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杜荣：诗歌和诗教

曹杜荣

诗歌和诗教

曹杜荣

一、走近诗歌

各种体裁的诗，统称为诗歌。那么什么是诗呢？《现代汉语词典》在“诗”这一词条后写着：“文学体裁的一种，通过有节奏、韵律的语言反映生活、抒发情感。”

《尚书·尧典》有“诗言志”一说。志，本义是停止在心上，也就是藏在心里的意思。先秦时代人们对“志”的理解，主要是指思想、志向和抱负，但也包孕着情感的因素。唐代白居易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宋代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诗者，吟咏情性也。”明代谢榛在《四溟诗话》中说：“作诗本乎情。”清代费锡璜在《汉诗总说》中说：“诗主言情，文主言道。”现代郭沫若在《论诗三札》中说：“诗的本质专在抒情。”这些都说明诗歌的本质特征在于“吟咏性情”。

诗的形式很多，一般分行排列，讲究节奏，有韵律，可吟诵。它要求高度集中地反映生活，饱含感情和想象，语言精炼而形象性强。

前苏联文艺理论家别林斯基说：“诗歌是最高的艺术体裁。”[1]我国著名诗人艾青称诗为“文学的文学”、“文学的顶峰”、“文学的最高样式”。[2]

真正的诗，应该是真理的声音、历史的回响和时代的号角，应该是作者心灵的歌、感情的火和思想的光。

我国是诗歌的国度，在华夏文明灿烂的长卷中，诗人灿若星河，作品浩如烟海，风格异彩纷呈。我国的诗歌，源远流长。有文字可考的可追溯到远古的尧舜时代，那时有一首反映原始时代民情古朴的民谣《击壤歌》：

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

凿井而饮，

耕田而食，

帝力于我何有哉！[3]

还有一首《卿云歌》：

卿云烂兮，

纠缦缦兮，

日月光华，

旦复旦兮。[4]

这是虞舜将禅（shàn）位传禹时作的一首赞歌，也表达了古人典雅素朴的情操。辛亥革命后的民国初年，《卿云歌》曾被采作国歌。

到了周朝，出现了《诗经》，这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战国后期，我国古代第一个伟大诗人屈原开创了句尾常带“兮”字的楚辞（也称骚体）。汉、魏、晋是古体诗（包括古风和乐府歌辞）发展的时代，有以曹氏父子为核心的“建安七子”[5]和左思、阮籍、陶渊明等代表人物。齐朝永明年间，兴起“声律说”，诗文力求声韵调谐，重视形式技巧，出现了鲍照、谢朓（tiǎo）等“永明体”的代表诗人。南朝齐梁时期又发明了“四声”（平、上、去、入）学说，沈约、周颙（yónɡ）都有相关著述，这就为近体诗（又称格律诗）的形成准备了条件。

从齐朝后期开始酝酿的近体诗，到了唐代终于发展成熟，大放异彩，使我国古典诗歌发展到了鼎盛时期，诗歌创作取得了空前的成就。这个时代名家辈出，众体兼备，佳作如云。奔放飘逸的李白、沉郁顿挫的杜甫双峰高耸，雄视千古；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田园山水诗派和以高适、岑参为代表的边塞诗派，相映成辉，光彩夺目；以通俗平易的白居易为代表的新乐府反映现实，妇孺传诵；还有精警含蓄的刘禹锡、清新俊拔的杜牧、绮丽精工的李商隐、奇诡险怪的李贺等大诗人……一部《全唐诗》就收有诗48900多首，作者2200多人。

词、曲是古典诗歌的变体，分别在宋、元文坛上成为主流。宋代词坛，以苏轼、辛弃疾为代表的豪放词派和以李清照、柳永为代表的婉约词派，一刚一柔，各显风骚，创造了诗歌艺术的新辉煌。元代关汉卿、王实甫等悉心经营，使元曲雅俗共赏，造就了我国古典诗歌的又一个高峰。元曲以其完美的艺术形式与唐诗、宋词一起成为我国古代文苑中的三株奇葩。明清两代，虽然小说异军突起，但古典诗歌仍然生生不息，继续谱写着它的历史。

