击，却颇能蛊惑人心，甚至批量地生产“脑残”，因此非予以批判和揭露不可。

         四 泾渭分明

      文人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正如刘勰所云，他们的特点，是“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文心雕龙•情采》）。夸夸其谈，自然不要证据；沽名钓誉，自然不讲逻辑。
      这也正是其本性所使然。因为所谓“文人”，原本就是帮腔和帮闲，充当喉舌或打手的的。帮腔说官话，帮闲说闲话，喉舌唸稿子，打手听命令，哪里用得着去管问题的真假，证据的虚实，以及逻辑的严密？当然也不可能“无成见”。相反，他们的说法，都是结论在先、主题先行的。也就是说，预设一个前提或结论，然后去“论证”，还得“貌似正确”。这就只能牵强附会，不讲证据；强词夺理，不讲逻辑。
      学人正好相反。他们做研究，是因为自己发现了问题，又需要明白真相。这就不能预设立场，也不能带成见和偏见。这当然很难。尤其是对自己长期研究的对象，日久生情，难免偏爱和溢美。这是所有做学问的人，包括我自己，都必须高度警惕的。
      但，真正的学人，必须对所有的研究对象，都一视同仁地既“无罪推定”，也“无功推定”。然后，再根据事实和逻辑，是其是，非其非，问其故，存其疑。宁肯没有结论，也不妄言是非。因此，如果说学人有立场，那也只能是客观、公正、理性，坚持科学精神。
      什么是“科学精神”？就是怀疑精神、批判精神、分析精神和实证精神的总和。文人是没有这些精神的，虽然看起来好像也有。但，他们的怀疑，其实是疑神疑鬼；他们的批判，其实是上纲上线；他们的分析，其实是胡搅蛮缠；他们的实证，其实是捕风捉影。总之，文人夸大其词，学人实事求是；文人信口开河，学人深思熟虑。
      故，凡学人，必严谨。严谨不是没有硬伤，不犯错误，而是有账必认，有错必纠。严谨也不是呆板。学人的文章，也可以写得风趣俏皮、神采飞扬，但必有内在逻辑和充分证据支持。他们的结论也未必正确，但定能发人深省、引人深思、令人回味。如果辩论，则不但尊重事实，尊重逻辑，还尊重对手，绝不会搞人身攻击，更不会扯到私德上去。也因此，真正的学人，只有学派，没有帮派。道不同，亦可与谋；道相同，也不腻在一起。
      文人则相反。他们也读书，也有学问，否则无以为文。但没有或缺少“学养”。有学无养，说话便不靠谱。文人也讨论问题。但他们的问题，多为“谈资”。故文人对“伪问题”最有兴趣，因为可以扯淡。文人当然也有圈子。但他们的圈子，多为拉帮结派。其特点，是党同伐异，再加互相吹捧；其表现，则是亲密无间，又非常容易反目为仇。因为文人都是“爱憎分明”的，而他们的爱憎，又往往因于一己之私利，或一时之情绪。
学人与文人，岂非泾渭分明？
      不过，更重要的是，学人和诗人，骨子里都是士人。因此，只有弄明白了什么是士人，文化人的分野，才能彻底弄清。

刊载于2012年6月5日《南方都市报》B21版，责任编辑刘铮

若兰

——“文化人的分野”之四

        一 士与知识分子

      认真说来，士或士人，作为概念或称呼，已经是历史了。今天没有“士”，只有“知识分子”。所谓“知识分子”，又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指“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狭义的特指“社会的良心与良知”。这两种，都与“士”有关。
      广义的知识分子，是士人身份的现代化。古代的士，原本就是一种“社会分工”和“职业身份”。所谓“士农工商”，即意味着农是庄稼人，工是手艺人，商是生意人，士是读书人。要求最严的时候，士人除了读书，以及因为读书而做官，不能从事别的行业。当然，躬耕于垅亩，是可以的。但，耕是副业，读是主业。耕读为本，是因为国家重农；诗书传家，才是命脉所系。亲自到地里干活，带有“体验生活”的性质。
      所以，士人可以不耕，不能不读。开作坊，做生意，就更不行。刘备卖履，嵇康打铁，当时便都算“出格”。读书做官，则理所当然。做官以后，也还要读书，有的还写写诗，做做学问。这就叫“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
      可见，古代的士，就是读书人，而且是“职业读书人”。或者说，是在读书与做官之间游刃有余的人。因为“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优”，是优裕的意思。也就是说，做官轻松自如，就做点学问；治学精力过剩，就当当官员。这是古代士人的最佳状态。能做到这一点的，就是典型的士大夫。
      这样的人，今天恐怕不多。今天受过高等教育的，即广义的知识分子，其实未必都读书。教科书当然是要读的，但那叫“学习”或“上课”，不叫“读书”。毕业以后，也未必都要做官，更很少有人再去务农。他们可以当白领，做律师，办企业，搞艺术，成为科学家，都正大光明，自由平等。读书，则只是业余爱好。因此，我们很难从职业身份，来认定谁是士，谁不是。甚至读不读书，也不足为凭。要知道，就连文人，也读书的。
      不看职业，也不看读书，那看什么？看精神。实际上，士或士人在古代，既是一种“职业身份”，又是一种“文化精神”。狭义的知识分子，则是士人精神的再传承。因此，本系列文章所说的士人，也包括其他，都是指某种精神类型、气质类型或人格类型，甚至只是一种“文化符号”。比如梅兰芳，职业虽是艺人，却不但成就极高，更在抗战时期，表现出传统士大夫的精神气质。因此，文化界普遍视他为士人，要尊称“梅先生”的。
那么，士人的精神、气质和人格特征是什么？

         二 担当与担待

      我认为，就是有风骨、有气节、有担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是有风骨；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孟子•尽心上》），可杀不可辱（《孔子家语•儒行解》），是有气节；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论语•泰伯》），是有担当。
      担当是广义的，包括“好汉做事好汉当”，自己的事情自己负责。有此一条，即可无愧为“士”。但严格意义上的“士”，还得有“天下之担当”。这种担当，古之士人，一般都有。后之士人，也“可以有”。但如果是“国士”，则“必须有”。刘备寄居刘表时，就曾当面痛斥一个名叫许汜的人，说他明知天下大乱国难当头，却居然“求田问舍，言无可采”，真是徒有国士之名，当为士林不齿（《三国志·陈登传》）。
      可见古人心目中的国士，必须像《毕业歌》所云，能够“担负起天下的兴亡”。至于“无双国士”，则恐怕只有像诸葛亮那样才行。可惜这样一位难得的士人，却被《三国演义》歪曲为自命清高忸怩作态的酸腐文人，作够了秀才出山，实在让人忍无可忍。
      诗人和学人，则可以不必有此担当。真正的诗人，当然也都是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的。他们的作品，也一定是人民的心声。但这是“反映”，不是“担当”。同样，学人也可以撰写时评，发表政见，以天下为己任。但这时，他已经是士人了。或者说，是具有士人精神的学人。纯粹的学人，完全可以“两耳不闻天下事”。正如纯粹的诗人，完全可以“每有闲情娱小我”。天下和国家，是可以管，也可以不管的。只要为社会和人类，提供了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和艺术作品，就是真正的学人和诗人。
      至于文人，则是没有担当的，也别指望他们有。帮闲和帮腔，要什么担当呢？有“眼色”，能“揣摩圣意”即可。至多，有点儿“担待”。比方说，皇帝或上级犯了错误，便挖空心思替他们擦屁股，打补丁。2007年，陈水扁夸人时误用“罄竹难书”一词，舆论哗然。历史学家出身的“教育部长”杜正胜，便硬说这成语没有贬义，用在哪儿都行。看来，替主子文过饰非，也是古今如一，两岸皆同，而且“驾轻就熟”的。
      如果实在打不了圆场，主子又不想认账，文人便或自愿、或被迫，或半自愿半被迫地去当替罪羊。还有，揣摩失误，站错了队，表错了情，得自认倒霉。赖得一干二净的也有。哪怕白纸黑字写着，众目睽睽看着，当事人都还活着，也不承认。但，你可以不认错，不能不认账。账都不认，哪有担当？连担待都没有！
      这就是士人与文人的区别之一。士人有担当，文人得担待。担当是对天下的，担待是对领导的；担当是自觉的，担待是无奈的；担当是对自己负责，担待是帮别人赖账。所以，士人，也包括诗人和学人，都能文责自负。文人，则只要有可能，一定推到别人头上。而且那“别人”，也一定不是皇帝或上级。除非那上级，是上上级正好要收拾的人。

