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若兰 于 2014-12-12 13:36 编辑
二、表意上的“无理而妙”
表意上的“无理而妙”就是诗歌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情感、事理(事物的道理)看似无理,实则妙趣横生。《管子·版法解》:“慎观终始,审察事理。” 南朝朝的刘勰在《文心雕龙·杂文》中说:“ 仲宣《七释》,致辨於事理。”在诗歌中,诗人为了更好地抒发情感,表达思想,就违反一般生活常识及人的思维逻辑,对“无理”的东西进行描写和叙述。下面从三个方面来说明在如何做到表意上的“无理而妙”的。
1、主观因素造成的“无理而妙”
由于诗歌受到诗人主观因素的影响。诗人在创作中,往往会渗透自己的主观情感、思想以及对事物的看法,就会从一个更好的、看似不合常理的角度去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
比如,李煜《浪淘沙》: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李煜亡国后,被羁留汴梁。他的身份是亡国之君,是“违命侯”,眼前的处境,难免产生故国之思,按照常情,诗人就该凭栏远眺“无限江山”,沉浸在“故国之思”之中。可是,诗人在词作中却说“独自莫凭栏”。这看似“无理”之语,恰恰从另一角度道出了词人思国之切,失国之痛。因为,凭栏而远望,远望而生情,生情而伤感。
2、客观因素造成的“无理而妙”
诗人在诗歌中表情达意,往往是含蓄蕴藉的,这主要表现在物象的选择上。我们知道,生活中的物象进入诗歌,就是审美意象,即包含着诗人情感的物象,具有情感性和审美性。对于“无理而妙”来说,诗人所选择的物象来表达情感思想,是有自己独到的特点。
比如,李白《劳劳亭》: 天下伤心处,劳劳送客亭。春风知别意,不遣柳条青。
我们都知道,“春风”自然之物绝对不知离别之苦,也不能主观地决定柳条发青。但李白却赋予春风以人的情感,让春风来主宰柳条,不让柳条发青。因为柳条中的“柳”谐音“留”,也就是没有发青的柳条,就不能送客了,就留住客人。但实际上,诗人借“柳”这一审美意象所要表现的是怕离别之人所饱受别离的苦楚。
在看贺铸《踏莎行》: 杨柳回塘,鸳鸯别浦,绿萍涨断莲舟路。断无蜂蝶慕幽香,红花脱尽芳心苦。返照迎潮,行云带雨,依依似与骚人语。当年不肯嫁春风,无端却被秋风误。
词作中,红色的莲花能“嫁春风”,“红花脱尽芳心苦”在生活中看来都是不可能的,看似“无理”,却道出了词人的人格本性。诗人运用了拟人的修辞手法,赋予“莲花”、“春风”、“红花”以人的情感。就前一句来说,所谓的不“嫁”春风就是不与群芳为伍,孤芳自赏,不随波逐流,而终于落得“被秋风误”的悲剧性结局。其实,这句暗含了一个怀才不遇的封建士子的无限感慨。后一句也是拟人手法,表面是说,花儿凋谢了,花儿内心感受到苦楚。花儿是没有这样的感受的,看似无理,却很厚“理趣”,即表现了词人孤独寂寞的之情。
3、主客观因素造成“无理而妙”
人与物结合也就是主观与客观的结合。古代诗歌的表现手法中,情景结合,融情入景,等,就是主观与客观的结合的表现。在诗歌中,诗人情感往往左右对客观物的选择,一旦选择,融情与物,二者达到合一。正如王国维所说的:“一切景语皆情语。”
如,晏殊《踏莎行》: 小径红稀,芳郊绿遍,高台树色阴阴见。春风不解禁杨花,蒙蒙乱扑行人面。 翠叶藏莺,朱帘隔燕,炉香静逐游丝转。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
春到人间,杨树开满了花,可那春风不懂得约束飞舞的杨花,任凭其随风飘舞。杨花一片迷蒙,纷乱地打在行人面上。词人运用拟人手法,把杨花拟人化,赋予物以情感,拉近了“物”与“人”的距离,甚至融合一体,成为人的对象。词人嗔怨杨花不解人意,实则通过杨花的不解人意,把人与物结合起来,共同表达了词人伤春之感,离别之情。
又如,清代的黄任《杨花》: 行人莫折柳青青,看取杨花可暂停。到底不知离别苦,后身还去作浮萍。
诗歌中的最后两句所表现的看似无理,却富有“理趣”。诗人化用了苏轼《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中“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句子。诗人责怪杨花不晓人情“作浮萍”,勾起行人“离别苦”,故行人不必“折柳”,从而含蓄地流露出离别之哀。
总之,北宋诗词大家东坡曾说:“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趋。”其“反常合道”,即为“无理而妙”。我们从以上的分析看出,打破通常事理,运用看似不配的词,貌似“无理”,不但增强了诗歌的理趣,而且引人入胜,回味无穷。
转自古代诗歌与教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