中国古典诗歌最突出的特征是抒情言志，在艺术表现手法上重视比兴寄托，讲究音韵之美。它像一条横亘（ɡèn）古今的河流，流淌着中华文学艺术的精髓，激荡着历史精魂的心曲，成为传承民族灵魂的载体。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新诗（或称“新体诗”）兴起。新体诗也叫自由诗，其特点是用白话语言写作，表现科学、民主等新的时代内容，打破格律的束缚，形式上灵活自由。《新青年》杂志最早试验并倡导新体诗，郭沫若的《女神》代表了新体诗创始期的最高成就。我国的新诗，诗人甚众，流派甚多，如20世纪20年代的尝试派、人生派、早期浪漫主义、湖畔诗派、新格律诗派、早期象征诗派，30年代的现代派、汉园三诗人、七月派，40年代的中国新诗派、九叶诗派，50年代的中国现实主义、现代派诗群、蓝星诗群、创世纪诗群，70年代的朦胧派、白洋淀诗群、中国新现实主义，80年代的新边塞诗派、大学生诗派、第三代诗群、莽汉主义、整体主义、海上诗派、圆明园诗派、撒娇派、他们诗群、丑石诗群、非非主义、神性写作、新乡土诗派、知识分子写作诗群，90年代的网络诗歌、民间写作、第三条道路写作、中间代、信息主义、70后诗人，21世纪初的下半身写作、荒诞主义、灵性诗歌、新江西诗派、垃圾派、80后诗人等，在半个多世纪来相应的历史时期发挥了各自的作用。但是，在新诗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传统诗歌受贬抑过多，以致步履维艰，后继乏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号召弘扬民族传统文化，我国的传统诗歌获得再生机会。作为中国先进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华传统诗歌，进大学，进中小学，进千家万户，出现了“春风吹又生”的喜人景象。

创作传统诗歌，特别是格律诗词，要讲究平仄韵律，有一定的难度。于是，有人认为格律束缚了人的思想，要求放宽诗词格律，主张写不讲平仄的格律诗词、不拘形式规律的自由曲等。其实，适当地有原则地放宽格律要求是可行的，但万万不能无原则地放宽，否则格律诗词就变成散文了。诗词是一门艺术，必须遵循它特有的规律去创作，才能得到人们的认同。艺术是要有一定难度的，没有难度就成不了艺术。闻一多说过：“艺术就是戴着镣铐跳舞。”歌德则说：“在限制中才能显出能手,只有法则，才能给我们自由。”[6]对于不会做诗的人来说，格律是个障碍物；对于诗人来说，格律简直是利器。有人把诗词格律比做“缠足”而要求解放，这是不恰当的，因为“缠足”是病态而非艺术。

二、接触诗教

我国素称“诗国”，有诗教的优良传统。诗教，本为“《诗》教”，源出孔子；后来说的诗教，是“用优秀的诗歌教育人”的意思。

《礼记·经解》说：“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

“温柔敦厚”本指人的品性温和宽厚，这里借指诗歌对时政的“怨刺”必须“止乎礼义”，不能作过火的讽刺与批评，是孔子的“中庸之道”在文艺创作上的具体反映。孔子强调诗的教化作用和中和之美，影响深远，后世有人甚至提高到“诗教安邦”、“诗教兴邦”的高度。

其实，《诗经》的内容并不局限于“温柔敦厚”，孔子诗教的核心理论还有“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不学诗，无以言”、“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7]等。

孔子将《诗经》列为五经[8]之首，用于教化，说明至少在距今2500多年前诗教已经蔚为风气。从先秦至两汉，儒家通过诗教，教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去实现“仁”、“礼”等目标。从汉代直至近代的历史长河中，诗教久盛不衰，即使历经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和元代的“十儒九丐”[9]，诗教仍绵延不绝。

“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诗教的儒学观受到清剿，但传统意义上的诗教并没有停止，其内涵随废科举、兴学校、西学东渐[10]、救国救民于水火而不断丰富。

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年，是“毛泽东诗教”时期。毛泽东诗教具有政治强化和全民普及两大特点，影响了至少三代人。“四五”天安门诗潮[11]和改革开放后旧体诗的复兴，正是毛泽东诗教的成果。这个时期，传统儒家诗教的精神并没有随“洗澡水”一起倒掉。毛泽东在《同梅白同志的谈话》中说，旧体诗“最能反映中华民族的特性和中国人民的风尚，可以兴、观、群、怨嘛！可以温柔敦厚、哀而不伤嘛！”他在给陈毅同志的信中说：“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诗要用形象思维和运用赋比兴艺术手法，是不能违反的‘唐人规律’。”