        三 傲骨与傲气

      没有担当，也不会有气节。何况帮腔与帮闲者，原本就没有什么需要坚守。因此，文人不讲“气节”，只讲“节气”。到什么季节，就开什么花；刮什么风，就使什么舵。名为“与时俱进”，实为“与势俱进”。哪边得势，或可能得势，就往哪边靠。
      所以，文人的“风骨”，极其靠不住。就算有，也一定是“做”出来，不是“长”出来的。就连他们的“反骨”，也不过“另一副嘴脸”，后面还要讲到。除非，他反躬自省，大彻大悟，又做回了士人。但这是“返祖现象”。而且，也不能叫“文人风骨”。
      风骨一定是士人的。也因此，看一个人是不是士，就看他能不能“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孟子•尽心下》）。哪怕“千首诗傲万户侯”，或者“天子呼来不上船”，也算诗人或文人，有士人的风骨。这仍然与职业身份无关。比方说，某些教授、博导、学术带头人，见了当官的，就点头哈腰，满脸谄媚；或者领导放个屁，就马上提供“数据支持”，还说得头头是道。请问，这还能算是学人吗？
      真正的学人，一定有士人的风骨。其表现，就是坚持学术的标准，坚守学者的良知与良心。这就像真正的诗人，面对灾民和冤魂，绝不会说什么“纵做鬼，也幸福”。写这种狗屁玩意的，一准是文人，还是不入流的。
      或许有人会问：文人，就不傲吗？呵呵，傲，而且傲气十足。他们往往目空一切，谁都不放在眼里，还最看不起同行，故曰“文人相轻”。但这是傲气，不是傲骨。有人一见文人的傲，就觉得他牛，钦佩不已，这其实是脑子进了水，还一辈子没甩干。
      傲气与傲骨，有什么区别？傲骨是因为自己，傲气是因为别人。坚信自己站得住，不肯趋炎附势、同流合污，所以有傲骨；生怕别人看不起，又要出人头地、体面风光，所以有傲气。傲气，也是秀出来的。真正的士人，有傲骨无傲气；地道的文人，则有傲气无傲骨。傲骨还是傲气，是区分士人与文人的紧要之处。
      士人有傲骨，并不奇怪。要知道，士在秦汉以前，是最低一等的贵族（以上三等是天子、诸侯、大夫）；秦汉以后，是最高一等的平民（以下三等是农、工、商）。但无论哪种，士都是最有知识、有文化、有思想、有智慧的。因此，士人往往有高贵感。这种高贵，是精神上的，故曰“精神贵族”。他们也许在经济上一贫如洗，在事业上一事无成；但在精神上，却富有得像个国王，可以把一切权贵都不放在眼里。故士人之傲骨，就是风骨。

         四 侠义与清高

      士人不但有傲骨，还往往有侠骨。傲骨是对权贵的，侠骨是对朋友的。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即此之谓。至于是“红颜知己”，还是“知遇之恩”，则无所谓。但可以肯定，成为士人的知己，极难。故云：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这同样不奇怪。因为在先秦，士原本包括文士和武士。后来，文士变成了儒，武士变成了侠，都为专制不喜。韩非就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韩非子•五蠹》），统统应该消灭。只不过汉武以后，统治者的办法，是恩威并重，软硬兼施，两手都用。对儒，主要是“抚”（封官许愿），兼之以“剿”（以言治罪）；对侠，则主要是“剿”（武力镇压），兼之以“抚”（诱降招安）。后世之士多不如先秦之士，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但，统治者能够消灭侠，却消灭不了侠义。形式上或职业的侠没了，侠就会变成精神和风气，渗透于骨血，弥漫于天下。它在民间，为“义气”；在士人，为“肝胆”。不过，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常是读书人。毕竟，文士是统治者收买拉拢的重点，草根反倒少受污染。故前贤有云：与有肝胆人共事，于无字句处读书。
      但真正的士人，总归是有肝胆的。肝胆相照，则意气相投；同声相应，则同气相求。所以士人有自己的圈子。士人的圈子，就叫“士林”，也叫“清流”。他们的声誉，则叫“清誉”；他们的品性，则叫“清高”。总之，士人最为看重的，是“清”。不仅是清廉，也是清白、清纯、清淡、清静、清朗、清明、清雅、清正。为此，他们甚至甘于清贫。故士人发表的时评，就叫“清议”。他们的圈子，也当然“清一色”。闲杂人等，根本别想混入。
      这也是士人的又一特点：爱惜羽毛。表现之一，是不但不肯“同流合污”，甚至连一般的世俗也会拒绝。比方说，反对白话文，拒绝上电视。前者是极端的清高，后者是特别的谨慎。因为一怕做“规定动作”，被“喉舌化”；二怕为了收视率，被“娱乐化”；三怕主持人问一堆愚蠢问题，被“弱智化”。这可有碍清誉，不能“一失足成千古恨”。
总之，士人的特点，就是有风骨、有气节、有担当、有肝胆，再加“爱羽毛”。
      然而众所周知，文人也是很清高的，这话又怎么讲？也只能说，士人的是真，文人的是假。因为清高只能来自风骨。风骨靠不住，清高又岂能是真？就连他们的“侠义”，当然也是假的。不过这是后话，我们下篇文章再说。

刊载于2012年6月8日《南方都市报》B19版，责任编辑陈举

若兰

——“文化人的分野”之五

         一 一个本性

       在进行了四篇文章的讨论之后，我们应该大致清楚了：士人、学人、诗人的特点是真，文人是伪。士人有真风骨，学人有真学问，诗人有真性情。文人呢？只有花腔，没有学养；只有欲望，没有理想；只有风向，没有信仰。所以，他们也“只有姿态，没有立场”。尽管那姿态，往往会秀得“绚丽多彩”，能够“颠倒众生”，甚至“惊世骇俗”。
       这也并不奇怪。前面说过，文人的“本职工作”和“历史使命”，就是帮闲和帮腔，偶尔帮凶。只不过，有帮得上和帮不上、受重用和被排挤、体制内和体制外之别。但，无论当班还是待业、在岗还是编外，甚至不过“闲杂人等”，其实“自作多情”，也都要走台、献艺、开屏，而且是秀给别人看的。既然如此，便并不需要什么学养、理想、信仰，也不需要自己独立的立场，“风姿绰约”即可。
       故，文人也可能有学问，但那是用来卖弄的；可能有性情，但那是用来表演的；还多半会有聪明才智，但那是用来舔痔疮的。有一次，一个文人进上书房，懵里懵懂，随口问了句“老头子来了吗”。不料乾隆从屏风后转出，问他“老头子”是什么意思。这文人立马跪下来奏道：万寿无疆谓之老，至高无上谓之头，父天母地谓之子。皇上龙颜大悦，这文人也转危为安。看来，正如士人有傲骨，并不妨碍他谦和；文人多傲气，也不妨碍他谄媚。甚至他们的“满腹经纶”和“一腔热血”，就是用来干这个的。
      显然，文人这一类型或品种，实在颇具“中国特色”。当然，是帝制时代的。现在虽已共和，奈何其阴魂不散！于是，帮闲者有之，帮腔者有之，帮凶者亦有之。“反右”时，“文革”中，最热衷于整人，而且整文化人最凶的，正是文人。
      文人的德性，统治者心知肚明。最早把话说穿的，是魏文帝曹丕。他在《与吴质书》中说：“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在《典论•论文》中，则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这就是成语“文人无行”和“文人相轻”的出典。
      前面说过，文人一词，有三种用法和定义。起先指“有文德的人”，后来指“文秘”。再后来，指“舞文弄墨的人”，所以也叫“文人墨客”。这种用法，最早就出现在曹丕的这两篇文章。可见，后世通用的“文人”一词，刚一出现，就伴随着恶评。与“文人”相关的好词，却似乎没有。
      这就意味深长了。要知道，在统治者中，曹氏父子对文人，要算最好的。他们自己就是诗人，曹丕还是文艺理论家。他甚至曾以副君之重，参加王粲的追悼会，还带头学驴叫。曹丕尚且这样说，则文人口碑之差，品位之低，便可想而知。

         二 两副嘴脸

      可惜，像曹丕这样的明白人，并不多。
说来也不奇怪，因为文人原本就有两副嘴脸，一副叫谄媚，还有一副叫狂傲。谄媚当然没人看得起，狂傲却有吸引力。因此，坊间流传的，便多半是文人狂傲的故事，比如让杨贵妃磨墨，高力士捧靴之类。祢衡的“击鼓骂曹”，也为众人津津乐道。
      这类故事之所以广为传播，又有两个原因。一是新奇。所谓“传奇”，不奇谁传？但既云传奇，当然稀少罕见。这岂非反过来证明，文人当中，其实狂者不多？
      第二个原因，就是“替代性满足”了。也就是说，在民众的内心深处，至少有某些统治者，比如昏君和暴君，奸臣和阉竖，是该骂的。或者，是可以表示一下蔑视的。但当真自己来骂，尤其是骂正在台上的，又不敢。最好是有别人来骂，还骂得出彩；有别人来蔑视，最后又没出问题。这就皆大欢喜。文人狂傲的传奇，便满足了这种心理需求。这当然有相当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可惜说到底，还是一种“意淫”。
      意淫也是有快感的，故很能迷惑一些人。而且，哪怕明知靠不住，也宁可信其有，不肯信其无。久而久之，便信以为真，把假象当成了真相。
      其实这事，应该说是“亦真亦幻”。前面说过，凡文人，皆御用，只有“在岗”和“待岗”之别。这就要“见用”。用不上，就会闹情绪，发牢骚，甚至恼羞成怒，破口大骂。比如祢衡，就曾怀揣名片，奔走许都。求职不成，这才骂遍朝野。
      就连文人的“反叛”或“反骨”，也当作如是观。要知道，历史上的文人，原本就是皇帝的弄臣。当上了的如“宠姬”，没当上的如“怨妇”，但都无不“盼临幸如望云霓，展菊花似绽新蕊”。只要皇上的龙体能够眷顾，哪怕去当夜壶。皇家的夜壶，也总归是金贵的。
      如果连夜壶都当不上呢？那就破罐子破摔，由“文人”变成“狂人”。这跟后宫嫔妃为了争宠，由撒娇而撒泼，没什么两样，甚至就是“要做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正所谓：夜壶不能当，就去做宋江；一朝天子唤，没人不上床。文人会有两副嘴脸，原因就在这里。
      至于“新文人”，则不过换了东家。东家不定就是谁。可能是政府，也可能是民众。他们自己，则既可当“五毛”，也可扮“草根”。反正，秀场就是官场，人前即是御前，都是“只有姿态，没有立场”。既然本无立场，也就无所谓“左右”。左也好，右也罢，都是“走台”，都是“作秀”。正如我在《韩寒的新衣》中所说，对于他们来说，“为民请命”和“含泪劝告”没有本质区别，只看“画眉深浅入时无”。

          三    三种姿态

      除了狂傲，清高也是文人的一张脸，一副牌。
      文人清高吗？当然。清高，是文人的Logo。但，也只是Logo。真正的清高，属于士人。文人，其实是表演清高，或自命清高。只不过，久而久之，养成习惯，有时也变成了真清高。这就正如世界上本没有路。走得多了，也就成了路。
      这样的清高，也有三种。第一种是目空一切，孤芳自赏，自以为天下第一，谁都不放在眼里。这种名为“清高”，实为“傲慢”。第二种是忸怩作态，待价而沽，口头上唱的是“归去来兮”，骨子里想的是“终南捷径”。这种名为“淡泊”，其实“钻营”。第三种就是演技颇高，或半真半假，甚至本有清高的一面。这就正如“三陪小姐”，未必都是“风尘女子”，也有“清纯少女”型，卖艺不卖身的。看走了眼，上当受骗，那是你自己的事。
      文人，为什么要故作清高呢？因为“卖相”较好。要知道，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是古代读书人的共同理想。文人也好，士人也罢，都一样。只不过，士人是去帮忙，文人却只能帮闲和帮腔。这就让其中一些也有理想抱负的，难免愤愤不平。如果连帮闲和帮腔的份都没有，更要抱怨。因此，不才明主弃，其实是“撒娇”；天子呼来不上船，则其实是“撒气”。因为李白，是并不甘心当文人的。
      撒娇和撒气，有没有用？难讲。但狂傲和清高，则肯定有利于“讲价”。人都是容易“犯贱”的，皇帝或掌权者也一样。你越是谄媚，他越是看不起。你要是摆摆谱，没准他更想要。这道理，有经验的交际花都懂。你不把银子花够，功夫做足，她决不会跟你上床。
      这就是文人的“清高”。其中，有做出来的，也有演出来的，都是姿态。至于恃才自傲，则其实是狂傲，是嘴脸，也是姿态。但无论哪种，都不敢蔑视权力，尤其是最高权力。不但不敢得罪，还要受其荫庇，分其杯羹。所以，谄媚也是真嘴脸。
      故，古之文人，有两副嘴脸：谄媚和狂傲；也有两种姿态：狂傲和清高。但这是“老皇历”。新中国成立后，五十年代“思想改造”，七十年代“斗私批修”。狂傲和清高，是重点打击的对象之一。这是连撒娇和撒气，都被不允许，谁还敢故伎重演？
      现在就更没市场。改革开放后，公民作为个人，有了更多的发言权和选择权。进入互联网时代，更可以对他人的作品和言论，自由地表达好恶和爱憎。这个时候，如果还傲气十足，牛皮哄哄，或者自视甚高，目中无人，谁尿你呀？
      这就要调整姿态；而新文人的新姿态，或者说新表情，就是“愤激”。