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以德治国”这一战略思想正在祖国大地上开花结果。举国上下，越来越重视从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厚的营养来为新世纪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服务。

1999年2月20日，江泽民在接见唐宋名篇音乐朗诵会演创人员时指出：“中国的古典诗词博大精深，有很多传世佳作。它们内涵深刻，意存高远，也包含很多哲理。学一点古典诗文，有利于陶冶情操，加强修养，丰富思想。”

陈至立在教育部部长任上指出：“在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诗词歌赋是一颗璀璨的明珠。……我们的下一代在学习先进科学技术知识的同时，要继承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了解自己民族的文化，从小扎下中华文化的根，只有这样，才能成长为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的有用人才。”(引自《<古诗词诵读精华>序》)

2005年8月12日，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的领导在全国创建诗词之乡和诗教先进单位经验交流（望奎现场）会上指出：“诗教是中华传统美德教育之一，希望各地开展好、组织好。”

开展诗教活动，能造就健全人格、健康个性，使人际友善、人天和谐，可激发民族精神和忧患意识，促进亲民之风与报国之志。在当代，发挥诗教的特有功能，有利于建设先进文化，促进精神文明，构建和谐社会。作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有效载体，诗教具有丰富的时代内涵和深刻的人文意义，对于促进青少年的思想道德建设和爱国主义教育，提高学生素质，起着积极作用，是新形势下人文教育、道德教育的一条重要途径。与时俱进兴诗教，是历史的呼唤，时代的要求，中华的期盼。

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丰富资源、爱国主义教育的宝贵财富、提高学生素质的重要教材，中华传统诗歌具有其它文学样式不能代替的功能和魅力。学生情感的陶冶，精神境界的升华，思维的活跃，个性的发展，创造力的增强，综合素质的提高，都和诗教密切相关。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发挥诗教的独特作用，是为提高国民素质向根部培土的战略措施，是中华民族新世纪的“灵魂工程”。

学校是传播先进思想的阵地，是培养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人才的摇篮。为了强化忧患意识，打造新一代的气质与品格，培育和激发接班人的创新能力，营造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浓厚氛围，唱响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的主旋律，我们没有理由不振兴诗教。

诗教的主要对象是青少年学生。在今天的社会主义条件下，我们不需要“以诗取仕”，但需要“以诗育人”。我们不要求人人都做诗人，却需要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鉴赏诗歌和从事诗歌创作。

诗歌在向我们招手。要了解它，学习它，掌握它，首先要走近它。到真正了解它之后，你要是愿意，不妨与它结缘到白头。或许，它将成为你的重要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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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自《别林斯基选集》中《诗歌的分类和分科》一文。

[2] 引自《艾青选集》中《诗与宣传》一文。

[3] 意译：白天出门辛勤地工作，太阳落山了便回家去休息， 凿井取水便可以解渴，在田里劳作就可以过上自给自足的生活。这样的生活多么惬意，皇帝老儿的权力我也不希罕喽！

[4] 意译：绚丽缤纷的云霞哟，彩绸般布满天空。光芒万丈的日月啊，普照大地，一天一天没有穷尽。

[5] 建安七子：指东汉末建安时期曹氏父子之外的七位著名诗人——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和刘桢。

[6] 转引自姚普编著的《传统诗词》第298页。

[7] 这里说的是诗的社会功能，“兴”指振奋民族精神，“观”指提高观察能力，“群”指增强群体观念，“怨”指针砭社会弊病。

[8] 指《诗》、《书》、《礼》、《易》和《春秋》。

[9] 指元代汉族知识分子失去了以往的地位，读书人的地位比乞丐还低。

[10] 指西方学术思想向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通常而言是指在明末清初以及晚清民初两个时期之中，欧洲及美国等地学术思想的传入。

[11] 1976年清明节期间，首都人民冲破“四人帮”的重重禁令，写了成千上万诗词，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万恶的“四人帮”。这些张贴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或在天安门广场上朗诵过的诗歌，凝聚着人们的血和泪、爱和憎，是发自肺腑的战斗的呐喊。