          四 新的表情

      调整是必须的。前面说过，凡文人，都要走台、献艺、开屏，而且是秀给别人看的。只不过，以前是秀给朝廷看，文坛看；现在则要秀给网民看，大众看。但，不管给谁看，都得察言观色，弄清楚看客喜欢什么，才能保证“收视率”。
      选择愤激作为姿态，也是有道理的。因为现如今，虽然日子越过越好，却又差不多每个人，都憋了一肚子气。弱势群体苦，中产阶级难，其他人也各有压力、烦恼和憋屈，可谓“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很想“出他娘的一口鸟气”，是民众的普遍心理。这时，如果有人出来“代骂”（呵呵，不是“代驾”），肯定“大快人心”。甚至甭管骂谁，只要骂得痛快，也能让人爽。某些从不讲理只会骂人的家伙，居然拥有众多粉丝和拥趸，这是原因之一。
      何况愤激也有传统。辛亥以后，革命成了主旋律，激进成了主流派。调门越高，就越是显得立场坚定、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只不过，以前是一边倒地“左”，现在是分左右地“愤”。但无论“左愤”还是“右愤”，共同的特点，都是愤激、非理性、不讲道理。
      这就值得警惕。因为没有理性的立场，很可能只是姿态，或者表情。因此，他们完全可能在一夜之间，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也完全可能只是为了表态，站队，抢话筒，昭告天下，占领道德制高点，争夺公共话语权。这样的“侠义”，岂不可疑？
      何况就算他们的想法是真实的，又怎么样呢？也只能培养造就“太平天国义和团”，再加“革命小将红卫兵”。事实上，愤激的情绪，并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它只能有一个效果，就是为走台作秀的文人增加“票房”。
      当然，国家有难，世道不公，有人出来说话，总比万马齐喑好，哪怕那人其实是作秀。不过，我更希望是“理性的声音”，而不是“正义的火气”。忧国忧民没有错，却决不等于骂爹骂娘。我们需要的，第一是理性，第二是理性，第三还是理性。
      事实上，有三种愤激：当事人的，一般人的，文化人的。第一种，可以理解，也可以接受。一个人，房子被强拆了，案子被错判了，血汗钱被私吞了，亲骨肉被杀害了，你还让他“淡定”，那是没有心肝。
      第二种，也可以理解，可以接受。因为“路见不平一声吼”，原本“见义勇为”，总不能要求人家吼得“温良恭俭让”。不过，我也愿善意提醒：最好能理性一点。至少，弄清事实。否则，弄不好就会整出“冤假错案”，那可是违背初衷的。
      至于文化人，则必须理性。他可以“愤怒”，不能“愤激”。或者说，可以怒骂，可以怒斥，可以怒吼，但一定基于理性的判断，归于理性的分析，而不是骂娘泄愤，煽动情绪。极端的情绪化，不是“士人的传统”，更不可能真正成为“社会的良知与良心”。

刊载于2012年6月12日《南方都市报》B21版，责任编辑帅彦

若兰

——“文化人的分野”之六

          一 混血与转型

       士人、学人、诗人、文人，是文化人的四种主要类型。所谓“文化人的分野”，便在这里。但必须再说一遍，这不是“职业类型”，无关乎“职业身份”。学者，也可能是文人；作家，也可能是士人。参加某组织或某机构，属于某团体或某圈子，也不足为凭。要知道，就连明代锦衣卫里，也有正人君子，何况“写作组”之类？此其一。
      第二，这事也无关乎私德。过去，因为公认“文人无行”，文人泡妞，大家听说都一笑了之，甚至乐观其成。但如果视“风流罪过”为文人专利，或以为风流者必是文人，则大错特错。陈独秀就很风流，并不妨碍他是士人。樊哙就说，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史记•项羽本纪》）。此人虽是“屠狗辈”，但这话说得很到位。
      第三，所谓“文化类型”，是某种精神类型、气质类型或人格类型。马马虎虎打个比方，类似于人的血型。只不过，文化血型，不全由天赋。而且，既可“转型”，也可“混血”。比如严嵩，原本也是士人，且“颇著清誉”（《明史•严嵩传》）。后来，替皇帝充当枪手，撰写青词（拍皇天上帝马屁的文字），便变成“文人”。最后，又变成“奸人”。这是“转型”。又比如，苏东坡，是士人兼诗人；司马光，是士人兼学人；王阳明，是士人兼哲人。这是“混血”。可见，文化血型与生理血型，并不完全相同。
       但“转型”也好，“混血”也罢，类型即血型。因此，文化类型，也会表现为一个人的气质和味道，即“气味”。气味是可以感觉的。敏感的人，刚一接触，立马便知，甚至会有生理反应（想拥抱或想呕吐）。是否投缘，往往就在这感觉之中。
       比如鲁迅，是士人；胡适，是学人；萧军，是士人兼诗人；郭沫若，是诗人、学人兼文人。所以鲁迅最喜欢萧军。跟胡适和郭沫若，就不大搞得来。萧军身上，是有侠气的。一怒之下，不但会拍案而起，还可能动手。再加上诗人的真性情，故为鲁迅所喜，觉得声气可以相通。对胡适的温文尔雅，则未必欣赏，也与胡适不和。
然而先生去世后，胡适却为《鲁迅全集》的出版奔走张罗，十分仗义。因为胡适虽为学人，却有士人风骨。该出手时，定会出手。郭沫若后来也赞美鲁迅，但我总怀疑那是“奉旨填词”。好在郭老同时还是诗人和学人。其成就和境界，仍为一般文人不敢望其项背。
      总之，人是复杂的。个体，也会有差异性。而且，人既“多面”，也“多变”，未必终其一生都是一种类型。类型之间，也并非水火不容，也可能水乳交融。何况还有伪装，还有误读。正所谓“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谁要把人看死了，也是犯傻。

          二 骨气与酸味

       那么，我们怎样判别类型？一是“望气”，二是“尝味”。
       士人的气质，总体上是阳刚的。因为士人的特点，是有担当，有气节，有风骨。故士人之气，为“骨气”。骨气的来源，主要是正义感，再加上责任感和使命感。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孟子•告子下》），所谓“使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孟子•万章上》），所谓“舍我其谁”（《孟子•公孙丑下》），便都有一股牛气冲天的精气神。显然，士人之气，即孟子所谓“浩然之气”。它的特点，是“至大至刚”（《孟子•公孙丑上》）。有此大气之人，甚至会产生强大的气场，让人折服，给人鼓舞，当然阳刚。
       但这与性别无关。一位女学者，或一位女作家，也可能有此“阳刚之气”，却同时仍是贤妻良母。贤妻良母，是她们的家庭角色；至大至刚，则是她们的文化性格。所以，她们也往往被尊称为“先生”。比如资中筠，是“资先生”；龙应台，是“龙先生”。当然，这里的“先生”，有“老师”的意思。但称为“先生”，还是比一般地叫“老师”，更为敬重。
      何况担当这事，也未必只属于“爷们”。实际上，女人往往比男人更有决断，更有肩膀。佘太君挂帅，穆桂英出征。国之兴亡，都担在女人肩上，还有什么话说？
      文人的气质，则总体上是阴柔的。因为文人的前身，高级一点的，是皇帝的词臣；低级一点的，则不过弄臣。所谓“文学侍从之臣”，也就多少都有点“臣妾心理”。故文人多柔媚。或者说，帮闲，则柔；帮腔，则媚；帮凶，则阴。文人为强权帮凶，从来就不会明火执仗，一般都是上眼药，传闲话，蜚短流长，添油加醋，多为后宫嫔妃争宠那一套。
因此，文人之气，是酸气。酸，是文人特有的味道，别人没有的。为什么酸？献媚邀宠，争风吃醋，患得患失。文人最想的，是名扬天下；最怕的，是失宠落单。如果垂涎三尺，那葡萄又吃不上，或别人吃得更多，必定酸溜溜。
      故，凡文人，无不酸。甚至，看一个人是不是文人，或有没有文人气，就看他酸不酸。闻香识女人，闻酸识文人，这是屡试不爽的，可谓“品鉴识别指南”。至于傲气，那是醋长了毛。这就正如失宠的女人，可能变成“怨妇”，也可能变成“泼妇”，没什么好奇怪的。
      这同样与性别无关。但一个男人，如果文人气特别重，便难免“女里女气”，甚至翘起“兰花指”，拿起“娘娘腔”。这里也没有“性别歧视”。女人不比男人差，阴柔之美也是美。问题是，我们非常喜欢“女人味”，却完全无法接受“娘娘腔”，这又是为什么呢？

         三 “娘娘腔”之谜

      这就要弄清什么是“娘娘腔”。表面上看，娘娘腔，就是男人说话像女人。女人说话像女人，是“女人味”；男人说话像男人，是“男人味”。不男不女，当然“不是味”。
      问题是，女人说话像男人，叫什么“腔”？好像没有说法，可见不成问题。显然，这事无关乎真假。否则，“假小子”怎么不讨人嫌，反倒招人爱？同样，这事也无关乎性别。否则，“慈父如母”又怎么说？
看来，问题不在男人女人，而在士人文人。讨厌“娘娘腔”，其实是讨厌“文人气”。正如喜欢“男人味”，其实是喜欢“士人骨”。
      这并不难证明。首先，娘娘腔，肯定是文人的。你见过工人、农民、解放军，有“娘娘腔”吗？一身傲骨的士人，也没有。其次，娘娘腔什么味儿？酸的。文人气什么味儿？也是酸的。这就肯定不是“女人味”。女人味不是酸，是甜。正如男人味也不是酸，是咸。女人是糖，男人是盐，故一甜一咸。
      因此，娘娘腔不是“假女人”或“伪男人”，也不是“学生腔”或“文艺腔”。文艺腔，就是“文青”的腔调。文艺青年，初入江湖，涉世未深，傻乎乎地带着理想，带着憧憬，还带着几分羞涩，有如青苹果。所以，他们的味道是涩，顶多略酸。
      男人咸，女人甜，这都是“正味”。咸菜里面放点糖，甜品里面加点盐，只要恰如其分，更有味道。所以，男人有点像女人，女人有点像男人，未必是坏事，甚至是好事。比方说，一个男人像女人一样，疼爱自己的孩子和爱人，温柔体贴，关怀备至，谁不喜欢？
      事实上，男人有某些女性气质或特征，正如“南人北相（北人南相）者贵”，是刚柔相济，阴阳和谐，中庸之道。其结果，是士人则谦和，是学人则儒雅，是诗人则唯美，是老人则慈祥。反过来也一样。具有某些男性气质或特征的女人，或者大气，或者帅气，或者英气，或者豪气，甚至兼而有之。要知道，所谓“女儿身，男儿心”，原本就是女人中的极品。只不过，不能弄成顾大嫂或孙二娘，母老虎或女政委。呵呵，那可完全是另一回事。
     娘娘腔则不同。它根本就不是“男人像女人”，而是男人的“命根子”被割掉了。这才说起话来，像宦官、太监、公公。只 不过，对文人来说，是精神被阉割，灵魂不能雄起。这是气节问题，不是器官问题。同样，这事也无关乎性取向。一个男人自愿做变性手术，是他的权利和自由，我们无权议论，也与本案无关。

         四 风度与腔调

     心灵被阉割，就不会有精气神，也不会有风度。剩下的，便只有腔调。
     腔调与风度有何不同？风度来自本色，腔调来自拿捏，叫“拿腔捏调，装腔作势”。无疑，装腔作势的“势”，不是“气势”，而是“姿势”，亦即“姿态”。姿势和姿态，重点在“姿”，故文人最重“姿色”。比如，夸张华丽，铺陈排比，口若悬河，言过其实。故，文人不但“只有姿态，没有立场”，而且“只有腔调，没有风度”。
     有风度和气势的，首推士人。因为士人有风骨、有气节、有担当，再加有肝胆，故能气吞山河，势如破竹。其风度，则是孟子所云“充实之谓美”（《孟子•尽心下》）。当然，美之上，还有大（充实而有光辉）、圣（大而化之）、神（圣而不可知之）三个品级，但都很难。能够“充实”，就很好。能“充实而有光辉”，就叹为观止了。
诗人和学人也有风度。不过，我们一般管诗人的叫“风采”，学人的叫“风范”。因为诗人多半“神采飞扬”，故曰“风采”；学人则要“为人师表”，故曰“风范”。
      风采也好，风范也罢，都是本色。诗人的本色是真性情。性情因人而异，或男或女，或南或北，或刚或柔。但只要真，则阳刚与阴柔均为美，豪放与婉约都是诗。诗言志，因此诗人是“性情中人”。他们有情怀，也率性，有如“赤子”。故，诗人多有“孩子气”。
      学人的本色是真学问。他们是“学术中人”，也是“问题中人”。学术和问题，合为“学问”。做学问，要有知识，更要有理性。所以学人的气质特征，是厚重、沉稳、平实。而且，只有“博览群书”，才能“厚积薄发”。故，学人多有“书卷气”。
     书卷气是修养所致，孩子气是天赋所成，这是学人与诗人的区别。共同之处，则是真实。总之，士人有风骨，诗人有情怀，学人有理性，哲人有智慧。因此，他们都有风度。他们的风度，也都自然呈现。正所谓：唯大丈夫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
     文人就只有腔调。腔调不是“范儿”，是“派儿”。范儿是自然的，派儿是做作的，所以也叫“做派”。文人的腔调，就是做派。使用的原材料，则是“馊了的饭菜”。所以，它的味儿是酸的。这就难以下咽，甚至令人作呕。要知道，即便正宗的山西老醋或镇江陈醋，也不能端起来就这么喝，何况是隔夜饭的酸？
     这样说，肯定有人不爽。的确，我们是一个有着“文人传统”的国度。文人习气，大家或多或少都会沾染一点。这就既要解剖别人，更要解剖自己。否则，任何一个文化人，包括我自己，是都有可能成为文人的。

刊载于2012年6月15日《南方都市报》B14版，责任编辑帅彦

若兰

——“文化人的分野”之七

       一 我也差点是文人
      文章写到这会，文人的坏话已经说了不少。给人感觉，好像有什么深仇大恨，或文化偏见，非得在文化人的种种类型中，搞“种族歧视”。
      呵呵，不是这样的。我跟文人，非但前世无冤后世无仇，还曾经也是其中一员。之所以拿他们开刀，还刀刀见血，不留情面，原因有三：第一，文人是我们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表情。第二，表情不佳，是因为内心错乱。第三，这个问题如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则稍有文化者，谁都可能堕落为文人。
      就说我自己。
      严格说来，当年我开始写作的时候，还只能算“文青”，算不了“文人”，因为不够资格。在报刊上写几篇小破文章，或者发表点诗歌什么的，就是“文人”了？没那么便宜。文人，得成熟；文青，就幼稚。但，幼稚归幼稚，不等于没有文人的毛病。
     比如希望“见用”，这心思是有的，还很重。那时，如果有“梁效”之类的写作组召唤，屁颠屁颠就去了。也不会喊阿Q“同去同去”，但会对着农场的庄稼地喊一声：我辈岂是蓬蒿人！可惜那些写作组，门槛太高，够不着。因此，没变成“四人帮”的御用文人，不是有什么风骨气节，是没机遇和资格。
      但，组织上没进“写作组”，思想上是进了的。而且，还积极创造条件，争取进去。颂圣、唱红、批黑、整风，没有一件不是闻风而动，甚至都不用领导布置。腔调，也是“朗诵体”或“播音腔”。至于“四人帮”嫡系部队的作品，则是当作教材来学习的。
      这样做，并非没有功利目的。一要政治上受信任，二要生活上得改善，三要走出去有面子。因此，一旦被用，就洋洋得意；遭到冷遇，就垂头丧气。如果还“情场失意”，就更是“怀才不遇”：我这样的“才子”，咋没“佳人”来眷顾呢？现在看，真是酸极了！
      因此，我曾反躬自问：如果没有拨乱反正，没有改革开放，没有对历史和自我的反思反省，会不会也盼望着“淡扫峨眉朝至尊”？十有八九。因为，你不把头脑中文人的软件删除并格式化，它就没准哪天会冒出来。我狠批文人，其实也是警告自己。
       家丑不可外扬。自曝“前丑”，正是为了“绝后”。事实上，文人虽为帝制时代产品，却像阿Q一样，是不会“断子绝孙”的。诗人和学人，甚至士人，随时随地也都可能变成文人。这可不是敲一下回车键，就能含糊过去的，必须来算一个总账。


          二 学人也会是文人
      先说学人。
      表面上看，学人与文人的差异很大，其实未必。中国的学术传统，历来就是文史哲不分；中国的政治传统，则历来是官学文不分。秦汉以后的博士，唐宋以后的学士，都是官。翰林院，也很难说是政研室、社科院，还是文联作协。而且，一个读书人，学问越好，越有可能成为皇帝的“词臣”，甚至“弄臣”。他们多才艺，通古今，承问对，草诏书，往往同时是官人、学人和文人，既能注经考古（有的成就还不低），又能舞文弄墨（有的文笔还不差），还能出将入相（有的官职还不小）。即便是在野的学者，也不少都能吟诗作赋。何况“身在江湖，心存魏阙”，所谓“文人习气”，便难免“如影相随”。这是古代。
      今之学者，会做诗的倒是不多了。充当“笔杆子”的，却不少。改革开放前，要“为政治服务”；改革开放后，要“为政府服务”。服务原本也可以。任何一个政党或政权，都需要有学术的帮助和支持，比如回答咨询、参与决策、进行论证等等。这并无可厚非。
      但这事要有原则。第一，不能所有的学术研究，都为政治或政府服务。有不服务的，也有服务不了的。第二，有需要，得聘请。官民双方，相互平等，是契约关系。第三，独立自主，客观公正，实话实说。有问题如实相告，有分歧充分讨论，有看法据理力争。学者的意见，官方可以不听；官方的想法，学者也可以不从。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事实），只唯理（逻辑），方为真学者，方为真学人。
       总之，原则有三：不能全部，没有义务，可以说不。再明确一点，就是不媚权，不拜官，不趋炎，不附势，可以做“参谋”，不能当“喉舌”。如能这样，不但为政府服务应该，为企业、为个人服务，也没错。为此收取合理的费用，更没错。
       可惜，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坚持学术的良知与良心，非常之难。不少学者，都是看着领导的脸色说话，甚至是领导定了调子以后，便帮着说、照着说、顺着说。这就无异于帮腔和帮闲，跟文人没什么两样了。
      这种现象，在社科人文领域，尤为突出。只不过，社科界帮腔多，人文界帮闲多。所谓“智囊”，其实“酒囊”；所谓“泰斗”，其实“阿斗”。这样的学者，就不能叫“学人”；或名为“学人”，实为“文人”，甚至“花瓶”。


        三 士人也会是文人
      再说士人。
      在前面的文章中，士人和文人，一直是作为“对立面”来表述的。但，这是为了行文的方便，理解的简易。实际上，二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知道，文人原本就是士人的变体。士人如果是没病的，怎么会变成文人？
     何况士人也一直在变。战国已不同于春秋，秦汉更迥异于先秦。春秋的士，多有风骨。比如子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宁肯站着死，也不跪着生。孔子虽然周游列国，四处求职，但那是为了实现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故一言不合，便拂袖而去，视官位如敝屣，甚至宁肯“乘桴浮于海”。这风骨，到墨子、孟子、庄子那里，也还有。
      战国就不一样了，尤其是后期。商鞅去见秦孝公，是带了三套方案的。哪套吃得开，就用哪一套。至于张仪、苏秦辈，更是唯利是图，完全没有什么底线，也没什么坚守。苏秦说得很明白：一个士人，拼命读书，如果不能靠这谋取富贵，书读得再多，又有什么用（请参看《史记•苏秦列传》）？
      秦皇汉武以后，更是大变。先秦的士，是“游士”；秦汉以后，是“绅士”。游士是“自由职业者”。他们可以做官，也可以不做。做，也是“聘任制”。老板可以解聘，自己也可以跳槽。所谓“楚材晋用”，所谓“朝秦暮楚”，就是这个意思。
绅士则必须做官。不做官，岂能叫“士大夫”？实际上，绅士之所以又叫“缙绅”，就因为他们的腰带上，是要插笏的。腰带，就叫“绅”；插笏，就叫“缙”。这当然是官员甚至大臣的服饰。因此即便“乡绅”，原则上也得是退休的官员；或者虽无官职，却有官威，却有官谱。见了地方官，是可以礼尚往来的。
      这就是秦汉以后的“绅士”。以前，只要是士，就有绅（腰带）。比如子张，就曾“书诸绅”（《论语•卫灵公》）。秦汉以后，士人系绅，心里想的都是插笏；他们读书，也都是为了做官。做不了，就得候着。做胥吏、师爷，是“屈就”；做教书匠、孩子王，是“失意”。这些都不能叫“绅士”。士人之主流，其实是“官人”。至于做官以后，是去帮忙，还是帮闲和帮腔，甚至帮凶，就由不得自己了。士人变成文人，岂非分分钟的事？
      事实上，士人与文人，常常混淆不清，甚至同为一个人的两面。比如韩愈，写《论佛骨表》时，是士人；写《幽拘操》时，是文人。什么“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你都不敢相信其作者，是“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的那个人。


        四 人人都会是文人
      如果说，连士人都可能变成文人，那么，学人和诗人，就更没什么不可能。要知道，古代的学术，原本就有两种：官学和私学；诗，也有两种：雅颂和国风。谁，又能一清二楚地划出“楚河汉界”？
      何况一个人的价值要实现，得有别人认可。那么，在一个权力至上的社会和时代，最权威的认可来自哪里呢？当然是权力。而且最权威的，就是最高权力。古人说得很坦白：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重横行，就是希望实现自我；赐颜色，就是价值得到体现。渴望得到皇上青睐的，并不只是文人啊！
      更何况，文人也好，士人也罢，甚至包括学人和诗人，又有几人不想从政，不想做官？当然，动机或有不同。有的是要平治天下，有的是要光宗耀祖，有的是要以权谋私，但都要依附皇权。因为秦汉以后，做官的制度，变成了“任命制”。皇帝不赏识，朝廷不委任，你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满腹经纶，又能如何？
      因此，真正的士大夫，或许尚能保留和继承“古士遗风”。但从秦汉到明清，每下愈况。到“文革”期间，更是斯文扫地。风骨、气节、担当、肝胆，所剩无几。相反，跟皇家、官府、公权力，则有着扯不清的关系；跟政治，也有着扯不清的关系。
      关系有种种，或紧密，或松散。原因也有种种，或以天下为己任，是一种责任担当；或以政治为运动，不搞他心里痒痒。想着“背靠大树好乘凉”，或者“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的，也有。最松散的，也若即若离、藕断丝连，正所谓“剪不断，理还乱”。
      这样一来，中国的文化人，脑子里便都有一根弦：政治正确。这并不错。西方也讲“政治正确”，比如不能侵犯人权，不能种族歧视，不能恐怖主义。但人家，只把这当底线。底线之上，是广阔自由的空间。咱们，却是当高标。高标之下，处处禁忌，遍地雷区。
      更有甚者，咱们还要比赛，看谁更加“政治正确”。这就有了两大习惯，一是表态，二是站队。表态要见风使舵，站队要以人划线，也就顾不上什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结果，跟文人一样，也是“只有姿态，没有立场”。
      所以我说，问题如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人人都会是文人。士人、学人、诗人身上会有“文人气”，就更不奇怪。实际上，本系列文章之所谓“士人”，也包括学人和诗人，都是理想状态的，或本来意义的。也就是说，凡士人，就该如此。并不等于说，当真如此。有真士人，也有半真半假、徒有虚名和变来变去的。士人一旦堕落，则与文人无异，甚至还不如文人中之有“士人风骨”者。
      既然如此，为什么要把文人单挑出来痛批？这正是下一篇文章要回答的。




刊载于2012年6月19日《南方都市报》B14版，责任编辑帅彦

若兰

——“文化人的分野”之八

         一 文人是“国民的集体表情”

      把文人单挑出来痛批，不是要“吃柿子”，而是因为“树大招风”。或者说，因为他们站在台前，聚光灯下，万众瞩目。实际上，文人是我们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表演者”。他们的表演，就是我们的表演，是我们的“集体表情”。
      表情人人都有，关键在于有没有人看，主要看谁的，以及为什么要看。为什么要看呢？为了知道真情。真情有三：身之所历，是“实情”；心之所感，是“心情”；形于言表，就叫“表情”。每个人，有自己“个人之表情”。一国的国民，也有他们“集体之表情”。国民集体表现出来的，就是“国情”。
      这就不能看官人。官人代表的是官方，未必是国民。看官人的表情，是为了看当局的态度。这种态度与国家利益有关，与个人情绪无关。甚至只是“官腔”，并不好看。看众人也不行。人太多，看不过来，看不明白，甚至看不见。民众在历史上，从来就是“沉默的大多数”。哪怕网络时代，也如此。
      看学人，同样不行。他们的著作，并不代表国民心态。当然，从他们的关注热点和行文风格，也能看出一个时代国民的精神风貌和心理状态。但这是流露，是体现，不是表情。表情得靠“有情人”，诗人当然算一个。但诗人太个性。你很难弄清他的作品，是“集体闹情绪”，还是“个人发神经”。除非，他是“写诗的文人”。
      实际上，也只能靠文人。成为国民的集体表情，文人不但“当仁不让”，而且“义不容辞”，因为他就是干这个的。没错，文人的“本职工作”，是为皇权或当局帮腔帮闲，偶尔帮凶。帮闲倒无所谓，乐和就行。帮腔和帮凶，就得“讲政治”。否则，穿帮露馅，是会吃力不讨好，甚至吃不了兜着走的。
      怎样“讲政治”？两条。第一，你不能说这些话，是皇帝或当局让说的。那就没意思了。你得说，皇上“仁慈圣明”，天下“祥和太平”，某人“罪该万死”，都是“人民的心声”。这样，听起来才顺耳。第二，你也不能只对皇帝或当局讲，更要对民众讲，还得让他们点头称是信以为真，才算得上是帮腔和帮凶。老资格的“五毛”，都懂这道理。
      换言之，文人必须实际上是“皇权的传声筒”，表面上却是“民意的代言人”。这当然很考手艺，故文人必定有才。何况泱泱大国，人才辈出。文人队伍，也就蔚为大观。久而久之，不明就里的，便以为文人所说，就是国民的心情，也是国家的实情。于是，文人的表演，就成了“国民的集体表情”。

         二 表情、心情、实情

      这样的表情，显然是不真实，或未必真实的。
      不真实，倒很难说就是问题。表情、心情、实情，其实并非总一致。一个人，可能日子过得苦哈哈，却不妨碍他心里乐呵呵；可能心里气哼哼，也不妨碍他脸上笑眯眯。所以，表情未必代表心情，心情未必代表实情。只看表情，哪成？
      再说情况也很复杂。苦哈哈而乐呵呵，可能真是“以苦为乐”，或“不以为苦”，所谓“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是也。气哼哼而笑眯眯，则可能是“城府极深”，或“修养极高”，甚至“痛苦留给自己，欢乐带给别人”，你能说不好？
      但，明明是“皇权传声筒”，却偏要装成“民意代言人”，总归拧巴。心里想的和嘴上说的打架，也拧巴。所以这种事，偶一为之可，坚持不懈难。故文人内心，多半纠结。有谄媚和狂傲两副嘴脸，也能理解。忍气吞声那么久，不让他宣泄一下，岂非不人道？某些风骨气节尚存的文人，干脆宣布“老子不干了”，更该同情。
      不过，同情归同情，拧巴归拧巴。不但文人拧巴，我们也拧巴。因为看表情，是为了看心情；看心情，是为了看实情。总之，我们要的是真情。一回两回表里不一，倒也罢了。如果长期拧巴，岂非神经错乱？哪怕总是半真半假，也别扭。
      这就不但有问题，而且是大问题。什么问题？没有魂魄，没有风骨，没有坚守，没有恒定的价值观。事实上，我们推崇士人，责备文人，就因为士人有坚守。尽管他们坚守的东西，比如忠孝节义、三纲五常，都未必正确，或不合时宜，但总归始终如一。
      文人则“只有姿态，没有立场；只讲表情，不讲实情”。需要“歌功颂德”，就“满脸灿烂”；需要“排忧解难”，就“眼泪汪汪”；“群情激奋”之时，也能“仗义执言”一把。文人的清高和侠义未必可靠，未免可疑，原因即在于此。总之，没有恒定价值观的文人就像烟花：光彩夺目，一地纸屑。
      难怪从古到今，众口一词都说“文人无行”。这其实无关乎私德。文人那点风流事，相比帝王将相的游龙戏凤，达官贵人的妻妾成群，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他们之所谓“无行”，其实是“无节”和“无品”。比如再怎么说，也不能称暴君为慈父，视红肿若桃花，赞屠戮曰解救吧？苟如此，则天良何在，天理何存？
      任何一个心智健全心理健康的民族，对此都不会容忍，更不会欣赏。然而有趣的是，不少自命清高的，摄像机前一站，就自动变成文人。言不由衷地歌功颂德，还一脸的真诚。看来，文人传统就像某种气息，弥漫于空间，渗透于骨血。其中奥秘，值得深思。

          三 国情与民情

      文人无行，是国家有病，国民有病。恩格斯说过，政府的恶劣，是可以用臣民的恶劣来解释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下引同）。文人的恶劣，也当作如是观。也就是说，文人这种类型，在“必然产生”这个限度内，是合理的。岂止合理，而且合情；既合国情，又合民情，以至于我们就好这一口。
      因此，不能把所有的脏水，都泼到文人头上；也不能把所有的账，都算给他们，更不能只算在少数几个人身上。一个真正的贵族，是不可能猥琐的。内心强大的国民，也不会有这样的“集体表情”。只拿文人开刀，显然不对。
但，我们可以把文人看作一滴血，看看血相，查查体。如果“体检报告”显示“既无血气，也无血性”，那就真得问个“为什么”了。      也只能一言以蔽之。
      简单地说，根子就在小农经济和计划经济。前者几千年，后者三十年，时间虽然有长短，却都只能造就“臣民”，不能培养“公民”。臣民，正如马克思所说，是“一袋马铃薯”。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也不能保护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保护。其结果，只能是“行政权力支配社会”（《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这样的社会，一切都是围绕最高权力旋转的；这样的臣民，则一定只能由别人来主宰和代言。皇帝，就是“从上面赐予阳光雨露”的主宰者；文人，则是最高权力赐给民众的代言人。臣民只能接受这个代表，因为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他们甚至乐意于也成为文人，因为可以得到更多的雨露和阳光。
      结果是，我们的国民没有了自己的表情。我们的表情，只能是钦定甚至御制的。当然，做工不差。精致，乖巧，美轮美奂，还丰富多彩。文人，就是制作这种表情的“能工巧匠”，保证能让臣民们五迷三道，交口称赞，广为传播，并以为那真是我们的“集体表情”。我说文人无不御用，道理就在这里；我说人人都会是文人，道理也在这里。
      然而正如恩格斯所说，在“必然产生”限度内合理的，不等于本质上合理；而本性不合理的，哪怕再现实，也会灭亡。国民集体表情的本性是什么？是全体国民的自由表情。它不是钦定的，更不是御制的，也不需要什么“文人”来代言。那，才是我们要的表情。
       问题是：怎样才能实现？

         四 独立人格，自由意志

      只有一个途径：文化的自觉。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有“文化的自觉”，才会有“自觉的文化”； 有“自觉的文化”，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这就得靠所有人，靠每个人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
      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是一个带根本性的大话题，这里只能从简。从历史上看，士人相对独立，文人比较自由。但这是表面现象。实际情况，是没有人真正独立，也没有人真正自由。称孤道寡，那叫“孤立”；放浪形骸，那叫“放任”。孤立不是独立，放任不是自由。相反，自由即责任。不负责任，或诿过于人，都不是自由。
      显然，要想自由，就得独立。独立才负责，负责才自由，自由才平等。路都不会走的孩子，有自由吗？奴隶和奴隶主，能平等吗？不平等，必依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三从四德，都是人身依附关系。妻依附夫，子依附父，民依附官，臣依附君，全国人民都依附于皇帝。结果，所有人都不会表情，还得文人来代表。
       这样一种依附关系，是不符合人性的；这样一种“代言”和“被代言”，也是不合理的。用恩格斯的话说，它“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也一直有另一种声音与之抗衡，比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比如“文章须自出机抒，成一家风骨”（《魏书•祖莹传》）。风骨，也从来就是我们民族的坚守和追求。
      但，守要守得住，追要追得着。守不住，追不着，就纠结。好在，按照恩格斯（其实也是黑格尔）的说法，本性不合理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由新的东西来代替。当然，这需要条件。幸运的是，这个条件，今天已经具备，并越来越成熟。
       改革开放，打开了独立之门；市场经济，铺平了自由之路。农民可以进城，工人可以经商，官员可以下海，白领可以跳槽。大多数人都不再像从前那样，死死地依附于单位或土地。这就像古希腊人，炸毁了氏族组织，从而独立出来；也有点像春秋战国，“毛”不必只依附在某一张“皮”上，而可以“朝秦暮楚”。
      依附关系的解除，带来的必定是自由和独立。我们应该明白：用不着因为领了点工资，就点头哈腰、感恩戴德。你可以把自己看作“雇员”。但，如果说有“老板”，那也是纳税人；有“领导”，也只能是你认定的真理。无论作家、学者、媒体人，都如此。
      由此可见，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是文人自新之路，国民改造之路，道德重建之路，中华振兴之路。只要走上这条道路，你会发现前面是一片光明。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己代表自己；我们每个人，也都可以自由地表情。
      我们甚至不必再有文化人的分野，因为你完全可以自由地选择适合自己的类型，还可以在各种类型之间自由转换，游刃有余。比方说，作为学人，可以甘于寂寞，又勇于发言；作为诗人，可以表现自我，又心系天下；作为哲人，可以远离尘嚣，又关注现实。你甚至可以兼有士人之风骨，诗人之情怀，学人之风范，哲人之慧心。那，就是“至人”。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刊载于2012年6月22日《南方都市报》B14版，责任编辑刘铮
全文完

宗旨

十分值得品味的文章。与余秋雨的文章一样对灰色人性描述相当到位。

秋歌

己阅读,受益非浅,谢谢好友.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